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一生寫了無數文章，先後出版了十多部書，鄙夷者有之，讚賞者也有之，尤其是最近十餘年，隨著兩岸三地交通的往來頻密，政治連帶著文化氣氛的日漸寬鬆，胡蘭成的各類著作先後出版，讚賞者更是有加，即便鄙棄其當年入幕偽政府行跡或憎惡其男女之道，對其學問文章卻多加以肯定乃至崇仰。那麼，胡蘭成的學問文章究竟如何？
先說文章。
胡蘭成最看重自己兩部書：《山河歲月》和《今生今世》，他對這兩部書寄托了很大期望，自稱不寫完這兩部書，他是連飛機也不坐的。兩部書中，他尤其看重的是後者《今生今世》。
先看他自己的評價，他對《今生今世》有著極為堅強乃至於狂傲的自信，他給唐君毅的信中幾次三番說到：
「《今生今世》一書，不堪入有學問者之目，惟眾人之無學問而但識字者讀之偶有喜愛，這就可以了。雖然，此書終當不朽。」（1962年9月24日）
「我寫《今世今世》，雖亂世的人與物亦如在仙境佛地，此是格物的真本領。我不以他人的批評來高低我的書的地位，倒是他對我的書的批評如何而看出他這人的程度與真實道德。」（1964年9月29日）
「以言文章，《紅樓夢》後半不及前八十回，即在其虛處無事處不及。後半隻見其是在敘事敘情，空氣欠流通。而今人學西洋的小說，皆是被事實塞滿。以此我重新自喜《今生今世》寫的有事似無事，正惟《閒書》可傳千年也。」（1965年10月20日）
可見，胡蘭成自己是將《今生今世》看作千年可存的經典的。
他人是怎麼看的呢？
唐君毅的日記中根本沒提讀此書的事，但他給胡蘭成的信中曾說到，唐的原信不見，唐的話只見於胡蘭成的回信。
胡蘭成在給唐君毅的信中說：「民國以來，至於今天，是要有一全面的反省。我寫《今生今世》是為此。蓋文明生於格物，而歷史要能打開，人事的現實即是解脫。然亦誠如兄言，『不知者讀之，只是羨慕你老婆多』，我亦開心好笑。世俗之人，但能讀之不生厭倦，此即其中必有知之者了。書出版後，了卻一大願，頓覺疲乏荒涼不堪，然除吾兄外，無可與言也。」（1959年9月25日）
唐君毅所謂「不知者讀之，只是羨慕你老婆多」，雖是一句笑話，卻未嘗不是他的一個意見，他在再回信中就表明了態度：「惠函謂大著印成感疲乏荒涼，善哉此言！昔禪宗大德言悟道之後覺大事已了，如喪考妣。兄書將兄平生善惡之事收拾於一卷之中，即是大事已了，綺夢閒情從茲斷絕，與賢夫人共偕白首。則道在邇而大信立於家室矣！謹以預祝。」朋友之間如此明言，幾乎是批評了。對此書的總體評價，只是一句：「將兄平生善惡之事收拾於一卷之中」，如此而已。
張愛玲怎麼看呢？
張愛玲是他的文章「宗師」，她的意見也是他最為看重的。為此書和其他事，兩人之間又有過兩次書信往還。
張愛玲從大陸到香港，胡蘭成是知道的。所以池田去香港時，他曾托池田去看望。池田在香港未見到張愛玲，但留下了地址。不久，張愛玲從香港去了美國。
在胡蘭成寫完並出版《山河歲月》和《今生今世》上半卷時，他突然收到張愛玲自美國寄來的一張名信片，只寥寥數語，寫道：「手邊如有《戰難，和亦不易》《文明的傳統》等書（《山河歲月》除外），能否暫借數月作參考？」
《戰難，和亦不易》是他最早的為汪精衛辯解張目之言論集，《文明的傳統》則是他在武漢《大楚報》寫的社論集，兩種書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可胡蘭成最看重的兩部書之一的《山河歲月》，張愛玲卻要「除外」。胡蘭成此前已從香港小報上得知，有人曾將《山河歲月》拿去問張愛玲，張愛玲不置一辭，張愛玲此時來信借書仍是不置一辭。
胡蘭成急急忙忙回了信，還如情人間的老套，附上了自己一幀新近的照相：
愛玲：
《戰難，和亦不易》與《文明的傳統》二書手邊沒有，惟《今生今世》大約於下月底可付印，出版後寄與你。《今生今世》是來日本後所寫。收到你的信已旬日，我把《山河歲月》與《赤地之戀》來比並著又看了一遍，所以回信遲了。
胡蘭成有點心虛，張愛玲在香港寫的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他的評價極高，他原以為《山河歲月》要比張的文章好，可將這兩部小說對比著讀，讀後仍覺得自己的文章不可及。但現在又寫了《今生今世》，情況自是不同了。
