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說這是分析，也可以說只是註解，他這是在具體地引申闡說汪精衛對國際情勢的看法：「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用於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6]
如果這一看法不錯，重要的是，接下來怎麼辦？
比一切都更重要的是，必須認清主客之分，我們是主體，而周圍的條件則不過是客體。我們戰，不是人家所希望的戰，我們和，也不是人家所安排好的和。我們必須爭取主動的地位。我們不是為要變動列強相互間的均勢而戰，也不是為要重新安排這種均勢而和。至於蘇聯的外交界企圖如何攢入這種均勢並利用之以為蘇聯安全的保證，這也不是我們的事，我們不能為適合蘇聯外交界的這種口味而隨人俯仰。我們是為了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生存，並以此呼喚全世界被壓迫者的正義。認定了這一點，那麼，我們能戰，能和；否則，不能和，並不能戰。既然如此，我們的希望就只能是，要謀和平解決，也必須爭取主動的地位。[7]
這仍然是註解，但是進了一步，有胡蘭成自己的發明，那就是：主動地戰和主動地和，主動地和就是汪精衛的和，「汪先生的艷電，即是要我們極力爭取外交的主動地位，主動的選擇和平解決的時機」，而且，主動的和也不能晚，要抓住時機，汪精衛出逃海外發表「艷電」恰是正當其時：
過去，我們沒有把握也打了起來，這還可以說是死裡逃生；現在卻不應該沒有把握再打下去。一年多的抗戰居然打出了新外交基地，使得日本急於要找中國說話，使得英美深恐中國對日直接交涉，這在無形中已經提高了中國的身份。這種新的外交基地的出現，也就是汪先生所說「即抗戰之目的已達」。現在的課題在如何運用此新的外交基地。首先，我們根據上面的一串分析，應當認識此新的外交基地乃如汪先生所說只能利用之以取得比較有利的和平，不可能拿它來做無底抗戰的憑借。其次，我們還應當指出，這種新的外交基地是有時間性的，我們如果不能及時運用，一任英、美、日這三條力的線在那裡自升自降，等到他們之間最後做成了均衡，做成了和局的時候，我們現在的這個新的外交基地便會消失，我們一年多來的抗戰便完全為傀儡戲，什麼意義也沒有了。[8]
胡蘭成就是這樣一步步為汪精衛解說、引申、推論的。
談和，並不一定只有汪可以談。等到重慶方面也有了議和動向時，胡蘭成遂及時拋出了他那篇《戰難，和亦不易》的名文。
「戰難和易」或「和易戰難」，是從「知易行難」或「知難行易」套過來的話。中國古人一向認「知易行難」，孫中山為強調理論對行動有著重要指導作用，而一反其意提出：「知難行易」說。對日抗戰剛開始階段，南京周佛海家地下室，經常來躲避日軍轟炸的一些國民黨高官和高層文化人多持願和不願戰態度，因而被胡適戲名之為「低調俱樂部」。在這個「低調俱樂部」中，「戰難和易」或「戰易和難」就是這批抗戰悲觀論者經常議論的話題。胡適不久往美國，1938年1月12日曾有一封給蔣廷黻的信，其中說到：「九月八日離京，那天我明告精衛、宗武、希聖三人，我的態度全變了，我從此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胡適儘管低調，對抗戰無決勝的信心，但胡「和比戰難百倍」的意思，是戰爭既起，和已不可能，與日本談和已無任何餘地，以中國的狀況那就只有打下去了。
胡蘭成不會知道胡適的話，他的《戰難，和亦不易》一文中所寫，也與胡適的意思完全不同。
第一，他提出，和，要真正的和：「最近當局已經再次三番表示要和了，這固然好，但這還不過是問題的開始；今後人民的政治課題應當是：監督政府議和，和要和得像樣，要和得徹底。過去的戰，戰得不徹底；今後的和，萬萬不能再和得不徹底。我們如果聽其自然，則不徹底的戰已經斷送了半個中國，不徹底的和，將把另一半也斷送了。」
