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政府設置，將宣傳部列為政府部門之一置於行政院之下，這是汪偽政府的「創舉」。
宣傳部從來就是國民黨黨務系統中的建制。1924年1月，在孫中山領導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十七人。隨後，孫中山主持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在中執會下設立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婦女部、軍事部和海外部等八個部，這是國民黨第一次在黨內有宣傳部的設置，第一任宣傳部長為戴季陶。也就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提出改組國民黨方針，定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人跨黨參加了國民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的宣傳部長轉由汪精衛擔任，毛澤東就任宣傳部秘書，汪精衛是國民政府主席，宣傳部只是其兼任，汪不管宣傳部的事，毛澤東事實上就成了代理宣傳部長。北伐前夕，沈雁冰被共產黨從上海派往廣州，任毛澤東秘書，汪精衛忙，毛澤東也忙，所以這段時期，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事實上就是由沈雁冰以宣傳部秘書在代拆代行。[1]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以後，政府機構中只有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化學術機構，從未有宣傳部的設置，宣傳部仍然只是國民黨內的部門。國民黨的宣傳部，在抗戰之前，基本上由陳果夫、陳立夫為首的CC派把持。抗日戰爭開始後，國民黨中央的宣傳部部長由汪精衛手下的大將顧孟余擔任，因顧長期在香港，就由副部長周佛海負實際責任，代理部長。汪精衛在召開其汪記「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時，已有了宣傳部的設置，可他別出心裁，在建立偽國民政府時，又在政府體制內設立了一個宣傳部，於是，這個宣傳部既屬政府行政院，又受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導。不久，汪記黨的宣傳部長陶希聖出逃香港，林柏生正位，待汪偽政府設置宣傳部後，於是兩部合一，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林柏生帶著他那一班手下走馬上任了。宣傳部長為林柏生，次長先後有孔憲鏗、胡蘭成、章克、郭秀峰等人。
林柏生長期為汪做宣傳工作，不僅資歷老，且是汪手下少有的敢有作為的幹將。汪發表「艷電」，林柏生自署大名在同一天報紙上發表文章公開呼應。這在香港當時是很有點冒險的，既冒天下之大不韙，還可能遭重慶軍統分子的「制裁」。但林自詡自己是不怕犧牲的，「到那一個時候，他們便集中向我們所主辦的《南華日報》攻擊了，又放出火燒和毆打的空氣，但我們的稿子還是繼續地寫著，不過排字房和印刷部的工人，卻在威脅下逃走了。因此，我們的同志間有好幾天，便不能不從寫原稿起，一直到自己來排字和印刷了。後來，果然對我們的工人發生了毆打的事件」[2]。在這期間，胡蘭成是緊跟林後，始終在《南華日報》堅持寫稿。當林柏生被打傷住院期間，報紙雖說由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代替負責，但幾個人都躲著不露面，只有胡蘭成仍持續寫稿不斷，且越寫越多、越寫越出彩。他的文章固然得到了汪夫婦的賞識，他這段時期的表現林柏生也是不會忘記的。汪偽政府成立，林柏生分到了獨當一面的宣傳部這一地盤，胡蘭成跟著去做林的次長，是最合宜的人事安排。胡蘭成不會不懂，順理成章，他隨後也跟著林成為了「公館派」。
對汪偽宣傳部當年的情況，有人回憶道：
宣傳部位於南京新街口以北、路西一幢大樓上（解放後一度為新街口郵電支局），宣傳部雖是冷衙門，機構設置卻龐大而齊全，部下設有總務、宣傳指導、宣傳事業和特種宣傳四個司，另設有秘書、編審和參事三個室，部內「總管」部秘書長兼秘書室主任由古泳今擔任。各部門內網羅了不少人，三十年代因寫《文壇登龍術》而名噪一時的文人章克標，即為編審室的主任。宣傳部下面還有一個國際宣傳局和一個通訊社，通訊社最初叫中華社，以後為表示國民黨的「正宗」亦改名為中央社。汪偽集團下的兩份報紙此時也歸屬宣傳部管轄，一份即胡蘭成做總主筆的上海《中華日報》，一份是南京《民國日報》，後者是由偽維新政府所辦的《南京新報》改組而來。此外，林柏生還將手腳伸展出去，在汪偽統治所及的江蘇、安徽、浙江等幾個省的省政府設立了宣傳處。
宣傳部是林柏生一手掌握的天下，主要幕僚，都是林柏生從原來《中華日報》、《南華日報》帶過來的班底，從古泳今起各司各室的司長主任都是林的親信。由於宣傳部自部長林柏生以下，直到底下的工友，十之七八都是廣東人，當時外人嘲笑其為「廣東會館」。汪偽政府各部都設有日本顧問，這是所有漢奸最為顧忌、不敢得罪的，宣傳部卻是例外，因為宣傳部日本顧問是曹野心平，曹野是廣東嶺南大學畢業生，與林柏生是老同學和老朋友，曹野以後成為日本很有影響的作家和詩人，與一般來自日本軍部的顧問又是不同，這樣林柏生就更是無所顧忌了。
