艷電發表之日，我一人搭纜車到香港山頂，在樹下一塊大石上坐了好一回，但亦沒有什麼可思索的，單是那天的天氣晴和，胸中雜念都盡，對於世事的是非成敗有一種清潔的態度，下山來我就答應參加了。當時諸人皆興奮相告語，以為國人必紛起響應，我對泳今說不然。我發表社論，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作成中日和平。和平運動初起時，從汪先生夫婦數起連我不過十一人，其後成立政府，也奄有東南半壁江山，擁有十萬之眾，直到覆亡流離驚恐，但是世上其實亦平平淡淡。我與和平運動是一身來，去時亦一身去，大難過去歸了本位，仍是青梗峰下一塊頑石。[9]
胡蘭成回憶錄中每多這類句法，看似很漂亮，寫得漂亮，自己表現得也漂亮，記事紀實卻含糊不清，易導人以誤會。
他對於汪精衛「艷電」在國內的反映，估計是對的；他說要寫社論，呼籲「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作成中日和平」，那是以後的事。一身來一身去，是指他在汪偽政府中先做高官後被排擠出局的遭際，「頑石」和來去一起說，像是他的遭際與他個人性格的清高耿介有關，他願意這麼說，自然也可以。但他的第「十一人」的說法卻是妄攀高枝了。還有他那煞有介事地上山思考、下山參加的寫法，儼然是個人物，似乎有人在山下翹首等著他、企盼著他的加入。
想想就可以明白的，胡蘭成不是汪派成員，與當時汪偽集團的任何主要人物也沒關係，至多就是在汪派報紙及其外圍機構任職了一年，既無名聲也無地位，只是個渺不足道的小人物，不要說汪夫婦，或者陳公博、周佛海，就是他的老闆林柏生也從沒把他放在眼裡。他鄭重其事地上山下山的忙，只是他自己的事，沒人會把這個月薪六十元港幣的小編輯太當回事的。「第十一人」的說法，更是他自己的一相情願，獨自暗地裡排的座次了。汪精衛難堪是難堪，並沒有出現如他所想的登高一呼，應者雲從的局面，可再怎麼慘，也輪不到他胡蘭成吧。汪精衛尚在河內時，就開始組織班子分配角色，並提出陳璧君、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鳴、林柏生等八人為所謂「首義分子」，當汪集團得到第一次收入時，即給八人每人發了安家費港幣五萬，並說明以後參加者不得援例[10]。還有一個說法，是汪精衛指定了一個由七人組成的「最高委員會」，作為汪「和平運動」的發起人，七人就是以上八個「首義分子」中除去林柏生。八人之外，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就是陳璧君侄子、汪精衛的秘書陳春圃[11]。胡蘭成可能就是如此推算的，加上為首的汪精衛，將自己排在這十人之後，而得到「第十一個」座次。
恐怕只有他自己會這麼排，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將他胡蘭成與這十個人如此並列排比的，因為無論就社會地位、政治資歷或與汪精衛個人的歷史淵源來看，他根本無法與前面其他人相提並論。這十人中有半數以上都擔任過國民政府「特任官」級的部長，其他人則跟隨汪精衛至少有二十餘年的「革命史」。再說，汪集團頭面人物事實上也不止十人。汪發表「艷電」後，來歸者少是少，卻不是沒有，有從上海南下的褚民誼，褚是國民黨中委，在汪精衛任行政院長時擔任過行政院的秘書長，有前武漢警備司令葉蓬，有同樣從重慶出逃來投的羅君強，而文化人中下水的第一個也不是他胡蘭成，而是他的鄉前輩樊仲雲。即便其他人的投附在他上山下山之後，樊仲雲總在他前面，因為樊與他一樣，當時人就在香港，就在「蔚藍書店」。樊仲雲作為知名教授、著名文人，與前面十人排在一起，總要比他像樣得多。所以，無論怎樣數，也輪不到胡蘭成排上「第十一個」。
即便參加「和平運動」、做漢奸，也是需要地位、資歷和功績的，凡政治集團有政治利益在其中，概莫能外，胡蘭成卻是什麼都談不上，他微末到汪精衛兩個秘書曾仲鳴、陳春圃到香港，他都見不上。他什麼都沒有，能做的也就是寫文章，他是靠自己拚命寫文章為汪精衛造勢，才被汪夫婦注意和賞識的，直到兩三個月之後，他才被陳璧君召見並加以撫慰，他見到汪精衛那更是半年以後的事了。
無論胡蘭成自己如何自視甚高，在汪集團中一班人看來，他實在只是個賣身投靠的小文人而已，只是恰逢汪精衛「和平運動」，才因緣時會靠賣力寫文章為汪造輿論才一下子發跡起來的。
且看陳春圃的回憶：
最後，不用說要數到香港《南華日報》的一群被豢養多年的「忠實信徒」。在這一小撮人中突出的一個是胡蘭成。他當時以「流沙」筆名在《南華日報》上發表一連串的談和戰問題的臭文章為汪精衛的漢奸理論張目，即以此為墊腳石，後來做過地位相當高的偽官，如偽宣傳部次長、偽行政院法制局長等，又當過汪偽特務所辦的機關報——上海《國民新聞》的總主筆。[12]
