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因言獲罪，被免宣傳部次長職後，僅過了四個月，又被汪精衛任命為汪偽政府行政院法制局局長。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後，即有法制局的設置，最早任法制局局長的是王世傑。王為北洋大學學生，辛亥革命時曾任武漢都督府秘書，以後留學英、法得法學博士，回國任教北京大學，蔣介石政府成立後出任第一任法制局局長。王世傑也是如丁文江那樣，是學者參政、學者做官的顯例。抗戰期間，王擔任重慶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若以王世傑作比，胡蘭成無論在資歷、專業學識和社會地位上都是不能望其項背的。胡蘭成得任此職，依然是汪精衛念其過去「言功」上的照應。過去的宣傳部次長是簡任，現在的法制局局長同樣是簡任，一去一就，算是平調，他可照樣春風得意去上任。
然而，對胡蘭成而言，是被周佛海「參了一本」被免職而不是出於主動，多少總有點官場失意，所以，他新任法制局長後，即採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政策，自己不弄新法，與民休息，而對於他職權範圍內的，行政院各部會及各省市呈請立法的新花樣，則多加以否定回絕，在法制局長一年任期內，他自己記下的有這樣幾件事：
先是司法行政部長羅君強呈請核准，舉行各地「律師重新甄別登記」。胡蘭成看出，表面上這是汪偽政府新政，實際此舉完全是其私心所用，羅君強是想將汪偽政府屬下的律師轉變為羅的體系。他即在該部呈文上批道：現國民政府尚奉林森為主席，汪先生稱代理主席，既與前國民政府並非異統，前國民政府所辦理之律師登記當然繼續有效，所請應無庸議。羅君強是周佛海老部下，是實力派的主要干將，他的駁回算是給羅碰了個釘子。
南京特別市市長周學昌上呈文兩件，要法制局核批，一件是呈請核准南京市市民電燈加征附加捐，用來充做清涼山日本居留民團裝設電柱電線的經費，胡蘭成批道：南京市民對日本居留民團無此義務，亦無此自願，所請應予駁回。另一件是南京市政府要人力車公司按車輛交納保證金，他批：車輛乃公司所有，非向市政府租用，何須保證，所請礙難照準。
再有就是江蘇省的一件，事關重大，江蘇省呈文，要進行全省範圍內的土地和房產丈量登記，現已籌備就緒，呈請備案。江蘇省這是準備要先斬後奏。胡蘭成批駁道：此乃關係重大之事，未經核准，何得徑請備案，著即不准，其擅自籌備就緒之機構及人事著即撤消。江蘇省政府馬上又另上呈文，先請求批准對土地房產的丈量登記，胡蘭成仍是駁回：土地及房屋丈量查報惟宜行於戰後，今非其時，不准。
其時江蘇省主席是李士群，李既是警政部長，又是負實際責任的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此後又兼上江蘇省主席，正氣焰囂張之時，故才有未立先准、先斬後奏之舉。兩個來往之後，李士群出面請胡蘭成吃飯，請他幫忙核准此事。可吃飯歸吃飯，不准還是不准，江蘇省第三次呈文上來，胡蘭成仍是不准。他計算過，若照江蘇省所報辦法，全省有地有房者僅繳納登記費一項，加以上下其手的貪污就要達四十餘萬兩黃金。更可惡的是，所謂重新登記，落實到地方，就給了各地惡霸和地痞流氓吞沒他人房地產造成機會，有了名義上的法律根據。他硬頂著將此事打消，是做了件大好事，他自認為以後大難不死，這件事上自己積了功德。
