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新聞》，有人說是汪偽特工組織的機關報，由李士群出面請胡蘭成辦的，有人說《國民新聞》的後台是周佛海，是由周所掌管的財政部出的錢，胡蘭成辦《國民新聞》是從公館派投靠了周佛海為首的實力派。其實這兩種說法沒有矛盾，可以說都對，都是事實。
說《國民新聞》是汪偽特工系統的機關報，那是有點言過其實，因為即便有汪偽特工的背景或支持，但《國民新聞》是面對公眾的。但說《國民新聞》與汪偽特工系統有著密切的關係，那是無疑的，報紙是由汪偽特工頭目李士群出面邀請胡蘭成辦的，《國民新聞》報社的房子也是李給找的，汪偽特工以上海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為發家基礎，最主要的活動地盤在上海，因此《國民新聞》也辦在上海，這些都是明證。另一方面，若說《國民新聞》是周佛海辦的，這也沒錯，辦報需要錢，汪偽財政由周佛海一手經管，要得到周的批准才能辦，此其一；更重要的，在「組府」之初，汪偽特工兩個頭目丁默村和李士群反目，兩人搶著當兼管特工和警察的警政部長，為此而鬧得不可開交，最後兩人都沒當上，汪精衛讓周佛海兼警政部長，又在特工之上設立了一個特工委員會，也是周佛海當這個委員會的主席。這樣，周佛海在名義上就成了汪偽特工的最高長官，所以即便《國民新聞》有特工背景，說報紙是周佛海辦的仍然沒錯。
為何會有兩種說法產生，那是因為以後周佛海和李士群也鬧開了，李士群擺脫周而加入了公館派，直接與汪精衛搭上關係，贏得了汪的信任。隨後，李士群通過實際主持「清鄉委員會」，權勢日益膨脹，手裡有錢有權，還成了方面大員的江蘇省主席，就更不把周放在眼裡了。按胡蘭成的說法，李士群從實力派轉入公館派，還是得自於他的引薦。
正如任何政治團體有派別分立，汪偽集團也有三派之分，公館派、實力派和陳公博派。
公館派以汪精衛私人秘書陳春圃以及褚民誼和林柏生為首，陳春圃在汪身邊，擔任汪記國民黨組織部長，不太拋頭露面；褚民誼地位雖高，擔任汪偽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卻是個糊塗蟲；公館派中最活躍的還數林柏生，除宣傳部長外，林以後還做了一任安徽省主席。陳璧君的兩個兄弟也可以算作公館派，陳昌祖任偽中央大學校長，陳耀祖任廣東省主席，陳耀祖死後，則有陳春圃接任。
另一派是周佛海為首的實力派，主要成員有梅思平、羅君強和丁默村，李士群在脫離周之前，也算實力派。周佛海大權獨攬，一人身兼數職，既是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又是特工委員會主席、警政部長。梅思平為工商部長兼糧食部長，以後又出任浙江省主席。丁默村自與李士群反目，就此離開了特工系統，擔任汪偽政府的社會部長。羅君強為汪偽政權的議會組織「中央政治會議」的秘書長，以後繼林柏生又當了一任安徽省主席。周佛海為首的實力派是汪政府中權勢最大的，周、梅、羅等人平素驕橫跋扈，氣勢逼人。陶希聖與高宗武的臨陣脫逃，一部分原因就是懾於梅、羅兩人的氣勢張揚，汪精衛為此對梅、羅氣憤不已。
在三派中，陳公博一派是最低調的。陳公博在汪精衛「和平運動」初起時，長期待在香港觀望不前，直到高、陶事件發生後，才趕來上海助汪。由於陳的資格經歷，由於與汪的淵源，陳在汪偽集團一班人中地位最高，擔任偽立法院長、軍委會政治訓練部部長、上海市市長等。而且，汪精衛不顧公館派以及實力派一些人的反對，確定陳公博為自己的繼承人。在汪1944年病死後，陳公博繼承了汪的所有職務。陳公博派的基本成員，是以前國民黨「改組派」的骨幹，主要安插在陳自己所任職的立法院、政治訓練部、上海市以及汪記國民黨組織部內，絕大部分是次長以下的基層幹部。
