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比孫悟空，齊天大聖孫悟空只拜三個人：西天佛祖、南海觀音和自己的師傅唐僧。胡蘭成一生不曾拜人為師，若要點香謝恩，他點三炷半，一炷感念張愛玲，一炷感激溫州的劉老先生，一炷敬給孫中山，還有半炷香則謝日本池田。孫中山不說；池田於他有救命之恩，之後他逃亡日本還多承池田收留照應；劉老先生亦同樣，對他流亡溫州時有收留掩護和照應之恩。他將張愛玲於此三人並列，且列為第一位，作如此高之抬舉，不在於張愛玲在他抗戰後狼狽逃亡中對他的幫助和探望，也不在於他們之間的相愛相戀之情，前者於他是不必之舉，後者於他是過煙雲煙，只是「柏拉圖」，他對張愛玲舉香拜禱，是因為他將張愛玲看作他的文章菩薩，是他難以企及又長久追攀的高度。由於張愛玲，才點開了他的文章之道，只是從張愛玲處，他才真正懂得了什麼是好文章，什麼可以入文章而不鄙俗。他雖自狂有經國濟世之才，待他出入繁華、紅塵落盡之後，可能認清自己最終只是個紙上談風雲的書生學人，身無長物，長物唯有自己的文章。這就是他舉第一炷香奉張愛玲的緣由。
說起來有點奇怪，胡蘭成寫的是政論時評，張愛玲寫的是小說，兩者的要求和眼光不同，像是無法比較的。這裡不能忘記的一點就是，胡蘭成也有過一個文學青年期，雖然晚熟，雖然為期甚短，他的第一本書就是文學作品，在廣西寫的散文集子《西江上》，而其時他的年齡要遠大於初出道時的張愛玲。前文提到張愛玲時，之所以反覆說其為天才，因為張愛玲自香港回上海「孤島」，一出手就金光萬丈，一上文壇幾乎就是個成熟的傑出作家，沒有稚嫩和生澀的「文學青年」過渡期，確是令人驚異，令人為之頭暈目眩不已，難怪胡蘭成初見之下，大聲讚歎叫好了。
可胡蘭成從張愛玲處受益，又豈止是文學和小說？
胡蘭成是聰明人，更主要他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他與張愛玲的近距離接觸。張愛玲的教養，張愛玲的獨特的視角和見識，張愛玲的趣味和眼光，張愛玲西化式的待人接物的冷靜和自私，在在於他都是一種從未見識過的新鮮的刺激。胡蘭成傲氣，面對這一個奇女子，相識之初就想與她比鬥，想在精神上收服她。人生閱歷上，胡蘭成自然勝她多多，憑他的經驗老道、憑他與女人交遊的積累，似是不難做到的。可他要的，不是他在尋常女人那裡所要的，他想要的是張愛玲的肯定。可他這一番努力卻注定只是徒勞。張愛玲雖未經過多少人事，卻是什麼都曉得，什麼都能看透，最令他心服乃至心寒膽怯的，她同樣也能看穿他。幾度接談後他才明白，他面對的是怎樣的一個天才女子，他使盡了武器，還不及她的素手。他在精神上不但沒將她收服，反為她為收服。
張愛玲的隨意點評，給他以啟發和頓悟。她讓他懂貝多芬，也讓他懂得中國戲的好處，讓他懂得紹興戲和民間小調的價值。他原不是不懂，也不魯鈍，只是沒有自信，經她一點撥而妙悟，他原經有的人生也因她的參評而得到警醒。即他所謂「我在愛玲這裡，是重新看見了我自己與天地萬物，現代中國與西洋可以只是一個海晏河清」。經由張愛玲，他的整個心靈得到了提升、藝術的提升。有些是當下的，有些是日後回想而體悟到的，下面一段話可以說明此中的況味：
我是受過思想訓練的人，對凡百東西皆要在理論上通過了才能承認。我給愛玲看我的論文，她卻說這樣體系嚴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來解散了，驅使萬物如軍隊，原來不如讓萬物解甲歸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詞術語禁制住，有錢有勢我不怕，但對公定的學術界權威我膽怯。一次我竟然敢說出《紅樓夢》、《西遊記》勝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愛玲卻平然答道，當然是《紅樓夢》、《西遊記》好。[17]
張愛玲成了他永遠的文章宗師。
胡蘭成以後著書多種，都努力在追步張愛玲，力圖達到或超越她的高度，儘管文章類型不同，取得是完美、精緻、和諧的標準。沒有張愛玲，他自認不會寫《山河歲月》，也不會寫他的《今生今世》。他本以為《山河歲月》可及得上了，可看到了張愛玲大陸解放後寫的《赤地之戀》，他自感還是及不上。
