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25日夜間，汪精衛一行十餘人，從越南海岸登上法國輪船「馮·福林哈芳」號起程往上海。
汪精衛已與重慶正式翻臉。他想不到，重慶居然會派軍統特務來河內暗殺，他得以倖免，跟隨他多年的秘書曾仲鳴替他身中多槍，命喪黃泉。在這一刺激下，汪立即公開發表文章《舉一個例》，出示了抗戰前期一次國民政府最高國防會議的文件，其中載有國民黨最高層有關對日談和問題討論的內幕細節。汪此舉是為證明，談和，重慶方面未曾不想，只是下不了決心而已，他主動出面先行談和，這並沒有什麼錯。
汪揭出老底，重慶方面極為惱怒，元老級人物吳稚暉立即著文嘲罵汪：「吾料其將病，今果疾矣」，「汪氏之處境狼狽，亦甚矣！」又指汪公開發表最高級秘密文件違法：「汪氏斤斤於主和不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的紀錄披露，只就是洩漏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職務地位，處刑更嚴。」彼方如此，此方新出驍將胡蘭成立刻挺槍上馬，還之以辱罵：「吳稚暉一向是以花襲人的身份效潘金蓮的口吻寫文章，肉麻當有趣，痛快淋漓而忘其所以的。他要罵人，總是先用石灰抹在鼻子上，使對方在觀眾面前成為可笑可憐的形象，然後從而打倒之，這次仍然是這一套手法，……這樣子先用石灰抹在對方鼻子上的秘訣雖經已死的魯迅點破過，視為不道德；但因其往往有效，遂轉輾傳授不絕。」[10]文章是越寫越流暢了，此時此刻，汪派中也無人比他更合適的了，如此有來有往一個回合，胡蘭成又為汪氏立一小功。
汪精衛此番回中國國內形成，確具有象徵意義。汪先不願搭乘日本專為迎接他準備的「北光丸」輪，日本方面只得由汪，但還是派出「北光丸」輪陪伴同行。無奈船出南海風浪太大，法國船太小，擔心「出師未捷身先死」。29日，在廣西南部海面上，汪精衛最終還是換乘了「北光丸」。就這樣，汪精衛搭乘著日本船，在日本人的護衛下，一路駛入了中國的淪陷區。5月6日，汪精衛抵達上海。
汪精衛立即開始著手偽政府的組織，汪的計劃分為三步：第一步是舉行「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步是組織「中央政治委員會」作為議會機構，最後第三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當然，所有這一切，事先必須徵得日本方面的認可，於是5月31日汪精衛又帶著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干人再往日本東京談判「組府」問題。對汪精衛親赴日本，此時尚在香港觀望的陳公博曾急電阻攔，認為以汪的地位萬不可去：「先生如此，何以面國人？」但汪精衛此時已完全顧不得了。既與重慶公開鬧翻，汪不「組府」將無以繼續，也無以自解。
6月6日，日本五相會議通過《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日本其時想要的，只是一個由日本各種勢力控制的鬆散的傀儡性政府，這與汪精衛所希望成立的以他為首的一體化新中央政府差距太大。為此，汪精衛自6月10日起，分別和日本內閣首相、陸相、海相、外相以及前首相近衛等會談，經過討價還價，最後在以「把蒙疆作為日本的防共特區，把華北作為日本國防和經濟的合作區，把華中作為日本經濟合作區」等等先決條件下，日方最終才同意由汪出面組織偽中央統一政府的計劃。既討得「將令」，汪精衛回國後，先和已成立的北京偽中央臨時政府王克敏談，又與南京的偽中華維新政府談。直到這幾個偽政府之間的所有關係基本理清，汪偽集團方才正式開始在上海大張旗鼓地實施其組織偽政府的三步計劃。
直到此時，在香港苦苦撐持了半年之久的胡蘭成，才應召從香港帶著一家子回到了上海。
胡蘭成身價已與以往不同，他乘船到達上海，陳春圃到碼頭上迎接，陳已為他在哈同花園北面的南陽路租下了公寓。第二天，陳春圃陪他去拜見汪精衛。胡蘭成自投身汪「和平運動」以來，還從未見過汪，這是他第一次與這位「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名人」見面，他是誠惶誠恐，恭謹敬聽。
汪精衛先問他家小情況，然後起身到內室取了二千元給他安家。汪此時的居處是在上海虹口日本人勢力範圍內，汪對胡解釋說，這是由於褚民誼的過錯。褚去問法國領事館，汪來法租界居住是否可提供保護，法國領事館不敢答應，所以暫時寄居在此。汪又轉而自解說，就住在虹口也可以，汪以李鴻章作比，當年八國聯軍之役後，李在北京議和，當時北京已淪陷，可淪陷區仍然是中國的領土等等。最後，汪談正事，對胡說道：「我把宣傳的事托蘭成先生，必要堅持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