《今生今世》上捲出版後，胡蘭成急急地將書寄去美國，又寫了信，還「在信裡寫了夾七夾八的話去撩她」。張愛玲許久後才回信，卻是一派正經冷漠：
蘭成：
你的信和書都收到了，非常感謝。我不想寫信，請你原諒。我因為實在無法找到你的舊著作參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誤會，我是真的覺得抱歉。《今生今世》下捲出版的時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請寄一本給我。我在這裡預先道謝，不另寫信了。
愛玲十二月廿七[13]
張愛玲在信中預先聲明，以後再寄《今生今世》下卷，她不再寫信了，這自然令胡蘭成失望。他在信裡寫的「夾七夾八的話」，對此時的張愛玲也不再起作用了。更令他失望失落的是，他這部「依照愛玲說的」運用「散文記實」體，整整寫了四年的七八十萬字之長的自傳，張愛玲仍然不置一辭。
胡蘭成不知道，張愛玲對《今生今世》是有過評價的，雖然只是局部點評。張愛玲在給夏志清的信中說：「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於老到這樣。不知從哪裡來的quote我姑姑的話，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氣死了。後來來過許多信，我要是回信勢必『出惡聲』。」[14]這說不上怎樣負面，但也沒有任何正面的評價，可見張愛玲並不看重這本書，不然不會不說。
胡蘭成以後到台灣，朱西寧見他之後，竟熱情澎湃地寫信給張愛玲，一是要為張愛玲寫傳，再則為胡蘭成曲意解說，想讓兩位重修舊好。胡蘭成自然心動，立刻將新出的《華學、科學與哲學》寄去美國。可張愛玲回朱西寧信，請朱不要寫她的傳記，對胡蘭成則提都未提，從此與朱也斷絕了音信。胡蘭成寄去的書根本連拆都沒拆，原封不動退回了。這就是胡蘭成和張愛玲之間的最終結局。
那麼，對胡蘭成的文章，主要是他這種「散文紀實」體文章應如何看呢？世人已說了許多，以前港台人說，現在大陸流行胡蘭成，也開始評說，這裡引一段香港江弱水寫於1997年的文章中的兩小段話作結：
他的文章卻實在寫得好。我現在談他的《今生今世》，就是抱著這樣的態度：其人可廢，其文卻不可因人而廢。此書也非全然可觀，我特許其第一部分記故鄉童年生活的「韶華勝極」約六萬字，那是「在山泉水清」的文字。書中別處雖也不乏零珠碎玉，總不及這一部分，有如一天雲錦的絢爛，一溪流水的清新。
…………
胡蘭成的文章確實不同凡響，我們卻不能不知。《今生今世》嘗引三國贊曹操的詩「是非功罪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似乎胡蘭成的人與文是不能拆開了，可我們還得試著分別對待，讓他的人格歸人格，文體歸文體。那真是不能無一、不可有二的鮮活的文體。[15]
下面，再談胡蘭成的學問。
先引一般讀者的一種看法：
我個人覺得從《山河》以降他寫的東西絕不能稱之為歷史哲學或別的什麼。他不過是一個偏執封閉，去國多年，搞不清楚外界情況，大中國情結無限度膨脹，不肯虛心平衡看待西方世界又沒底子耐心虛心做學問，一味空想的可憐蟲而已。
不說別的，他下的那些嚇死人的無限廣闊的定論，全無實據，舉的例子都是那種世界歷史二十天速成的初中課本材料：如中國不似西洋，從來不是奴隸社會一說，真是為片面、偏見下了新的定義。噢，原來《醒世姻緣》裡一個丫頭賣五兩銀子一件官服倒要二十兩，敦煌找到的賣身契，文獻裡數不清的蓄奴制度記載，清律明文規定主子殺奴才只需杖刑流放數百里，民國初年胡自己應當看得見的廢除婢妾運動，和他親悉的秀美被賣做妾，都只是華夏文明一時糊塗犯的小小錯誤，整體上來說還是比西方優越平等的。真是失敬了！這種例子不勝枚舉。[16]
這是一位不知名作者在網上所寫，他坦承道：「我對他嚴苛，是因為他聰明過人，才情縱橫，『卿本佳人，奈何作賊』？」但顯然，對胡蘭成的「古今中外」學問在總體上是否定的。
下面再引唐君毅的意見，就以兩人間的通信來說明。
