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許會說，成功的人看起來當然意氣風發。但是，事實不止如此。如果你問我，今天哪一種媒介、哪一種方法，甚至哪一種心理治療最適合人格發展，我的答案很清楚：創業。此外無他，甚至連可比擬的都沒有。沒有其他事情比追尋創業路線更能正面影響我學生的人格特質。我甚至能仔細告訴你過程。一切始於當事人的專注焦點。
以我為例，我開始構思茶創意時，突然眼裡就只有「茶」了。凡是跟茶有關的知識，我自動貪婪吸納。一列商店名稱中，我的目光自然而然停留在茶店。我像小孩似的仔細閱讀所陳列的對象，不知不覺吸收很多細節，很快便獲得許多知識，甚至是專業知識。沒有任何認識茶的課程，或是歸納過的學習過程能夠這麼有效。突然之間，個人的注意力有了方向，有了意義。
我也在學生身上觀察到了相同的現象。學生從存在的不確定性中，突然產生堅定的目光，對某事物持續感興趣。這種專注似乎和大學課程並不衝突，反而能避免荒嬉度日。青少年或大人成天瞎忙時，嘗到創業滋味的創業人正埋頭發展創意概念，刻畫他們經濟上的未來。他們這麼做完全出於自動自發，而非受到舊式父親或者權威人物的敦促。
現代教育專家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自訂方向的學習」，自己卻沒有教學生這些。用書中提到的方式來思考創業一事，可以清楚看見，創業者的性格特質較之以前都要重要。根據古早的思考模式，創業人是實踐企業管理思想的人物，他的特質、性向沒那麼重要，長遠看來甚至會造成干擾。
最好是可以用數學公式或者計算機代替創業人，那麼他就能真正發揮功效，遵守紀律，不會讓他的興趣、情緒與作用穩定的組織起衝突。這也是近年來，企業管理學漸漸抹殺創業人性格的原因。人是否有能力完成應該做的事，才是決定其價值的所在──但這卻不是當初德國著名教育改革家洪堡特（WilhelmvonHumboldt）對人的設想。
人的使命在於：將自己與世界各個面向有正面關係的人格，培養成為和諧的藝術品。
──洪堡特
但如果以創意概念為中心，尤其是有原創性的，或者創意十足的嶄新組合，性格就會又變成決定性角色。「創業的精義在於與眾不同。」英國經濟學教授卡森（MarcCasson）說。與眾不同，是決定性的關鍵。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牛津、劍橋和哈佛都擔任過教職，是第一位提出創業人在經濟體系中為關鍵元素的學者。當然以前企業家就已經存在，但是經濟學界把與人無關的不確定性當成一種進步。科學只是嘗試分析個人因素抽像化的一般通用歷程。
最大盈餘就是最高宗旨（不論那是基本動機，還是因為市場造成），以企業經濟的最優化來管理，而忽略應用者。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和人一起工作？今日，熊彼特的主張又重新被重視。因為事實在證明，血肉之軀的企業家不能被一視同仁，而且很多劃時代的創意不是從大公司中產生，而是從異想天開的腦子裡，或者由不合時宜的人想出來的。新開端、還沒有嘗試過的不尋常創意、一敗塗地的風險──這些所需的都不是企業管理的重點。
熊彼特把創業人分成兩種：「店主人」和「革新的創業人」。第一種是已經穩固的公司，要捍衛自己的市場；但是促進國民經濟的動力卻來自第二種，挾著新產品或新方法擠上市場的侵略者，[讀過熊彼特s作品的人，當他們聽見德國媒體將「企業」當成是一個整體的陣營時，都會覺得奇怪。「創業者」和「老闆」基本上興趣完全不同。
]其中留下來比較好的，就是現有公司的敵人。熊彼特所謂「創造性的干擾」很有道理，那是生產力進步的代價。大家不停讚美革新，但在「創造性的干擾」上卻異常沉默。熊彼特的主張幾乎同時被不同派系的政治家引用，但結論卻被排擠。
人類塑造意願的基本原則：效率
一個麥肯錫（McKinsey）的職員去敲天堂的門。天使彼得開了門後斷然說：「麥肯錫的員工休想從我這進天堂。」「為什麼要進去？」麥肯錫職員說，「裡面必須裁員5000人。」我們一講到效率，馬上聯想到裁員。統計數字也告訴我們，從20世紀80年代初始，大企業的職位持續減少，同時出現眾多創業者，以及在中小企業的職位。比起單純只是企業經營上的合理安排，效率原則要更廣泛得多。不但發明家忙著構思，也需要創造力、新產品和新程序──為了促進生產力，有時候還必要修改企業政策。
每個人都嘗試盡量減少花費去完成工作。就連亞當·史密斯，也不惜致力研究這個問題。他瞭解分工的重要性，以及以市場為導向對提高財富的意義。亞當·史密斯以此提出現代經濟理論的基礎。我這裡想表達的是：經濟效益並非企業管理學的特權，而是一種人類創作意志的基本原則。「做點事」這話講起來鏗鏘有聲，預告著積極主動，做一些不屬於日常生活的事。
人都希望能做點刺激的、充實的事情。「企業家」這個概念已經不太具有正面意義了。說到「企業家」，一般形象是穿著灰色西裝的老先生，很容易聯想到漸漸被列入負面印象的人。也許你反駁道，不會，企業家以及企業是我們經濟政策的領導人物。然而在歐洲，與企業有關的一切，都被標上負面意義的標籤，光是因為高失業率，在政治實質上就是種無法輕易糾正的偏見。以企業和利用企業追求高報酬作為社會改革的方針？這算是正面的目標？我當教授的薪資，由國家給付，算是正正當當。而喝茶運動居然賺錢，真是匪夷所思。當這個設立在經濟教育系大樓潮濕地下室的小公司（我們還得支付昂貴的租金），第一次賺了錢，而我們得意地告訴別人時，學校忽然解除我們的租約。當時的情形彷彿是學校在地下室發現了妓院。
