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高宗武和周佛海、梅思平為最早策劃「和平運動」的發起人物，汪精衛之能夠與日方聯繫直到最後出走，完全可以說是出於四人的活動。可就在汪精衛「和平運動」將及成立偽政府的最後關頭，陶希聖、高宗武兩人卻脫隊而去，並公然拆台，將「汪日密約」在報上公開。其中原因，在陶希聖最主要是反對「組府」，在陶看來，汪精衛脫離重慶，以一「民間人士」身份號召停戰求和未嘗不可，也不出格，對付日本，戰由重慶蔣介石堅持，和則由海外汪精衛來做，也不失為一種非策略的策略、無辦法中的辦法，但成立偽政府，那就公然與重慶對立了，其立場也就轉而為站在日本方面而成為真正的漢奸了。「希等最痛心者為日方所提『中日新關係要綱』。此項要綱希曾參與談判，至最終希不願結束，亦未予簽字。美聯社所傳五條，去實在者尚遠。
依此要綱，北自黑龍江，南至海南島，均歸彼掌握，由軍事、政治、經濟、財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氣象，亦均歸其控制。最初汪先生夫婦亦大驚，有退休意，然經佛海、思平慫恿，彼已視為談判成功，可以告無罪於國人，且依之以建國矣，沉迷不返，至於無可救」[11]。至於高宗武，罪莫大矣，在中日兩國處於戰爭狀態下，其私下秘密赴日接觸談判，並偷偷攜回日方停戰談和的條件，若追根溯源，高是汪偽集團一切活動的肇始者。高宗武深深懂得這一點，他知道不管中日戰爭的結局如何，自己的前途總不容樂觀，帶著這一罪孽感，他在以後與日方的談判中始終畏首畏尾進退失據。在梅思平參加談判後，高的態度已引起日方的懷疑，因此，在汪精衛等人到達上海再往東京談判時，高宗武事實上已被排除在核心談判之外，不被日方和汪等人所信任。在這樣的情勢下，高、陶兩人才出走香港，以發表「和談密約」表示自己完全與汪集團脫離關係。陶以後輾轉回重慶，高則轉往美國，從此踏上不歸路，再也沒有回過大陸和台灣。
周佛海等人對高、陶是恨之入骨，乃至準備派人去加以「制裁」，汪精衛卻不太放在心上，反認為壞事可變為好事。在汪看來，高、陶事件可以給日本人一個教訓，讓他們知道不能壓汪壓得太過分，不然就會產生高、陶這樣的後果；高、陶公佈「密約」，也不無有利的一面，「密約」原是日方提出，雙方尚在討價還價之際，將其一公開，日本人就不得不收回。汪在偽政府成立後與日方簽訂的「和約」，就因此要比「密約」對汪偽有利，這是汪很引以為得意的。高、陶事件對汪的另一不意之獲，就是陳公博終於下定決心下水了。陳公博與顧孟余是汪精衛最重要的兩個干將，都曾擔任過國民政府的部長。汪的「艷電」一發表，顧即與汪斷絕，以後更悄悄地去了重慶。陳公博不曾走，卻始終在消極觀望，汪去青島，陳公博向陳璧君打了聲招呼，比高、陶兩人更早離開上海回了香港。當高、陶出逃來港並公佈密約，陳公博痛感於汪的失落和尷尬處境，這才決然返回上海，助汪一把，正式下水參與汪偽集團。
高、陶出走，除了大原因，還有汪偽高層之間少不了的人事傾軋的影響。
在汪記「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後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上，陶希聖被任為宣傳部部長，林柏生和朱樸為副部長（次長）。以陶的資歷聲望，陶正林副應無問題，可宣傳這一路人馬主要是香港《南華日報》和「蔚藍書店」的，林柏生是老闆，這些人包括胡蘭成都是聽命於林的，陶希聖名義上為正，事實上卻被架空。陶的出走正合林意，雖然被汪精衛斥責為排擠陶，但斥責歸斥責，汪偽政府成立以後的宣傳部長那就非林莫屬了。對胡蘭成的意義是，林柏生上正席，後面也就可能有胡蘭成的位置。
此時汪偽政府已準備打鑼開張，四方湊合來的各路人馬熙熙攘攘，上下奔忙，紛紛營謀著到處鑽營跑官。汪集團最初的「首義分子」八人中已去了陶、高、曾，陳璧君也無須安排外，剩下四人以及陳春圃、褚民誼等人自然無問題，可還有汪到上海後投汪的特務頭目丁默村、李士群之流必須安排，還有先後投奔來的失意軍人、下台政客、各類學人文化人和社會賢達需要安排，另外還需要讓出一部分位置來安置北京「臨時政府」和南京「維新政府」的前朝漢奸。這種場合，胡蘭成是擠不進去的，他尚無資格攪在其中，他不去鑽營是清高，也是知趣識相，他還得靠汪精衛夫婦，還得跟著他的老闆林柏生，在部長「特任官」安排之後，等第二批，還得看合適的機會。