有一件私事，其實也是公事，胡蘭成幫忙釋放了重慶方面的特工廖越萬。廖是軍統特工，在地下活動中被李士群部下逮捕，關押在南京。廖太太在外奔忙營救，先找到梅思平，可李士群卻不理睬梅的請托。有人介紹找胡蘭成能幫上忙，廖太太就闖來了胡家。胡蘭成一聽說廖是特工，當即拒絕。第二日廖太太又上門，胡蘭成因是女客，只得陪她坐一回，閒話間得知廖太太原籍諸暨，胡蘭成就問起斯家，她卻不知，但她聽胡蘭成說受過斯家好處，於是就順風扯帆一口諸暨話，以後就幾乎天天來胡家，一坐兩小時。胡蘭成陪不起，關照衛士阻擋，她就守在門外小巷裡等候。胡蘭成從法制局回家見到，不能不理睬，仍請回家坐上一坐。如此月餘，弄得他是又恨又氣又可憐她，最後只得請她一起坐上車，到關押處給李士群打電話，當場將廖越萬領回釋放。
這是胡蘭成自己仔細用心記下的幾件「為國為民」的政績，表明他雖被免職調任法制局長，仍不曾消極，也沒有放棄操守，而是以退為進，照樣我行我素，一仍舊貫，儘管都是落水的同道，卻不「同流合污」。好在他如此行事，上面還有汪精衛替他抵擋，法制局屬行政院，行政院長始終由汪自兼，對各部會各省市呈文，法制局長只是擬批，最終形式上還需行政院長加上「如擬」，他又引以為得意的是，汪對他的擬批是沒有一次不照準的。
公事上如此，個人操守上他也同樣潔身自好，他任法制局長時，住南京丹鳳街石婆婆巷，家裡簡單得像中學教員家一樣，閒時他只與周圍鄰居如畫家胡金人等來往走動，這與他在宣傳部次長任上時、特別在上海辦《國民新聞》時同僚間的酒食徵逐，官場上的應酬來往，已大不相同。他的收斂和他被免去次長的失意有關，與他剛得新妻在南京安家也有關。
家鄉人傳聞胡蘭成在上海南京做官，有不少人前來投奔投靠，他義母的女兒女婿來找，他將兩人安置在宣傳部裡做小職員，早年於他有恩的斯家兄妹，他也給了種種照應，這於他也算是報答。來的更多的是胡村鄉下人，胡蘭成倒不嫌棄鄉下人，他已將青芸兒子接來上海安家，有青芸在，鄉里人來更是熟門熟路，弄得家裡常常無處住，要在地板上打地鋪。難的還是無法安排，從胡村來的大多是不識字的農民，他只能介紹到各處去做雜役，實在無法就給路費讓他們回去。那位在玉鳳喪葬時不肯借錢給他的成奎，也讓獨生兒子壽先來投奔，他不計前嫌不思報復，仍將其收留在家，照應讀書謀業，以後又把壽先帶到南京。可這個成奎又給他做下錯事，胡蘭成有點錢，想給家鄉子侄們置點田產，寄回去一萬四千元托成奎轉交他大哥，成奎竟拿這筆錢去囤貨看漲，過了一年半後才還，此時錢幣已大貶值，原來可買三十畝地的，末了僅贖回了胡家祖業的五畝地。
對鄉人胡蘭成盡可大度，可對自己當年的那批舊相識，雖然也接應也幫助介紹職業，可想起當初他們那副倨傲相，現在反來投靠，內心很是鄙夷，如當年一起去廣西的陳海帆、馬孝安。陳海帆從廣西回家時家裡已很窮，此時到上海找胡蘭成，他讓陳到《國民新聞》社做編輯，馬孝安在家鄉做鎮長，也差兒子到上海來找。當年開除他的杭州蕙蘭中學徐校長避居上海，他依禮上門拜訪，他知道力主開除他的主要不是校長而是教務主任方同源，方同源現在在浙江定海做偽縣長，定海也歸汪偽政府管轄，胡蘭成聽說後，心裡甚是得意。還有一位嶺南大學教授，胡蘭成在廣西百色教書時，他帶助手來考察，他好意陪他們去農村，這位教授卻架子十足，與其說話，他或歎氣或乾脆面駁：「不，你不知道。」如今這位教授在宣傳部當參事，胡蘭成反成了他的上司。凡此種種，胡蘭成既興此時彼時的感慨，又感春風得意的滿足。
