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與張愛玲的結合，世人已寫了許多，甚至還寫了劇本拍了電影。欣賞乃至崇拜張愛玲者，為使張愛玲完美，將張的一切包括與胡蘭成這段姻緣加以美化或醜化，美之者認其為奇情別戀，是亂世中的一段轟轟烈烈的熱戀，所謂「紅塵滾滾」；醜化者將其看作張愛玲純情而上當受騙，或不受騙而是胡蘭成的負心和移情，是胡蘭成的浪子浮萍辜負了張愛玲，斥胡為「下作」。於是恨胡者欲其死，愛胡者願其生、願其復活，眾人就是見不得平常。
因為張愛玲不平常，張愛玲是個天才女子，是永恆的天才女作家張愛玲。
其實，胡蘭成與張愛玲的結合就如上述那麼平常。
張愛玲的小說是天才，張愛玲的生活只要平常，胡蘭成聰明，富於情趣，作為丈夫對她也就夠了。她要的是尋常夫妻間的調笑，能向丈夫取零用錢，能兩人一起出去應酬，偶爾鬧一點女人的小性子，「作」一次，儘管不舒服，也要胡蘭成作為丈夫抱著她坐在黃包車上一起回家。文學之外，張愛玲只想做一個平凡女子，她原本也就有一個平凡女人的一面。張愛玲的小說擁有廣闊的社會閱讀群，擁有文學之外的眾多愛好者，許多人將張愛玲當高級瓊瑤讀；今天的一批現代「小知」和「小資」喜歡張愛玲，學她的筆調，學她的哀怨和尖刻，用生活中的小感慨、小驚喜、小哀怨作材料寫「小女人散文」，這些也都可說明或反映了張愛玲平常女人的一面。
可歎的是，張愛玲想過安穩的平常生活卻不可得，兩人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少得可憐，胡蘭成寫過幾段小情景，頗能見出兩人相處的這一段短暫日子中的某些情狀：
隨即她進房裡給我倒茶，她拿茶出來走到門邊，我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側，喜氣洋洋地看著我的臉，眼睛裡都是笑。我說：「啊，你這一下姿勢真是艷！」她道：「你是人家有好處容易得你感激，但難得你滿足。」
這是平常應對中的情趣。
還有兩人間的詩書談笑：
我是從愛玲才曉得了中國人有遠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漢樂府有個流蕩在他縣的人，逆旅主婦給他洗補衣裳，「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我與愛玲念到這裡，她就笑起來道：「是上海話眼睛描發描發。」再看底下時卻是：「語卿且勿眄」，她詫異道：「啊！這樣困苦還能滑稽，怎麼能夠！」兩人把它來讀完，「語卿且勿眄，水落石頭見，石見何磊磊，遠行不如歸。」這麼一句竟是對困苦亦能生氣撒嬌。這種滑稽是非常陽氣的糊塗。[11]
多虧胡蘭成還記得，留下了張愛玲這些如珍珠般可愛的音容笑貌。
也多虧胡蘭成這一枝妙筆，去粗取精、含糊其詞地將自己先離異再結合的故事加以提煉，略掉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尷尬、難堪、委屈和委曲、爭吵和眼淚，才剪截成這一段「胡張佳話」版本。
外人確不必再在其上添亂，一切煽情文字，一切增光溢彩的想像，即便出於好心，也是多餘的。不要說旁人，就在這兩位當事者眼裡，也一定是可笑的。
兩個人遇上了，兩個人相互看重相戀相愛了，兩個人結合了，一個是未經多少世事的天才女作家，一個是亂世中的冒險家，也是個有婦之夫，離異了又結合了。事情就這樣。這裡沒有多少小說可用的情節，雖說主角是小說家和冒險家，與常人稍有不同，但不同也有限。對後人重要的只是，兩人之間的結合對兩人今後的影響，尤其是人們更為關注的張愛玲的影響。
在生活上，更具體地說，在往後兩人的男女之愛上，這場「胡張之愛」對張愛玲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若與胡蘭成從其所受的影響作比，那就更大了。但這無從假設，只能按一般常理推想。對張愛玲而言，更重要的是其創作。
與胡蘭成這場短暫的結合，以及以後幾年斷斷續續的關係，對張愛玲的創作似乎是有得有失。失在無形而得在明處。
若將胡蘭成與張愛玲的相知相識確定在胡蘭成所說的1943年10月，在其讀了《封鎖》之後給蘇青去信之時，那麼張愛玲在這之前和之後所寫小說的環境背景——不是風格，恰恰就有了一個大轉變。
在這之前，正如張愛玲所說：「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沉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12}這七篇故事，都用的是她自己的經歷，寫的是香港故事，煞尾就是七篇之中最好的《傾城之戀》，寫於1943年9月。
這七篇，張愛玲基本是按時間先後排序的，其中唯有《琉璃瓦》，上海山河圖書公司1946年1月所出《傳奇》增訂本上這篇小說篇末所印的寫作日期為10月。這應該是印錯了，因為張愛玲自己寫清楚最後一篇是《傾城之戀》。
在這之後，檢索《傳奇》中其他小說的寫作時間，接著就是寫於1943年10月的《金鎖記》，然後就是1944年的六篇：《年青的時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鴻鸞禧》（1944年5月），《紅玫瑰與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
《傳奇》中僅收了一篇1945年的小說，即寫於1月的《留情》。
可以清楚地看出，1943年10月是張愛玲小說環境背景變換的一個分界點。此前此後，張愛玲小說的環境背景從香港轉到了上海。
1943年10月，張愛玲創作了她最好的小說《金鎖記》，此時，按胡蘭成所記，兩人之間最多只是相知——互相知道，他看到了《封鎖》，寫信給蘇青，蘇青向張愛玲轉達了他的讚賞。僅僅相知，不會有多大影響，而正如筆者在前所比較的，胡蘭成的義母與《金鎖記》中的七巧實在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而10月又是張愛玲小說環境背景轉變的關節點，故此筆者推斷，胡蘭成與張愛玲實際相知相識的時間要比他所說的更早。
