「你咨詢什麼？」他問。我們坐在我打工的餐館，工友們見我和個「鬼子」一塊都裝不認識我，也不給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卻充滿恭喜。
「我想問問，怎麼才能找到一個沒有姓名、郵電編號的人。」
「電話呢？」
「也沒有。」
「是個什麼樣的人？」
「一個失眠者。」這令我驚訝：在此之前，我並沒有斷定過他屬於什麼樣的人。我想到過他可能是個會計，或一個電腦技工，喜好沒完的工作，將一堆字碼帶回了家，幾乎是幸福地度過一個個碌碌有為的夜。在街燈黯淡時，他將掀起長痔瘡的屁股，仰起他正在沙漠化的頭，打個長哈欠，有點感動和心醉於自己的律己和不無聊。我更多地想像：他是個像我一樣的著書者；那種對自己潛力、才華期望過高，夜夜熬自己、搾自己，想最終從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搾出偉大聲名的一類人，他們在每個世紀、每個時代、每個國度都佔據一個徹夜長明的窗。「一個失眠症患者」我正色對他說。不管他是幹什麼的，失眠是事情的實質。這樣我和他的遙遙相望，遙遙地相依為命就有了實質意義。
他用棕色眼睛看著我，眼神告訴我他是把我的荒誕作為一種情調來接受的。
遇到虹虹之後，我再次向那座樓偵察過。是個寂靜的正午，我向它出發。途中，我把錢包給了個十七八歲的黑男孩，不然他手裡的刀就把我捅了。其實我褲兜裡有一枚小型催淚瓦斯，但我沒用它，因為男孩在接過錢包時說了聲極動人的「對不起」。我只對他逃去的背影說：「請扔下我的身份證」。不僅身份證，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證，醫療證、學生證、借書證，社會保險證。我逐一撿回它們，心很飽滿，有了這些證，就證明是有我這個人的。
「哈，失眠者？」他說，用的是英文術語。「這個國家失眠者太多！沒看電視上有多少安眠藥廣告嗎？廣告不是說，由於賺錢、謀生、債務的壓力，失眠者越來越多？廣告倒沒說，失眠是因為人相互間的疏遠、親近的淡化、孤獨感無法得到排遣……」
「你怎麼知道？」我說。
他看著我，看著我。像個警察或醫生，專門會從人身上看出麻煩和未來的麻煩。
「真的，你看上去不怎麼好。」他說。
「你也是？」
「我也是。」他眼神霧掉了，說，有時的孤獨真那麼厚、那麼稠。「不過，你看上去……你到底怎麼了？」
「我就是在尋找一個人。聽我說……」
他搖搖頭，意思是，我理解你的胡鬧。在美國，生活之所以便當，是因為每件東西都有自己的公式。他在發現我這個人的公式，企圖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茫然=迷惘=理性低潮=精神無定性=某種癲狂。
「失眠會讓人產生臆想，出現一種不真實的境界……」他對我輕柔地說。
這時我們已走在路燈下、燈光中，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著落。我在這一剎那發現他恰恰是高高的、淡舊的，兩彎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我心裡的失眠者就該這模樣。
「沒有姓名、地址、電話。這個人就找不著嗎？」我說。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臉頰，愛憐極了。
星期五，我照例到餐館打了一天工。雖然餐館的活兒會引起脫肛、上火、背肌勞損之類的職業病，以及一幅奴顏媚骨的笑、忍辱負重的站立行走等等，掙得還不壞。進門時，四個工友正圍著一張桌在折餐巾。這是上午，我臉上糊了一層厚顏色，在上帝給我的那張臉上造出了另一張臉。他們說不需要人折餐巾了，需要人去冰庫扛冰。他們的臉新鮮，與紅制服紅得不分誰是誰。我突然冒出一股憤怒。昨天夜裡你們都睡得很好。睡眠，在夜裡是個島，人得渡到那兒去尋求安全。渡不過去的，譬如我，就在夜裡成了所有人的異類。你們自然全渡過去了，在那裡相會結盟，白天的戒備和敵意在那裡全都得到了協調統一，單單撇下我，落伍失群，孤獨得這樣徹底！