胡蘭成任宣傳部次長時，和林柏生因爭權奪利，發生矛盾，他一氣就離開了宣傳部，先在上海辦了個雜誌名叫《苦竹》。單從這個雜誌的名字，也可以看出他的牢騷很大，以「苦竹」自命，孤芳自賞，自以為有「節操」。[3]
這段回憶有問題，回憶者張潤三將事情的前後搞混了，顯然，其對胡蘭成與林柏生之間的關係也沒有真正搞清楚。
胡蘭成對宣傳部插不進手，因此而消極，甚至可能在私下場合表示不滿，口出怨言，這是可能的，但他絕不會與林柏生去爭權奪利。
胡蘭成非廣東人，卻出自林柏生手下，是林的老部下，上海《中華日報》時，林是社長，香港《南華日報》，林仍是社長，胡蘭成兼職的「蔚藍書店」，林還是老闆。林柏生最初雖不怎樣賞識他，也不曾提攜他，因此而被陳璧君狠狠責備埋沒人才，但這只是官場上的表面文章，林柏生不會當真，胡蘭成自己也不會當真。他最早被發現被網羅進《中華日報》，究竟還是始於林。所以，胡蘭成雖然對這位老上級的學識見解瞧不太上，可對林他卻是低首下心，不敢怎樣違拗的。他知道，自己在宣傳部內是無法施展的，上有林柏生高壓，下有古泳今及其他大大小小林的親信把持，宣傳部的事他根本插不上手，他仍只能經營自己早先的地盤，做他的《中華日報》總主筆，寫他的文章，這個簡任官的次長，在宣傳部是只能作為政治犒勞享受的。
胡蘭成自視很高，在汪偽集團那班頭面人物中，除了他的汪先生，對誰都似乎不買賬，唯獨林柏生，他始終要矮一頭，他自己承認，對林是凡事都要讓三分的。他怎會與林去爭權奪利呢？況且，在汪面前，林柏生無論如何總要比他這個後起之秀有份量得多。宣傳部內那更是林家天下，他無論在哪方面都是無法與林抗衡的。
胡蘭成離開南京去上海，並不是就此離開宣傳部、離開南京，宣傳部次長他仍然做著，南京他仍時來時往，他被解除宣傳部次長職是在以後，不是為與林柏生爭權奪利而是另有緣故。在宣傳部既然無事可幹，他是去上海另闢蹊徑。
他去上海也不是為辦《苦竹》，《苦竹》第一期正式出刊，是1944年10月，辦《苦竹》月刊那是他徹底離開南京偽政府後的事。他此時去上海，是去辦《國民新聞》報，擔任《國民新聞》的總主筆和社長。胡蘭成是在宣傳部次長任內辭掉《中華日報》總主筆的，什麼時候辭的，他未細說，從他辦《國民新聞》來看，這應該是前後的事，約是1941年二三月間。這也合理，接任一個新的，辭去一個舊的。
同是辦報，看似兩者無甚區別，其實差異很大，胡蘭成在《國民新聞》要比在《中華日報》自在得多。在《中華日報》，他只是總主筆，總主筆只管言論，只是自己寫的差使，他在《國民新聞》是總主筆，同時也是社長，社長負責整個報紙，一切由他說了算。他可以自己寫，也可以或雇或請其他人寫。這位錯憶他與林柏生爭權奪利的張潤三，當時就曾應胡蘭成之邀，為《國民新聞》寫過稿。
張潤三是陳公博系統的人，張於1941年3月受偽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仰山之約，到南京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監事會任秘書，以後擔任組織部第二處處長和偽立法委員，張潤三參加了陳春圃、林柏生等人主持的一些宣傳活動，因此與胡蘭成熟識。他人回憶胡蘭成的記述很少，具體記述更少，這裡就引一段張潤三對胡蘭成的具體憶述：
我在監事會秘書處由於工作輕閒，便抽出時間到學校裡擔任教職，先後到偽中央青年幹部學校，將校訓練團、公務人員暑期集訓營和青少年暑期集訓營等教育機構擔任三民主義和國際形勢講座。胡蘭成邀我為上海《國民新聞》寫稿，我以芸生筆名寫了一篇《晉冀豫邊區印象記》，主要敘述太行山與道清鐵路沿線的游擊隊活動，和朱懷冰、鹿鍾麟與八路軍的摩擦等情況，他很滿意，彼此關係逐漸密切。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間，陳公博約我面談，說劉仰山事情多，忙不過來，希望我在東亞聯盟多負些責任，並問我對當前的工作有什麼意見，以後希望做些什麼等。從陳的辦公室出來，胡蘭成、劉仰山和我一起到梁園吃飯。
當時希特勒已經完全佔領了巴爾幹半島，正在向英國施加壓力，並叫他們的助手赫斯到英國活動，胡蘭成很激動地說：「雖然德國在西歐和巴爾幹取得很大的勝利，可是形勢這樣發展下去並不好，這只是對蘇聯有利，增加德意日軸心敵人的力量，我們的真正敵人是國際共產主義，希特勒最好把進攻的矛頭轉向東方就好了」。到了六月二十日（蘇德戰爭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筆者）蘇德戰爭爆發了，胡蘭成大喜若狂，他說：「真的幹上了，這一下可好了！」他要我給報紙多撰寫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新聞報道，我又給《國民新聞》寫了《蘇聯的液體燃料》和《蘇聯的紅海軍》等稿件，敘述蘇聯巴庫石油的開採，巴庫巴統間油管的鋪設與蘇聯潛水艦艇的活動等。[4]
從張的記述中可以看出，胡蘭成此時已完全站在日本人立場上，站在軸心國立場上了，他反對共產主義也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不但堅持與蘇聯為敵，而且不惜與英、美、法等國為敵，實際上也就是與世界上一切進步國家和文明人類為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