義母的故事，胡蘭成肯定和張愛玲說了許多，也肯定深深打動了張愛玲，這裡再提供一個材料。除了《金鎖記》外，張愛玲另有一篇散文，也是取材於胡蘭成講述的義母逸事。他怎樣講的，無法知道，但胡蘭成自己以後也記了一點，好在兩者都不長，引在下面比照一下。
先看胡蘭成所記的義母：
女心就是淒涼喜悅的，但她那時尚未自覺，亦不知有淒涼。如此到了廿二歲，來做媒的人踏斷門檻，她父母挑三揀四總難得相當，而她本人亦不在其意。忽一日，她去後園裡樹上晾手巾，見園門開著，就移步至河邊路側看看杏花，卻遇著一少年也在那裡，她知是鄰家的親戚，挽了人來說過媒的，此刻不意相見，雖兩人立處相隔數步路，彼此簡單招呼得一聲亦很不自然，她卻心裡一驚，她是現在才分明看見了自己是女身，且心裡對他有感激，兩人都覺不好意思，她更是站立不住，就逃回來了。[13]
張愛玲卻將之寫成了一個近乎完整的故事：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罷，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人被親眷拐了，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的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14]
胡蘭成講述的要比他寫的應該更具體細緻，張愛玲將他義母身世做成了背景，突出描寫了一個場景、一個片段、一句問候。落筆在最後的「於千萬人之中」，「於千萬年之中」，「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輕輕地一聲問候」，而這，就是「愛」了。張愛玲寫的是胡蘭成義母，又何嘗不是寫的她自己？
兩篇都是美文，張愛玲寫得更美，淒美而令人感傷。
《流言》是張愛玲自任發行者、出版於1944年12月的隨筆集，不像小說集《傳奇》在每篇之後註明寫作時間，《流言》中所有文章都沒寫明時間，但其中至少有幾篇是在與胡蘭成相識結合後寫的，如談路易斯詩，談胡金人畫。
路易斯（紀弦）是胡蘭成在香港認識的朋友，在胡蘭成任法制局長時，曾到胡蘭成手下任職。在此前後，胡蘭成曾寫過兩篇文章《路易斯》和《周作人與路易斯》，為路易斯遭人批評的「頹廢」和「個人主義」傾向辯護，並拉上周作人文風的變化作比較。
張愛玲原本是瞧不上路易斯的詩的，第一次看見路的詩《散步的魚》，覺得「太做作」，「笑了許多天」。但後來讀到了路易斯的《傍晚的家》，「就又是一樣想法了，覺得不但《散步的魚》可原諒，就連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被容忍了」。並認為他的其他有些詩句或「音調的變換極盡娉婷之致」，或「寫的是比較朦朧微妙的感覺，倒是現代人所特有的」。在路易斯整本的書裡能找到這樣幾句好詩，張愛玲就感到「非常之滿足」，因為她認為：「中國的新詩，經過胡適，經過劉半農，徐志摩，就連後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15]張愛玲對路易斯的詩作了如此對比或聯想，是很高的評價了。胡蘭成的比較則是：「我認為，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是中國文學的分水嶺，在詩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敗後的代表作品，則是路易斯的。」兩人的評價很為接近。張愛玲的對人對事特別是文學上的評價見解，或許並不會怎樣受人的影響，即便是胡蘭成，但她會寫文章評價路易斯，應該說與胡蘭成是不無關係的。
《流言》中還有一篇談畫的文章，前面談的都是國外畫家的畫，文中最後說到胡金人的畫。胡金人是胡蘭成在南京住家的鄰居，張愛玲能看到胡金人的畫，肯定是出於胡蘭成的介紹。張愛玲寫道：「中國人畫油畫，因為是中國人，彷彿有便宜可佔，藉著參用中國固有作風的借口，就不尊重西洋畫的基本條件。不取巧呢，往往就被西方學院派的傳統拘束住了。最近看到胡金人先生的畫，那卻是例外。」[16]底下就一連氣評了胡金人的四五幅畫如何如何，當然都說的是好話。胡蘭成最初看到張愛玲的小說《封鎖》，大為讚賞，於是讓胡金人看，胡金人看了也讚好，這份賞識的情意，張愛玲算是及時歸還了。
總之，自胡蘭成與張愛玲相識相愛的這一時間起始，張愛玲的創作是受到很大影響的，對此感興趣的，若從此入手，比較其前後的創作題材、風格包括語句等等，應該可以找出點東西的。
接下來，再看胡蘭成從張愛玲那裡所得到的影響。
這場「胡張相愛」本身，若對張愛玲影響很大，對胡蘭成的實際生活或「肉身」、「肉生」則不然，除了應英娣的離異外，對他幾乎沒有什麼影響。這只是他一輩子男歡女愛許多次中的一次，也是最「柏拉圖」式的一次。不用說得太遠，即在與張愛玲關係持續的幾年內，胡蘭成前後正經相愛的女人就有過三個，且不說他自己也承認的各種女朋友乃至挾妓冶遊。他將張愛玲奉得再高，也絕不影響他隨處追尋自己的歡愛。
但張愛玲對他的精神影響卻極大，也深遠。
胡蘭成在初入汪偽集團時，常自嘉許，自己沒有任何關係可援引，即完全是憑自己本事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在他以後著述做學問時，又常自詡，自己沒有任何師承，未曾拜過任何人的門，他完全是自學成才，博古通今的。但他還是承認，他在世上還是有人要感謝的，儘管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