胡蘭成可以給人介紹職業，可以幫人謀差事，這些只為吃飯，都好說，但他堅持一個立場，那就是絕不拉人下水，勸人參加汪偽政府。他這樣做，也許出於自污潔人之好意，免得連累他人，日後生出種種的埋怨後悔；也許只是害怕又給軍統製造槍靶，再給自己多增加陰曹地府中的冤魂。他自己倒不怎麼怕死，汪精衛親戚沈次高在香港被軍統暗殺，他立即寫社論「反對暗殺」抗議，但同被軍統在上海暗殺的作家穆時英，卻是由他介紹來參加汪政府的。不過，胡蘭成自稱從沒有勸過更不曾拉過一個人進汪政府，不錯，穆時英是他介紹的，但這出於穆自己的主動，他才介紹穆到宣傳部來辦報。穆被刺殺後，他還去幫穆太太領撫恤金，料理後事，算是待朋友有始有終。他在香港結識的杜衡和戴望舒，兩人曾悄悄到杭州，見面時很是害怕緊張，胡蘭成見他們這副模樣，取笑他們不要神經過敏，只是朋友私下見面，與政治不相關的，不要叫人好笑。
當年的詩人路易斯、而後的台灣著名詩人紀弦，是在胡蘭成任法制局長時來法制局做秘書的，但也是路易斯自己找上門來，他才為其安排的。想不到幾十年後，路易斯當年任偽職事又被人重新提起。1970年，紀弦被選代表台灣「中華民國」去韓國出席國際筆會，於是有人舊事重提，指斥其過去曾落水做過文化漢奸，無資格做代表出席筆會。紀弦惱怒萬分，表示要打官司，並矢口否認舊事，在回憶錄中先說自己「婉言謝絕」了秘書職，可又在其他文章說「在他（指胡蘭成——筆者）那邊『混』了沒多久」，前後自相矛盾。有人挖掘史料，證明當年的路易斯還做過其他許多可指證為文化漢奸的事。
胡蘭成雖然在汪偽時期曾寫過文章為路易斯的消極頹唐辯護，但對其總體的評價不高，而紀弦對他卻多方稱讚，在回憶錄中坦承兩人之間過從甚密，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稱讚「胡蘭成這個人，文章寫得確實不壞，他不但長於雜文、政論之類，而且隨筆、小品也很雋永有味；此外，他還具有頗為強大的批評才能」。紀弦以後雖然「離京返滬不拿他（指胡蘭成——筆者）的薪水了」，可他仍十分感激胡，因為胡蘭成還經常用其他方法在經濟上支持他。胡蘭成在七十年代中期回台灣講學，最後灰溜溜返回日本，紀弦還專程到機場去送別，「互道珍重」。[6]
胡蘭成的法制局長也沒能幹長。由於他得罪人的太多，行政院各部會和各省市紛紛到汪那裡告狀，汪精衛應其所請，作出決定，汪不是將胡蘭成公然免職，而是乾脆在行政院部門中取消了法制局的設置，胡蘭成的法制局長也就隨之被解除了，前後僅僅一年。汪再任胡蘭成為全國經濟委員會特派委員，這完全是一個空銜，除去開會根本無事可幹。胡蘭成在汪偽政府中的官場生涯就此告終。
註釋
[1]引自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中山艦事件前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2]引自《林柏生先生香港遇險記》，原載東京《朝日新聞》1940年12月8日，轉引自《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3]引自張潤三《南京汪偽幾個組織及其派系活動》，《文史資料選輯》九十九輯，中國文史出版社。
[4]引自張潤三《南京汪偽幾個組織及其派系活動》，《文史資料選輯》九十九輯，中國文史出版社。
[5]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忠於一人》。
[6]古遠清《紀弦在抗戰時期的歷史問題——兼評〈紀弦回憶錄〉》，原載《書屋》雜誌，轉引自網上論壇「張迷客廳」或「胡蘭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