機會說來也就來了，那位汪記國民黨宣傳部排名林柏生之後的副部長朱樸就在此重要關頭被排擠出局，胡蘭成是如此記述此事的：
組府時我見諸人紛紛營謀，因稱病數日不到汪公館。林柏生不樂周佛海，恨朱樸之兩頭跑，告訴汪先生說是朱樸之教蘭成反，汪先生大怒，即刻打電話與佛海說，「你得當心那朱樸之是小人！」是晚我在《中華日報》，樸之來信痛哭流涕，說「不知何處開罪吾兄，使弟蒙此奇冤」，柏生亦忙差泳今來與我說知，我道，「汪先生若問我，我不能欺騙，但我可以不答」。第二天汪先生果然叫我去，柏生在旁一直擔心，見汪先生不提，他才胸口一塊石頭落地。[12]
從這裡可以看出，還在汪偽政府「還都開府」之初，甚至未開之際，周佛海為首的實力派就和林柏生、陳春圃為首的公館派之間已開始明爭暗鬥，在汪精衛面前互相爭寵。不過，不管此事的真相如何，這件事上，胡蘭成是幫了自己原來老闆林柏生的忙，將此事在汪面前掩飾了過去，他自然跟著林柏生也成了公館派一員。事實上，朱樸的出局於林柏生的利害關係不大，關係最大也最得利的是他胡蘭成。
朱樸是香港「蔚藍書店」創始者之一，曾與林柏生、梅思平、樊仲雲四人被人合稱為「蔚藍」的「四大金剛」，汪的「艷電」一發表，朱樸即一馬當先離港搶往上海辦《時代文選》雜誌，為汪的「和平運動」在上海打輿論基礎。朱要比胡蘭成資格老得多、地位高得多，對汪的言論功績也不小，由此才會被汪任命為繼陶希聖、林柏生之後的汪記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此外，朱還有另一重身份——陳公博的女婿，這也是汪精衛必須對之加以照顧的一大原因。據那部不甚可靠的《汪精衛日記》記載，就在高、陶出逃香港後，汪又將朱樸從宣傳部副部長調任為組織部副部長，可見汪對朱的印象並不純是「小人」。若是朱不出局，若是朱想要擔任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那幾乎是他肯定能得到的位子。
朱樸從此離去，在其1942年所寫文章中說：「當日店（指『蔚藍書店」——筆者）中諸同志，除了我一人因迭遭家難，灰心一切，絕意進取，依然故我外，其餘的現在大多在京滬等處任職，像思平、柏生諸兄，榮任中樞要職，旦夕為國效勞，回想當年情況，實不勝今日之感了。」[13]言下不勝酸妒之意。不過，再過二三年，朱可能反要慶幸自己能及時全身而退的明智了。
胡蘭成的官職是由汪親授，這在他又是極有面子之事。
汪精衛召見，先問他身體可好，隨即取一千元給他作醫藥費之用，然後像是讓小孩挑玩具那樣，提出三個官位讓他選擇，一是行政院政務處長，一是立法院外交委員長，一是宣傳部政務次長，並說「蘭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且放後」。他知道汪的意思，於是選擇了宣傳部次長，同時將《中華日報》總主筆仍然兼任下去。對胡蘭成來說，他應該滿足了，這也是他可能得到的最高官位了。
又是中央委員，又是宣傳部次長、《中華日報》總主筆，還是汪的私人秘書，胡蘭成自此躋身於汪偽集團高層，成為汪偽集團的新秀。
註釋
[1]引自陳公博《苦笑錄》第八章，香港中文大學亞洲中心出版，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4月出版印刷。
[2]引自胡蘭成《戰難，和亦不易·我們的鄭重聲明》。
[3]引自胡蘭成《戰難，和亦不易·我們的鄭重聲明》。
[4]引自胡蘭成《戰難，和亦不易·我們的鄭重聲明》。
[5]引自胡蘭成《戰難，和亦不易·當前的選擇》。
[6]引自胡蘭成《戰難，和亦不易·評五中全會宣言》。
[7]引自胡蘭成《戰難，和亦不易·我們的鄭重聲明》。
[8]引自胡蘭成《戰難，和亦不易·和議的時機與和議的運用》。
[9]引自胡蘭成《戰難，和亦不易·戰難和亦不易》。
[10]引自胡蘭成《戰難，和亦不易·斥吳稚暉》。
[11]陶希聖致胡適信（1940年1月15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5月第1版。
[12]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金陵副冊》。
[13]朱樸《記蔚藍書店》，《古今》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16日出版），轉引自《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