在這三派之外，還有自成派別的「前漢」——原來南京的偽維新政府成員，不過，除了陳群、任援道個別人之外，這批人在汪偽政府中已不成氣候，不是無實際權力的虛職虛位，就是很快被排擠出局了。
胡蘭成不是汪偽集團中部長級的頭面人物，在公館派內也不算是要角，他卻自恃得汪夫婦寵信而頗為自傲，他引以為得意的是，在汪公館內，汪夫婦對公館派諸人只稱名，卻特別稱他為「蘭成先生」，他不認為這其中帶有生分，只認作是汪的器重和尊重。他居然還擺老資格，就是那個他私下為自己排定的「第十一個」的座次，自認為當初投身「和平運動」時與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諸人地位差不多，因此自己能夠平視他們，能夠和他們平起平坐。其實，那班人無論在汪偽政府中還是以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中，誰的地位都要比他高得多，資歷和聲望也要比他這個籍籍無名者要好得多。可憐見，他原來什麼都沒有，可以提的也就是那短短兩年的投身資歷了。
他私下想想問題不大，在事過境遷幾十年，絕大多數當事人死的死關的關，如此寫來也蠻風光，但在當年現實的人際關係中，他絕不會如筆下那麼清高狷介。他清高，也狷介，不過要看對什麼人。他在宣傳部無處施展，他就去外面周旋，去結交攀援，他去上海辦《國民新聞》未嘗不是出此考慮，有人指他此舉是為投靠周佛海、是為結交李士群，恐怕不是空穴來風，他對於汪偽政府官場上的行情看得還是不錯的：
周佛海有湖南人的熱情才氣，本性倒是個豪爽的，但是當過共產黨員的人精神上有一種空虛，而又無忌憚。日本在太平洋上軍事逆轉，王克敏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始終尊重南京，汪先生派周佛海前往宣喻中央意旨，他到北平威勢暄赫，自言書生有今天的顯達，生平之志已遂，他說這話亦有可愛，但他是熱情與直爽亦以之行其奸偽。他後來看見勢頭不對，又暗通重慶，結果重慶人回來了，他還是熱淚滿面，死於獄中。他的現實主義異於人世現前，他死於自己佈置的機阱，因他的權謀活潑不能即是天機。
梅思平是官僚徹了骨，加上現代人的理智，他對行政法精透精透，真個是練達有才幹，做事的派頭與說話非常得體，什麼他都不吃驚，可以神色不變。一次李士群向汪先生說某事外間輿論不好，他意思要打擊梅思平，汪先生即座問梅，梅卻平靜簡單答道：「請先生惟以不變應萬變。」「以不變應萬變」這句話本出在新近汪先生的文章裡，汪先生聽了點頭。士群回來告訴我，笑道：「那梅思平果然厲害，我說了十句八句，不敵他一句。」梅於抗戰勝利後被審判，他不求饒亦不認錯，死後他的自辯書曾在《大公報》發表，說汪政府當年承敗戰之餘，訂屈辱條約，與現政府的抗戰勝利而亦屈辱承認雅爾達協定，同樣可得現實政治家的諒解，我讀了很不喜。梅的現實主義竟是另一種本色，本色到人世之情他一概無動於衷。
梅思平與陳群恰好做一對，雖然一個是周佛海派，一個是維新政府舊人，兩人都是能吏，而且私生活都是一塌糊塗。那陳群，是過去跟蔣先生時為對付赤化，他殺人殺得多了，與楊虎被稱為「養虎成群」，變得像西洋的犬儒學派。他卻又除了玩女人，還收集圖書。他為內政部長，鴉片便在他手。他與周佛海、梅思平三個都是沒有人世的大信，卻又都有才氣，他那才氣像灰白的天宇中一片刀光。陳群是抗戰勝利時他堅持不能投降，勸陳公博擁兵自固，看機會與蔣先生講條件，但被周佛海所阻，當晚他就自殺了。
