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是以文章發跡的，是靠自己的賣力著文和討巧言論而見重於汪夫婦，如此才得以在汪偽集團中嶄露頭角的。
按理說，寫文章本輪不到他。
汪精衛集團和其後的汪偽政府，從開場到落幕少的是軍人、政客和策士，文人和學人，可以說從來都不缺，在汪滯留河內那幾個月，在葉蓬等失意軍人參加之前，整個集團幾乎都是政客和文人。不要說《南華日報》和「蔚藍書店」那批人，就是汪偽集團核心的那七八個「首義分子」或「最高委員會」成員，也都是政客和文人、學人，或者是從文人、學人出生的政客。除了汪精衛夫婦外，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及其以下諸人，誰都能寫，也寫過，他們中有留學生，有大學教授，辦過報紙雜誌，有過豐富的政黨鬥爭經歷，內中的陳公博、陶希聖甚至不妨說是有自己理論體系的政論家，寫政論時評之類對他們是輕車熟路，拿手好戲。比如陳公博，1928年，他寫的《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和《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兩文，全面闡述了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為其隨後提出的「改組國民黨」理論的先導。兩篇文章刊出，在當時社會上轟動一時，陳公博曾得意地說：「雖然說不上洛陽紙貴那套肉麻話，然而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人手一冊。」[1]再比如林柏生，跟隨汪精衛前後二十多年，也就辦了二十多年的報刊雜誌，從海外辦到國內，從上海辦到香港，多是自編自寫，前後著文無算。
可他們這干人，此時卻無意於此。
陳公博對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始終持消極態度，在「艷電」前後緊鑼密鼓開張期，他卻以侍母為名躲在香港家裡不願出面；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則在繼續緊張地與日方進行他們的秘密交易；陶希聖負責宣傳，本應該打頭，可陶究竟是個有身份地位的人，做過北大教授，原是國民黨文宣方面最主要負責人之一，在此形勢多變且不明朗的時候，他不可能也不願走到前台直接上陣的。剩下的就是林柏生了，林跟著汪精衛辦了二十幾年報紙，是汪系報刊的總管，他可以寫。汪精衛「艷電」1938年12月31日在《南華日報》刊出，同一天報紙上，林柏生就寫了響應文章《汪先生之重要建議》。可1月17日下午，林柏生應召去香港警察廳談話，被警告有遭暗殺的危險，歸途中，林就遭襲擊，被人用二尺多長的大鐵棒打破了腦袋。
報紙還得辦下去，自上海淪陷《中華日報》停刊後，《南華日報》是汪精衛最重要的輿論地盤了，汪精衛需要輿論，胡蘭成需要表現，老闆被毆傷住院，這樣，就為胡蘭成的竭誠進取傾心貢獻提供了機會和場地，他這才得以大寫特寫，不受拘束地放開寫，而終於得到了汪夫婦的青睞。
從「艷電」發表，到他被汪夫人召見，在這段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他到底寫了些什麼呢？
1940年，胡蘭成把他在前一年所寫的社論時評集成《戰難，和亦不易》一書出版，汪精衛給他寫了序言。此書共收有一百ま四篇文章，根據時間先後排列來看，從一月到二月初，短短一個月時間內，胡蘭成總共撰寫了十三篇文章，都是以《南華日報》社論的形式發表，具體為：
我們的鄭重聲明
和與戰
當前的選擇
和議與統一
國民黨切勿自暴自棄
五中全會陳詞
評五中全會宣言
和議的時機與和議的運用
一個總檢討
戰難，和亦不易！
以直接交涉引致國際調停
從近衛聲明到平沼內閣
本屆日本議會的考察
在這十餘篇文章中，他主要就是為汪精衛出逃河內、發表「艷電」求和的舉動辯護和叫屈，指責重慶開除汪精衛黨籍的無理，聲稱汪的行為既不違國民黨黨紀，言論也不出國民政府所定的方針範圍，且更是積極主動地尋求中日戰爭講和的前途，而這是在當時國際國內情勢下的最好選擇和出路。
