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無出路，生計經營上無著落，男女情緣上也已經力不從心，胡蘭成開始著述，開始談中國文化，逐漸從「政治胡蘭成」轉向「文化胡蘭成」。這是他的聰明，是他的見機行事，是他以後安身立命的依靠，也是他真正留下一點文化價值的所在。不然，即使有張愛玲，他胡蘭成也只是個「張愛玲的胡蘭成」，絕不會再有其他。
自與佘愛珍結合後的三四年間，胡蘭成寫下了他自己所有著述中最為看重的兩部書：《山河歲月》和《今生今世》。
如前所言，《山河歲月》是胡蘭成在溫州匿居時開始動筆的，幾易其稿，改寫多次，在大陸解放前夕，曾印過一個本子，題名為《中國文明之前身與現身》，但他自己並不滿意。他逃出大陸時，初稿帶在身邊，偷渡日本時，將稿本留在了香港唐君毅處，由唐替他代抄了一個副本陸續寄出，最後他集中修改，直到1954年才最終定稿，由日本清水市西貝印刷所用中文出版。清水市是池田住家所在，池田是清水市商會理事，顯然這又是出於池田的幫忙。
《今生今世》，是在《山河歲月》完稿後，胡蘭成從1954年3月開始寫起，在他所謂「依照愛玲說的」用的「散文記實」體，此書整整寫了四年，直到1958年才完成，胡蘭成這部七八十萬字的長篇自傳，分上下卷先後出版，以後才集為一本。
這兩部書的出版，胡蘭成並未在經濟上得到多少好處。1954年在日本用中文出版的《山河歲月》，日本自然無大銷路，胡蘭成只能通過唐君毅以及樊仲雲幫助銷售。他曾想疏通台灣關係，可台灣仍然不忘舊賬，不准他的任何書入境，連他準備送給在台灣的徐復觀、牟宗三的書也不敢貿然寄去，寄出的也不知下落，仍只能通過唐君毅給他轉寄。四年後，當他《今生今世》出版時，情況仍復如此。兩本書在香港只能一百冊兩百冊的零銷散賣。港台是除大陸之外的最主要華人區，銷書既如此艱窘，自然得不到什麼經濟上的好處。而且，這兩部他自己極為看重的書，當年出版後幾乎沒引起任何影響，好的壞的都沒有。
五十歲以後，胡蘭成的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割了盲腸，戒了香煙，雖然「不敢言老，不便言隱，然而容顏日趨衰朽」。年齡已不容他太過活躍。有一次他去電台講話，因貧血而在電車上暈倒。他自感精力不濟，遇上天氣轉變就腰骨酸痛。在寫完《今生今世》後，他開始調養自己，他本是個閒人，登山玩水，看花賞鳥，聽聽昆曲，這是他新近發現的愛好，於是東托西托地到處尋覓昆曲名家的唱片。此外，最多時間的，當然還是讀書，以後十多年，是他這輩子集中讀書最多的第三個時期，讀的最多的是中國文史古籍，他告知唐君毅，在一年間他就讀了《昭明文選》，杜甫、白居易、韋莊等人的詩，讀韓愈、汪容甫[10]文，讀《淮南子》《韓非子》，讀《論語》《史記》等等。他本不愛禪宗，也是此時開讀的，一讀之下大感興趣，自認與自己的處世為人有許多相合處。1967年，他在日本用中文出版了一本《心經隨喜》，就是這幾年讀書的成果。七十年代末台灣「三三書坊」為他出版的《禪是一枝花》，也可追溯到他此時的讀禪宗。
日本人早已不需要他的「策論」，胡蘭成仍不死心，他不能寫「策論」，就寫大文化政治論，1962年，他寫了本大話連篇的《世界之轉機在中國》，還雄心勃勃地想用英、日、中三種文字同時出版。可事情在日本就沒成，只能到香港找出路。香港也難，無出版人願買版權，胡蘭成的人和書都不見容或不見好於進步文化界，唐君毅出面為他奔忙，給香港《新聞天地》卜少夫「打電話去不下十次，亦曾附一函，未見復」，弄得唐很為難，回過頭來讓他能出英、日文本，還是先出英、日文本算了。可這是胡蘭成的大話炎炎，日文本一時都不得出，還會有誰給他出英文本？台灣自然更無辦法，可他居然自解自嘲說什麼：「弟此書亦並不擬與蔣總統看。」幸好，《新聞天地》最後還是給他連載了。對此書，唐君毅的評價是：「蓋大著行文所抒之見，如天外游龍，雖論世間萬法，而又若不與萬法為侶，亦明出自一居異國而回念故國之情。」這是委婉客氣的說法，直白地說，就是野路子，是一個無根遊子的狂想。這是胡蘭成的最後一本策論性著作。
兩年後，胡蘭成又突發奇想，要寫一本兩晉南北朝的歷史演義。也許說不上「突發」，以前亡命溫州時與夏承燾、徐步奎等人交談，他就說過自己寫過演義一類的書，可能此時他見港台地區風行武俠小說，相比於自己的書沒有市場，想換一種寫法以擴大影響？他自己還另有想法，他認為兩晉南北朝這段史實最合於他近兩年喜愛讀的《易經》，現實原因則是「今天不是飛揚的時代。今是革命退潮時，今天是反省的時代」，他自感他原先那套大話狂想等等已過時，所以，他要以兩晉南北朝史實為材料以作反省。準備怎麼弄呢？
他計劃中的這部《晉南北朝演義》，「要用當時的敦煌壁畫、《搜神記》[11]等小說，襄陽等地的民歌，莫愁、蘇小小[12]等傳說，南粵及西域之商舶駝隊沿途風景等等。不用西洋小說的寫法，而用《三國誌演義》等的寫法，但亦絕不沿襲之，絕不誇張或捏造故事，而是照實來寫，比如唱戲，是不用絲竹的清唱。又決不說教，其中若有大道理，亦務必使讀者自得之，如此才是文章」。他的標準懸得很高，又是《紅樓夢》和曹雪芹，「字字皆是精魂心血，弟之寫作態度實與之同」。當然，這一切僅僅留於想像，這部演義沒有寫成，或許就根本沒有動筆。
一年以後，胡蘭成在日本人鼓勵下，又要寫一部大書，口氣同樣很大，是「為當代的人所寫道德教科書」，內容是天文、地理、政治、科學、哲學等幾無所不包，這回是動了筆的，也是有結果的，就是他1967年寫畢，1968年用日文出版的《建國新書》。書還未寫成，他就狂妄地誇口，此書可與《今生今世》同樣「可傳千年」。
虧得胡蘭成有這樣的自負和自信，不過，他此時除了自負和自信，也確實沒有其他什麼可依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