第二，批評攻擊國民政府自抗戰以來的決策：「過去在『軍事秘密』的封條之下，拿丑角扮須生，把抗戰演成了一出打諢的鬧劇，沒有辦法領導民眾的自發運動，也沒有辦法叫有錢者出錢致未能竭舉國之人力物力用於抗戰，這就是不徹底，我們取勝要素之一，『是拿空間來換時間』，但這不是說『空間』可以浪費，也不是說『時間』將永遠在我們這一邊。以為持久就能徹底，乃是廢話。」他舉例嘲笑，要用繩子去抓壯丁，要賣柴的農民繳納買路錢以充救國公債，武漢還沒看見日本人的影子，先把自己的東西燒光等等。
第三，他指英美主持的國際調停不會有大作用，意思中國只能直接與日本人談判。而這正是汪精衛所在做的。
第四，他指停戰講和後，中國可能出現混亂局面。[9]
文章寫得直白，意思卻頗為曲折。
他一方面叫囂，要和，要真正徹底的和，要抓住時機趕快和；另一方面又攻擊批評重慶種種劣跡，眼前既尷尬，今後更難辦，想真正徹底的和也難。對內，他這是挑撥，對外，則是獻媚，主要說給日本人聽，意思是重慶既有如此多劣跡，所以不可能真正的和，徹底的和，要真正徹底的和，還是我們的汪先生。這也恰好迎合了日本近衛內閣早先說過的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聲明。其實，重慶若真要和，直接與日本打交道，也就沒汪精衛的戲了，汪以及汪派這干人馬也就給干晾在香港和河內了。
這些話，汪精衛自己自然不便說，汪集團中的其他頭面人物也不願自辱身份地公然說，只有胡蘭成這個初出茅廬的新人可說、敢說和全無任何顧忌地說，他算是找到合適的時機和地方顯露身手了。
不說其他，單是他文章的題目就跳，就恰如其分也委婉曲折地表露了汪精衛此時的心態。據說，他汪精衛是帶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樣的心思出逃河內、倡導「和平運動」的，他是唯恐天下國人不理解不原諒，他此舉是為國為民自甘忍辱負重的，他是為顧念天下的蒼黎百姓在百般困難才去尋找其他出路的，繼續戰下去，難，可談和，又何嘗不難？「戰難，和亦不易！」可說道出了汪的心聲。
短短一個月，胡蘭成就寫下了十餘篇文章。如此高產的頻率，他保持了整整一年，一年僅收集在冊的文章就有一百ま四篇。他用文章為汪精衛立下了汗馬功勞，也終於用文章為自己的騰貴顯達開出了一條路。
兩個月之後，汪精衛秘書陳春圃到香港約他見面，交給了他汪的親筆信，信開首就說：「茲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銘向蘭成先生致敬。」真是今非昔比，僅僅幾個月之前，陳春圃和曾仲鳴到香港他還見不上，此番卻是汪「親筆」致函「致敬」。過後沒幾天，更為顯赫的場面出現，陳璧君到香港，親自召見了他，親切關問，撫慰有加，當即將他六十元港幣的薪水提升為三百六十元，另外再加二千元機密費，並狠狠責備林柏生埋沒了人才。
夫人召見了，薪水提了，機密費領了，他一下子成了令人刮目的汪派新角色。
胡蘭成名至實歸。
其他沒什麼，有點可笑的只是他的反共態度。
胡蘭成的政治態度一貫是傾向共產黨的，他在北京一年接觸的是馬克思主義，他在廣西五年，廢寢忘食苦讀研究的主要也是馬克思主義。可他一旦開始投身汪集團，卻一變而為竭盡全力地反共，從反對中國共產黨到反對所有的共產黨，從反對共產黨直至背棄馬克思主義。在胡蘭成，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轉折點，可如此大的彎，在他說轉也就轉了。更好笑的是，他此時的頭腦中，可說除了他正努力開始跟進的汪「和平運動」論說之外，沒有其他，多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所以，他會用列寧的論述來分析日本和中國，他引用的還是他文學青年期所崇拜的魯迅語錄。或許，對他這一個「蕩子」本性冒險為用的人來說，也是沒什麼可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