且看他為汪所作的辯護：
汪先生艷電建議，完全根據去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之原則，盡人皆知。國民政府領導抗戰以來，未嘗拒絕和平之路，前後有九國公約會議，德國大使及英國大使之奔走調停，皆蔣先生身親其事，根據報載我駐美大使的演辭，則當英國大使於廣州及武漢失陷後會見蔣先生時，國民政府且曾托其轉詢日方條件。是則在政策上初無分歧；所分歧者，僅在形勢之估計及條件之解釋。此種分歧，在於和平時機的選擇，而不在於和平本身的肯定或否定，亦即僅為技術上的問題，而非原則上的問題。關於技術上的爭執，盡應以民主精神提付討論，言之者無罪。[2]
汪的出逃海外，發表「艷電」響應，責不在汪，乃是國民黨缺乏民主所致：
民主集權為中華民國立國之基本精神，民主貴乎言論自由，方其未戰，言戰者即為有罪，方其未和，言和者又為有罪，此皆病態，足以損害國家前途。若謂汪先生「擅離職守」，此種指摘實應由指摘者承受。何以汪先生不得不離開重慶，何以須至別處始能發表建議，是皆歷次以來阻遏言路，非法禁制之事跡實有以造成之。指摘者不自思其故，而以之歸咎於汪先生，民主政治之謂何？[3]
堅決反共，是汪精衛出逃、與重慶國民黨分手的又一主要理由，這也是汪偽集團與日方談判、雙方達成一致的基礎條件之一，胡蘭成揣摩汪的意思，在這一點上把握得很準。他在為汪辯護的同時，誣指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抗戰為欺騙國民黨的騙局，中國共產黨是秉承第三國際意旨，借抗戰之機，要挾和逼迫國民黨：
我們今日的任務就是要從日本的爪下救出中國，也要從第三國際的爪下救出中國，我們反對日本挾持中國，同樣反對第三國際挾持中國。因第三國際的挾持而誣陷汪先生。而使中國成為第三國際的赤色傀儡，這是自覺的中國人民，不願做任何人的傀儡的中國人民所絕對不能容許的。[4]
中日戰爭是中日兩國的戰爭，但也牽涉並受制於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幾大強國力量的影響，涉及廣泛的國際關係。1939年年初，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只有半年時間，各國之間的分離與結盟、調停與爭鬥時斷時續，政治、軍事和外交手段交相為用，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對國際關係國際形勢的把握和分析，是胡蘭成頗為自得自滿的，前已說過，在當時香港報刊雜誌上，他只看重一位「喬木」的文章，其他人包括他身邊那一批整日研究國際問題的「蔚藍書店」同事，都不在他眼裡，可他此時對國際形勢的分析研究，卻有一個前定的不經論證即自明的最終結論，那就是汪精衛降日求和的「和平運動」：
這次中日戰爭有幾個可能的前途。其一是中國勝日本敗，其二是日本勝中國敗，其三是中國敗日本未必勝，其四是日本敗中國未必勝。而無論如何，其結局總之是「和」。因為這戰爭不僅僅是中日兩國勢力的較量，而是牽涉到國際諸勢力的錯綜運動的。從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英美德意等國並不是加入中國這一邊或者加入日本那一邊，他們始終是第三者，雖然這一群第三者自身包含著幾種正反的因素，對於中日戰爭所取觀點，不但英美與德意有其分歧，即英與美，德與意亦有其分歧；然而他們統統是第三者，第三者所關心的不是中日的或勝或敗，而是各以一己的利害為前提來考慮中日戰局，使之適合份量的。他們不希望一方面大獲全勝，因為不管哪一方面大獲全勝，第三者都生怕失去他們舉足輕重的地位，使得他們不容易在這上頭打主意。所以，他們總是願意即使一方敗，別方未必勝，以為從中支配均勢的餘地。由於這種主觀上的算盤，再加上客觀種種的顧忌和牽制，他們不但不利於讓日本大獲全勝，而且援助中國，使之大獲全勝，事實上也有所不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