這，是他看走了眼。他將《赤地之戀》看作寫大陸解放後社會現象的最高之作，其實這部作品政治領先壓倒了藝術，壓到了藝術幾至沒有，所描摹的現實成了赤裸裸的虛假。這一時期張愛玲創作的其他作品基本上也可作如是觀。張愛玲最好的作品還是她的《傳奇》，《傳奇》中的《金鎖記》和《傾城之戀》。說張愛玲天才，也是指她的藝術才華在瞬間急速和集束地閃耀爆發，以後的作品只是餘光殘燼中的閃爍了。當然，說《赤地之戀》不好，也不就是指胡蘭成的《山河歲月》怎麼出色。
有些地方他沒看走眼，比如，他早年在名為《皂隸·清客與來者》一文中稱讚張愛玲的《封鎖》「非常洗練」，「簡直是寫的一篇詩」，然後評價道：「我喜愛這作品的精緻如同一串珠鏈，但也為它的太精緻而顧慮，以為，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的。」可張愛玲不久在《自己的文章》中卻寫道：「一般所說的『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
原來人們以為，這是張愛玲回應迅雨（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中對她的批評，現在根據胡蘭成和張愛玲兩文發表的雜誌和時間以及這一句「時代的紀念碑」來看，可以判斷張愛玲回應的是胡蘭成[18]。胡蘭成說得本不錯，張愛玲說得也不錯，不是自謙，張愛玲的筆調確寫不出「時代的紀念碑」。但胡蘭成真正與張愛玲相識相愛後，卻像是不再有信心堅持以往這一看法，從他看走了眼，從他以後認為《赤地之戀》簡直可比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他大概認為張愛玲是可以寫「時代的紀念碑」式的作品的。
由張愛玲，胡蘭成還有幾項具體的得益。簡單地說就是：
其一，張愛玲肯定中國地方戲曲以及民歌野調的價值，這些原本是胡蘭成自小就熟悉的，但他沒有自信，經由張愛玲的提醒和強調，他才重新有了信心。
其二，他自覺不自覺地學用張愛玲的句式，蘊藉，淡泊，語帶微諷，多用短句單句，段落間過渡快，自成一體。他在寫《山河歲月》時，常常感覺到沾染了張愛玲的筆調，曾笑自己說「吃張的饞唾水了」。
其三，那就是行文中不避方言俗語。如上面這句「吃張的饞唾水了」，本有現成的相當的一句「拾其餘唾」，但他不用。
張愛玲是好此道的，最多用的就是上海一地的方言，說自己以自己文章為稀罕：「稀奇弗殺」，上面引過的她與胡蘭成讀古樂府詩，「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張愛玲笑解「眄」字，就是上海話中的「眼睛描發描發」，確是準確而生動。
胡蘭成在與張愛玲相識前，文中絕少方言俗語，而到寫《今生今世》，卻是無章不有，使用了大量的上海方言俗語，不懂滬語的不會懂，只能聯繫上下文猜出個大概意思，猜出了，也不會懂得其中所包含的全部情緒和特別意味。如：
「叫得來調子來得個好」（來得個好：真正的好、特別的好之意）；
「年紀已到壩」（年紀已到這個地步之意）；
「吃了一頓生活」（打了一頓）；
「事情擼平了」（擼平了：解決了，但含有用一定的手段解決之意）；
「講閒話六開」（六開：爽快、大度之意）；
「推扳不起」（不能有差池之意）；
「幾何可惡」（幾何：用以加重語氣的副詞，有多麼、多少、怎麼這麼之意）。
還有許多滬語中的名詞、形容詞如：霧數（潮濕氣悶使人難過的狀態）、落位（輕鬆、舒服且得意）、板要（一定要、真的要、難道要）、小眾生（小畜牲）等等。
因為有官方統一用語的標準在，一般公認，中國的北方作家在這一點上是大為沾光的，許多北方方言直接可入文章，最不方便的是南方作家，很難處理江浙滬一地的方言，有些根本就說得出寫不出，按音寫出來也讓外人無法懂。張愛玲的文章，不知道是否有這個問題，胡蘭成如此繁密的使用，肯定免不了這個問題。但若懂得滬語的，讀其文章，不見其村俗，反見其生動、有力，分外妖嬈。
總起來看，胡蘭成與張愛玲的相識相知，有這一段情緣是幸運的，而且幸運是雙方的。