我搬第二桶冰時，他們大聲叫我：「作家！老闆每天賺一千，只給我們每小時四塊五，我們要鬧革命，你參加不參加？」
這事你們找我來啦？你們結了伴一同睡得內外一新，你們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你們從未留意到你們那長長的、安全的、正常的睡眠盟結中並沒有我！你們撇下我，這個不平等不公道對我更要緊。鬧革命，我不喜歡這主意，我一星期的營養不良全靠禮拜五這天補過來。
又聽到了叫：「作家，老闆娘要生孩子，我們祝孩子沒屁眼兒，你祝不祝？」
搬第三桶冰我倒了。這麼虛弱，我是沒料到的。工友們問我怎麼了，我的淚一滴滴流下來：怎樣啟得了口呢？我那不可理喻，見不得人的一點兒眷戀？……
我終於找到了那座樓，它和我住的那座高度相仿，樓下草坪也頗癩痢，草菊花也是烏紫色。還有那些出入的人，也都牽著狗，安分滿足，誰都怕和誰多說一句話。所有住戶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密密麻麻，我全不知從哪兒找起。一有人進出，我馬上把眼睛從那些名字上挪開。也像我的住處一樣，它有繁瑣的安全裝置，首先得有密碼，其次得有許可，任何像我這樣的來訪目的不明或詭密的，都被罰在雙層玻璃門外枯站。
先是出來個坐輪椅的老頭，我想借幫他開門的機會溜進去，他卻說：「你等人？等吧。」
再是個中年人，心事重重對我笑笑，並沒有問我：需要幫助嗎？他是個神職人員，因為他突然打個彎到我面前，給了我一本小冊子，叫做《你是被愛著的》，封面上有個張開雙臂的老太爺，大約是個蹩腳畫匠理解中的上帝。
在我離開那樓，向巴士站走去時，迎面碰上個人。那人年輕，蒼白得很。他對我說：「嘿！」我才認出，是他。他著運動裝束是完全意外的形象。我說：「你也住這一帶！」
「去湖邊嗎？」他說。
只要我再走慢些，就能甩掉他。事情出現了突變，那窗那樓和他似乎一下子有了聯繫，讓我好好理理心緒。
「為什麼不呢？和我一起跑跑。來呀！就是一夜不睡覺，沿湖邊跑跑，人會得到新鮮的神志，會忽然有種優越於全人類的感覺。否則，沒有恰當的睡眠，會感到自卑於其他人。」他說，腳步有板有眼地原地踏著。
我驀然看見他兩眼下的暗暈，這給了我某種線索。
「昨晚你失眠了？」
「失眠在拉丁語中也叫Insomenia。失眠是個古老的病。」
巴士出現在路的盡頭。
「不和我一起去湖邊了嗎？」
「不。」我說。
他向前彈去。我看他跑遠，一片冬天的影子滑潤地被他拖著。他不健壯的身體被太陽追得更贏弱；越來越細小的他卻有了個肯定的輪廓。
李海瀾「啊」了一聲。「你還活著？」
這已證實了，無醫無藥可救我，我卻依然活著。我顯然活過他預言的大限了。
「嘿，我找到那個人了。」我說。
「看見你和一個老美在一塊兒。可惜他不是咱中國人，不過你又不是我的妹妹。」
「就一個名字，還有一個郵政號，找了我好多天！」我興奮地說。
「你和那個老美怎麼了呢？他在學校教法語，收入還行。」
我在想，我和「老美」怎麼了呢？整整一個冬天，我和他每天都會碰一回面，像是我倆誰在盯著誰。
「你得找個伴兒！有個人說說話打打岔什麼的，還是很實惠的。」
李海瀾認為他已看透了我，看透了整個事情的結局。他沒工夫聽我解釋那個「老美」和我。還在冬天，他提出送我回家。快進電梯時，我要他等等。他問我做什麼，我說：信！他輕蔑似地笑道：你還有信？我說：信也沒有，睡眠也沒有，用什麼來切割每一天呢？日子不更過瞎了。他陪我走向密匝擁擠的信箱群落。我常常驚心動魄地打開信箱，它是日子裡惟一一個謎。我用手將信箱掃了一周，什麼也沒有。父母已習慣不給我信，或說，已習慣不常收到我的信了。正如他們從我的愉快中讀出不愉快。我也能從他們的健康中讀出病痛。