在德國，公務員的地位被認為高於商人或者店東。最晚從浪漫時代開始，追逐金錢就成了社會批判的根本。利潤不是來自剝削勞力嗎？早期資本主義的印象在我們腦海裡──不是表面，而是深處──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經濟學家將利潤視為一種使支出少於收入的成就，其他人卻視利潤為第一要務，或者認清哲學家斯勞特戴克（Sloterdijk）所言，認為「資本家和企業家階級，用累進的破壞性精力，將所有穩固的環境炸得粉碎，讓所有堅固的狀態蒸發不見。」
主動參與市場活動
即使我們不表達得那麼戲劇化，也能從觀察得知，經濟不只逐漸滲透進我們的生活，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如今漸漸比宗教、文化甚至教育還要強大。經濟這門科學並不認為自己有權對目標負責，而把自己限制在優質的經濟管理過程上。經濟學故意並且明確將社會目標排除在外。它將意義問題有意識地歸咎給別的原則，經濟上的實踐同時越來越干預目標。這樣一來，優質化就成為了目標本身，成為某種自發運轉，而且時間間隔越來越短。
以前公司年度結算的時間週期是「年」，現在大財團則是每「季」結算。不過，在討論「被解放的資本主義」之前，上街抗議之前，或者為了全球化奮鬥之前，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在經濟領域中創造發揮這件事，究竟是否有必要讓給「資本家和企業家階級」，也就是相對於我們的「其他人」。我們在市場活動中已經處於被動狀態：我們閱讀使用須知，比較價格，讓相關機構測試產品、把關質量。這些都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的習慣。
我們必須瞭解，當一個信息充分、有自信的消費者，是值得的。自己主動參與市場，提供貨品，今天這個可能性對我們來說，好像還不太實際。然而，原因或許僅在於我們對這個領域所提供的機會和條件還不夠熟悉罷了。
「人窮志短」——引爆第二階段的啟蒙運動
市場系統的生存必須靠大家參與。市場經濟原則與政治體制類似。民主依賴的是政黨與政見的競爭，市場則仰賴在經濟領域中的創意和概念。對於民主，我們都很清楚我們必須參與，表達意見，發出聲音。你若把戰場讓給別人，就用不著奇怪，為什麼沒有人照顧到你的權益。但是市場卻是我們眼中拿不到的次要奢侈品，所以可以拱手讓人。
當然，市場運作並不完美。民主運作也不完美，卻沒有人認為可以因此就忽視民主制度，或者乾脆廢除掉。過去幾百年的政治制度從君主制度、寡頭政治過渡到民主政治。政治上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地轉變，也就是讓更多人參與轉移，在經濟上還需要更磊程度完成。一般認為身為供應者的、佯裝在大企業與跨國集團下的結構，似乎比個人消費者對市場經濟更具影響力。但是，正如並不是18世紀與19世紀初的啟蒙言論爭取了人民參與的權力，而是背後逐漸開展的人民經濟力量的推動，抱持懷疑態度的市場闡釋，有忽略解放的趨勢。
市場原則是反對權勢的，反對封建主義和保護機制，反對王室的貿易特權，希望讓沒有特權的社會團體能夠共同參與。參與市場活動，也是政治參與的先決條件。「經濟解放是個體無法改變的部分，畢竟『人窮志短』」，身兼美國作家和政治家的富蘭克林1974年在他的《窮查理的年鑒》（PoorRichard'sAlmanack）中這麼寫。今天我們在經濟體系中可以看見廣大參與者的身影。保守派幾百年反對市民解放和民主政治所持的主張，類似於今日看似合理的保留態度，亦即普通人沒有能力做決定。普通人缺乏教育背景，無法理解現象間的互相關聯，簡而言之，也就是一大堆只有學者、貴族以及富人才會有的特徵。女人則被視為完全不適合參與政治活動。
我們來進一步分析這些說法，為什麼普通人就不可能是主動參與經濟活動的經濟主體，不能共同產生作用？因為需要資金、需要專利、需要研究成果、需要廣博的知識、需要學習如何專業處理事務，風險太大。另一種傳統還來火上加油：一些中產階級認為，錢是腐敗的，經濟會改變人的個性；或者相反，會吸引人染上特定的（負面）習性。這種詮釋要回溯到數百年前反資本主義的根源：早期與中古世紀基督教灌輸的「錢是大敵」的觀念，還有反猶太的銀行家嘲諷漫畫。
有些政治陣營宣稱，人民經濟解放一點都不值得嚮往。經濟解放會讓大家成為一丘之貉，也變成企業家以及「剝削者」，會遏止原先的意圖。像「新故鄉」[1982年德國工會聯盟意圖推動公益性住宅計劃，卻演變成弊案。
]的醜聞似乎能證明這類論點。
當康德1784年回答「什麼是啟蒙」這個問題時，他給的定義並不局限在政治上，而且還有主體的自我經濟滿足。「啟蒙，是人走出他自身招致的未成年狀態」，哲學家強調說明，「未成年，是無力於無他人引導情況之下應用自己的理智。若此無力之因並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缺乏決心及勇氣在無他人引導情況之下應用理智，此無力狀態便是自身所招致。」康德鼓勵：「勇敢起來，運用你的理智！」等到大多數人理解並進入經濟活動，而且有更多人能主動發覺這個可能性時，我們就達到了啟蒙運動的目標：鼓舞人進入經濟領域，使人開放、自信、有勇氣影響社會，而且社會經濟的關鍵不是掌握在少數的經濟勢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