胡蘭成可能是張愛玲最早的熱烈欣賞者，最早的「張迷」，「張愛玲熱」雖不由他而起，無論是當年還是幾十年後，可以說，張愛玲價值的肯定和崇揚，乃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現象，但胡蘭成的最早讚賞自不應埋沒，尤其是這並不因為兩人的情緣。更為可貴的是，他用筆記下了張愛玲，雖然其中有虛略隱晦，而且肯定得不到張愛玲的認可，可畢竟是最貼近的也差不多是僅有的關於張愛玲的近距離記錄。
兩相比較，幸運更大的一面當然還是胡蘭成。
無論胡蘭成當年如何狂妄自大，眼高於頂，也無論今天有多少人欣賞和讚美他的文章學識，如果沒有張愛玲，如果沒有張愛玲的研究而擴及於他，幾乎能肯定，胡蘭成將永遠沉沒於歷史，無人理會。
胡蘭成在汪偽政府中折騰了幾年，自大陸逃往日本後也活躍一時，文章著述寫了好多種，可就像浪花浮沫，轉瞬即逝，在幾十年的時代潮流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是由於張愛玲，只是由於美國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張的極度褒揚，只是由於港台地區對張愛玲研究的不斷深入，胡蘭成的身影才悄悄從歷史塵封中逐漸現形。
為這，他死了也應該感謝張愛玲。
註釋
[1]胡寧生文《有關父親胡蘭成》，網上論壇「張迷客廳」或「胡蘭成吧」。
[2]張潤三《南京汪偽幾個組織及其派系活動》，《文史資料選輯》九十九輯，中國文史出版社。
[3]無獨有偶，張愛玲改為張愛珍，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也有過一次，不過是出於張愛玲本意。香港《中南日報》欲刊載張愛玲一譯稿，張堅持不以本名出現，編輯無奈只得以「張愛珍」及「愛珍」名見報。事見慕容羽軍文《我所見到的胡蘭成、張愛玲》，《香港文學》第133期，1996年1月1日。
[4]《文史研究資料》九十九輯，1984年11月出版，這輯《文史研究資料》仍屬「內部發行」。
[5]柯靈《遙寄張愛玲》，《讀書》1984年第4期。
[6]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7]張愛玲《傳奇》，上海山河圖書公司中華民國卅五（1946）年十一月增訂本初版。
[8]張愛玲《流言·私語》，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9]張愛玲《流言·童言無忌》，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10]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11]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12]張愛玲《流言·到底是上海人》，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13]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怨東風》。
[14]張愛玲《流言·愛》，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15]張愛玲《流言·詩與胡說》，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16]張愛玲《流言·忘不了的畫》，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17]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18]邵迎建《張愛玲和「新東方」》，《萬象》月刊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