信箱空的，他尷尬似的笑笑。
在電梯裡，他吻我了。他說他愛我快趕上愛他自己了，我沒有「嗤」一聲笑出來。他有許多年沒收到過信了，他的電話答錄機十分負責地替他應接電話。他每天服維他命藥粒、給室內植物澆水、長跑、到三個大學教法文和法國文學，他還有個女鄰居，總來叩門，要他幫忙拉她衣裙背後的拉鏈。
入夜了，雪下得大起來。我躺在他懷裡，明明白白躺在燈光裡。兩點了，他說。我將他又摟得緊些。人們都渡到「睡眠」那個安全的島上去了。我問他：可感覺地殼在一鼓一癟地呼吸；落雪一片片在彼此廝磨？
他竟沒有回答，我一下子坐起來。
他怎麼可能睡著？他怎麼可以與我緊依著，卻和所有人一塊遠遠渡去了？這怎麼了得？我從未體味過如此徹底的背叛，以及它帶給我如此徹底的孤獨。我突然想起什麼，躍起，撲向窗。在撕開窗簾時，我心裡是陣神秘的劇痛。遙遠的樓上，那個窗仍亮著。我承認我的不忠貞，但我不是存心的。
那以後，我躲著「老美」。他暗示我們住到一塊，我暗示他那夜他睡著了。他對我這個傷心的、帶有揭露性的暗示非常無辜純潔地笑了。
「那個老美哪點不對你路子？長得不錯，手指頭上沒那麼些毛，人多斯文！」李海瀾說。
「你根本不瞭解我。」我說。
「你這人很不實際！」
「我是很不實際。」
「不實際有什麼正確？！」李海瀾，我曾經的室友，在此時凶了我一眼，奔他的課去了。
我真的撐不下去了，精神和肉體都被這失眠蠶食得差不多了。我將手臂伸長在骯髒的桌上，頭埋在它們之間，搖滾把這個咖啡室弄成了個鍛造車間。
出校門我見「老美」等在風裡。一點兒不忍和感動，使我幾乎又要答應他陪我回家。我還是請他離開了我。我眼裡儲著淚，他也是。可他連伴兒也不是；他不能把無眠的長夜分走一半。
這就回到了小說的開始，回到我在尋找的那個人身上。這時我在五十層樓上的公寓裡，失盡了一切情、誼、開懷和體諒。我從床上翻身下地，撕開纏滿脖子的黑髮。這是凌晨兩點，我卻離睡眠越來越遠。
窗簾被拉開，我的渾身大汗頃刻凝下來。一看見那窗，我放了心；只要它還在那兒、亮著，它就還是我的。就今夜吧，怎麼樣？我對自己說。半年來，我總是在這個時間想到他。我終於從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戶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把它寫在一張黃顏色小紙片上，和一些英文生詞一塊，滿滿貼在寫字檯上方的牆上。
這夜我撕下這個名字，又搬出兩大本電話簿。我的指尖從無數名字上掠過，氣越喘越短。我想，我一定得打這個電話了，名字、電話號碼、勇氣都來得那麼不易。
七位數的號碼，我頂多按到五位，手指頭就亂。於是我拳起手，只留根食指在外面，信號出來了，我一下又壓下話機。那邊若出來個「哈羅！」我這頭該怎麼說？說：「我想認識你。」或者：「我們一直是認識的，你一直在陪伴我……」
對，對。真是這樣，你是惟一肯陪我醒著的人。或許這些都是多出來的話，一個「哈羅」就很好了，其他的，看「哈羅」後面的直覺。
結果我沒有把這個電話打出去。不知怎麼一來我還是將打電話的慾望壓制了。
第二天早上去餐館打工，意外地，工友們邀我參加折餐巾。他們在哈欠連天地議論一件事。一個工友在今早開車路過一座公寓樓，見到警察和人群在處理一位自殺者。他從樓頂一層破窗墜落，把樓下被陳雪壓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個「大」字來。是個男人，年輕的，像胎毛的軟頭髮給風吹來吹去。那樓上的居民都在周圍遛狗，都說不認識他。
當夜，我不再有打不打電話的痛苦躊躇，我躺在床上，將自己身體裝殮進絲質睡裙，心裡一遍遍默習工友形容他的模樣，我熄了燈的獨房公寓裡是渾濁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