這三人都是狠將，且都是見過大場面來的，其實有著他們修煉得來的高級東西，如同一種藝術的境界。我與梅思平熟，與陳群不熟，但和兩個都少往來，偶然相見了亦話不投機。我是凡見世人，即有一種親近之意，可是梅思平陳群我與之當面亦不見其人，想要與他們玩玩亦玩不起來的。我有些不入他們的眼。只是我並無事情要與他們相共，他們亦沒有事情犯到我手上，所以不曾發生衝突。我與周佛海倒是還可以傾談，我且與羅君（指羅君強——筆者）相當要好，羅君亦是能吏。公館派與周佛海派界限相當深，惟我不管這些，與周佛海本人近於要發生交情了，但是到底兩路，我就著實斗了他一下，解除了他的特工，使李士群直接成了汪先生的人。[5]
汪偽集團各派系中，胡蘭成最看重這三人，事實上，汪偽政府時期，確也是這三人最是「能吏」，這段評價，除去他自吹自重的成分和死硬漢奸立場外，不失為是有相當見地的。
周佛海、梅思平是汪精衛降日和平運動最主要的推動者和謀劃者。最初，就是周佛海唆使高宗武秘密往日本聯絡的，在高宗武消極不被日方所信任時，則由梅思平替代高與日方談判，「重光堂密約」就是梅談出的結果，而後潛赴重慶交汪精衛，是為汪一切運動的最初藍本。促汪「組府」，也是周、梅最為熱衷。陳群的血腥手腕，陳群的學問眼光和所藏數萬冊圖書以及陳的放蕩奢侈生活種種，都使他心儀心羨，當然，更令胡蘭成首肯的，就是陳群在抗戰勝利時的決不投降，一死了之。
胡蘭成辦《國民新聞》，並沒有能使他接近周佛海，反之卻使他被解除了宣傳部次長職，內裡原因，應該與李士群擺脫周佛海轉投公館派、兩人之間的爭鬥日漸表面化有關，直接的原因，則是《國民新聞》上刊出了攻擊周佛海財政部的言論。
此事前後經過是這樣的：
周佛海的偽財政部與日本簽訂了一個經濟協定，上海《國民新聞》報上隨即發表社論，譴責訂立這一經濟協定是喪權辱國，並公然點出周佛海的名字。社論不是胡蘭成寫的，是他請陶希聖的學生鞠清遠寫的。陶希聖出逃香港，陶的三個學生武仙卿、沈巨塵和鞠清遠卻沒有追隨陶，而是留在了上海，此後又參加了汪偽政府，武在宣傳部任宣傳指導司司長，沈在偽中央儲備銀行任副處長，鞠清遠則當了偽國立師範學校校長。鞠清遠寫此社論，基本材料可能就得之於儲備銀行的沈巨塵。社論雖不是出於胡蘭成之手，但與他的想法相合，他是《國民新聞》社長，經他簽發，社論也就見報了。
社論刊發當天，周佛海人在上海，一讀之後大怒，第二天返回南京向汪精衛引咎辭職，周說：財政部是整個政府一部分，訂立經濟協定是無奈之事，胡蘭成罵得句句有理，不能說不對，為顧全政府威信，他只有辭職。在周佛海蠻橫要挾下，汪只得安慰周，然後下令免去胡蘭成宣傳部次長職。胡蘭成此時人還在上海，林柏生寫信給他說：汪先生因他是自己人才如此做的，要他回南京當面見汪說明。胡蘭成回信說不去，聽之任之。
這就是胡蘭成所謂他「斗周佛海」的全過程。
這其實根本談不上「斗」，談不上地位對等的「斗」，他剛出手登了篇批評文章，周佛海只在汪面前假勢抱怨了幾句，他就被免去了官職。可見周佛海在汪偽政府中的權勢熏天，胡蘭成不是對手，周恐怕也從未認真的將他看作對手。
不過，得罪了周佛海，那是與周對立的李士群高興的事，他就此與李士群走動得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