受此面諭，胡蘭成自是仍然寫文章，以前在香港寫，現在轉到上海寫，在汪的身邊寫。
香港有《南華日報》，汪集團原在滬上的《中華日報》在上海淪陷後已停刊，現在上海成為汪偽集團活動的重心，於是七月初，《中華日報》重新復刊。社長為趙叔雍，胡蘭成擔任總主筆。這才是他第一次真正擔任報紙的總主筆。
《中華日報》設一社論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其他成員為陶希聖、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聖五、樊仲雲、朱樸以及胡蘭成。
令胡蘭成得意的是，寫報紙社論的人雖多，除胡蘭成外，其他多是汪偽集團核心人物也是有地位的學人，可他們寫的卻不能令汪滿意。周佛海曾寫：「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了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多少的問題。」對此論調，汪精衛看了不高興，但因是周佛海署名發表的，才隱忍沒說。梅思平寫一篇社論，痛責國民黨禍國殃民，把事情弄到今天的地步。汪精衛批道：凡是中華民國的事，無論是蔣先生做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樊仲雲寫了篇非難蔣介石的，還有一篇提出要響應日本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建議，汪又批道：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為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為與抗戰敵對。日本人說的大東亞新秩序，今尚性格未明，我們自應以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為準。汪此時仍以國民黨正宗自居，對重慶取讓一步、矮一分的原則和態度，也就是胡蘭成所謂，汪偽集團與重慶之間，只不過如《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一個是正冊，一個為副冊罷了。在言論上，此時最能曲意奉承汪精衛的還是胡蘭成，汪曾特地關照他：「以後社論不管是誰寫的，請蘭成先生一概不要顧忌，便是我寫的若有不妥，亦請通知我要改。」
胡蘭成細心記下這些，自是得意非凡，唯有他的言論才合汪的胃口，他儼然已成汪「和平運動」理論代言人了。
8月28日，汪精衛假上海極司斐爾路（今萬航渡路）七十六號，召開「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會議選舉產生了汪偽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9月5日，汪主持召開偽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胡蘭成參加了「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胡蘭成何時加入國民黨的，他從未說過，至少在去香港之前他還不是國民黨，若從香港算起，那他的黨齡就是一年多，僅憑一年多黨齡就當選為中央委員，無疑靠的是他的言論「功績」，靠的是汪夫婦的執意提拔。中央委員雖是虛職，卻是個資格，胡蘭成就此在汪偽集團中有了個像樣的地位。此後，他不僅為汪造輿論聲勢搖筆桿，還漸次成了為汪夫婦私人所用的謀士和家臣，有了汪精衛秘書的名義。那份反駁陶希聖、高宗武聲明的聲明，據說就是在陳璧君授意下出於他之手。胡蘭成自己卻不承認，說聲明是陳春圃按照陳璧君意思以汪秘書長名義擬就的，他被叫到愚園路汪公館，只是在陳春圃擬的聲明稿上改了幾個字，英譯稿則是由陳春圃自己改的。他還乘此機會進言，請陳璧君不要讓七十六號逮捕陶希聖的三個學生。
1940年1月，高宗武、陶希聖悄悄逃離上海出走香港，在香港《大公報》上公開發表汪日秘密談判條約，從內部給了汪偽集團沉重的一擊。妙的是，高、陶出逃的行徑也是仿照汪精衛，汪之出逃是乘蔣介石不在重慶，經昆明往越南河內的，高、陶是乘汪去青島之機逃離上海往香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