唐君毅是胡蘭成逃出大陸後在香港才結識的朋友，也是他此後近三十年內唯一持續交誼的老朋友，若不是言不由衷，那麼，胡蘭成對唐君毅的評價是極高的，在以前他推崇梁漱溟為中國文化第一人，在以後則推舉唐君毅為中國文化第一人。唐君毅的《哲學概論》，他盛讚道：「足下此著自是盛業。蓋自民初北大梁漱溟、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諸教授提出東西文化的問題以來，四十餘年間，有結果者，當推此著為第一矣。」（1961年6月24日致唐君毅信）
胡蘭成與唐君毅之間的通信，現公開發表可見的多至一百多封，前後持續了二十餘年，可從兩人的通信中可知，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的見解卻是日漸違離，漸行漸遠，這主要源於兩人的學問見解不同，治學路徑不同，當然，處世謀生的方式也不同。兩相比較，可看出胡蘭成學問上的態度和問題。
還在五十年代，兩人之間已明白互示差異，但此時唐君毅對胡蘭成仍評價甚高，儘管其中帶有不少中國老一輩文化人交往時必不可免的虛言套語。下面引幾封信證之。
唐君毅致胡蘭成（1954年3月15日）
蘭成仁兄左右：
賜書奉悉。大著四冊亦奉到。弟去歲得兄書，曾上一函，未蒙賜覆，想未收到也。大著已遵囑送錢先生（錢穆——作者注）、港大圖書館及敝校圖書館一份，鹹囑代申謝意。弟校於前半月乃開課，教務事殊忙。大著前奉到只匆匆讀一周，尚未細讀。讀時唯感一天地清寧氣象，隨處皆可興可觀。兄言中國文化如話家常，於歷史上之問題所在、爭論所在，恆片言折獄，省卻無限閒言語，此最不可及。蓋兄之所言皆由民間日常生活中得來妙悟，再以觀歷史，而誰道二千年往事，而今只在眼前頭矣！春水生而巨艦輕，故行無所事如未嘗用力也。弟以知見駁多所掛累，又覺當今世界如積陰重霧，乃竭力求加以推拓，冀見光明。惟憶十年前乘機過三峽時，飛機在雲上行，俯視白雲如海，又如在滿地新綻棉花上行，觸處皆成溫暖。弟知有事而未能言。
大著之所向，其在是乎？略書讀後印象如此，不知是否，書此以報盛意。
………
胡蘭成致唐君毅（1954年3月27日）
君毅兄左右：
十五日手書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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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偶借得《民主評論》，得讀「羅近溪之理學」，甚覺正大精微，殆無餘義漏義。雖其詮釋不慮而知，所舉二例皆欠佳，亦讀者會意可耳。羅氏言天人之際，乾知坤能，知與覺打成一個，及誡一種靈明光景之膠結凝固，卻要率性達命，以命成就性，雖聖人復起，無以易其說。又其言敬畏小心，亦極令人思。
竊以道有微有顯，故孔子言仁，必有事以表之，而孟子亦言性必及命，仁義常並舉，此所以能推，且皎皎與世人共顯見也。自宋儒始多言性理，雖亦言推，而亦惟言推之理，罕言推之事，遂自成一理學，然彼時矯佛學之餘弊，蓋有不得不然者，且彼時歷史典章文物之正，可與萬民顯見者固具存，故雖理學中分派別，但一般人則對於無論朱陸之言皆能無惑，以為皆是對的。而今日則不然。清末以來，典章制度皆變動未成定，乃至對歷史及眼前事物皆蕩失無信，然後更懷疑及於先聖之學，而欲以西洋哲學以代之。故今日哲學，必微顯並舉，而以顯證微，與宋明理學之著力處有同有不同也。
拙著《山河歲月》全書亦惟禮樂二字，且意在於求顯，庶幾「聖人出而萬物睹」，其嚮往，則吾志也，其至或不至，則吾力也。及出版後，則又悵然，覺今時解人寥寥。蓋今時青年，其思考方法皆錯，故學問之誠亦無自而生，而大陸知友處又不能寄去，遂若此書專為吾兄而寫矣。
抑又有言者。孔子辨華夷，孟子拒楊墨，韓愈諫崇佛，宋明理學家多曾研究釋氏之學，而棄去不言，今吾兄與牟先生揭聖賢之學，以與西洋哲學相馳騁，但仍若有所留戀於西洋哲學者，此則於己似尚未能止於至善，而好惡之誠亦尚未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於人更未足以祛當世之惑，致學生以為聖賢之學與西洋哲學可以互相補足。弟此言或過於直，然惟仁人能受盡言，故於兄不敢隱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