且看羅君強的回憶：
林柏生主持的《南華日報》，一向銷路不佳，僅靠體育新聞來搞點收入。自當了第一家漢奸報紙之後，香港聞人甚多，是為了看漢奸消息而看《南華日報》的。《南華日報》有一個小編輯，浙江人胡蘭成，原在內地當過初中教師，是一名托洛茨基派，逃亡香港謀生。在汪精衛發表「艷電」後，他忽然大談漢奸理論，連續發表文章。林柏生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論，其中「戰難，和亦不易」一文，極為陳璧君所欣賞，認為他是個人才。經過打聽，才知道他還是一個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編輯，一家生活很不易維持，且眼病甚重，無法應召去見「夫人」。陳璧君狠狠地責備了林柏生，認為他埋沒真才。林受此訓斥，大為惶恐，馬上升胡蘭成為主筆，加大薪水，送他上醫院治眼病。由於陳璧君的推薦，汪精衛也加以青睞，後到上海賜以「中央委員」頭銜，在行政院宣傳部當次長。[13]
陳春圃、羅君強兩文都是在大陸解放後被囚於獄中時所寫，行文上自不免有所顧忌，帶有迎合的傾向，個別地方也有出入，但基本事實是不會錯的。陳春圃出身富家，擔任了汪精衛二十餘年機要秘書，汪偽政府後期曾擔任廣東省主席；羅君強原是國民黨軍委會少將，在蔣介石侍從室任秘書，汪偽政府後期也出任「特任官」級的安徽省主席。從兩人的譏誚不屑語氣中，明顯可看出汪偽集團這批頭面人物當年對胡蘭成的觀感了。如果他們知道胡蘭成自己私下排定的「第十一個」的說法，不知該如何嘲笑了。
分析一個人的所作所為，需要看其政治立場、傾向和背景，也不能忽視其個人的性格、身世和具體境遇。對胡蘭成而言，不管他如何上山下山，兩者之中，更多的決定因素是後者。對抗日戰爭的前景、對時局的發展估計，他或許與汪精衛及汪派人物有相同之處，但這對他並不太重要，對他重要的，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提供了一個機會，一個可能會改變自己命運的良機。他不同於汪派集團那些主要骨幹人物，這干人原來已經有自己的地位、身份或名聲，正如周佛海表白自己說的那樣，他在國民政府是部長，在汪偽政府中仍是部長，參加汪偽集團不是為個人功利名聲。
胡蘭成卻不然，他出生貧賤且屢遭不順，經歷過妻死兒夭大悲苦大磨難，貧窮始終如影隨形地伴隨著他，而他又自認為始終懷才不遇，已陷在香港整整一年，他要想扭轉生計，變窮蹙為騰達，只有抓住眼前的機會了。這有點冒險，但他的「蕩子」性格足以支撐著引導著他去冒這個險，他的一無所有也經得起冒這個險，他在廣西已經冒過一次險，只不過沒有成功罷了。至於他頭腦中那些觀念形態的東西，實在可作靈活應用的，他既可以參加紅軍，也未嘗不可加入「和平運動」，只是冒險賭一把的籌碼不同而已。「蕩子」未發跡時就是光棍，光棍的好處就在於，哪怕輸掉，他也沒什麼可失去的，可毫無留戀地甩手而去，反之，若贏的話，其所獲就不可限量了。世人同聲譴責胡蘭成落水做漢奸，試想一下他反轉來的詰問：若沒有在汪偽集團中的發跡，怎會有今天的胡蘭成？對他的落水其實可視為主動的跳水，聯繫這一切，就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的了。
對胡蘭成，這是簡單的，但也是符合實際的解說。
註釋
[1]見朱樸《記蔚藍書店》，《古今》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16日出版），轉引自《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2]引自《陶希聖致胡適信》（1938年12月3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5月第1版。
[3]見羅君強《偽廷幽影錄——汪偽情況的回憶紀實》節錄：「一個暗中散佈反共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團體『藝文研究會』」，《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4]杜衡（1906-1964），原名戴克崇，筆名蘇汶，浙江杭縣（今餘杭）人。1923年入上海南洋中學，1925年與施蟄存同入震旦大學法文班，三十年代擔任《現代》月刊編輯。解放後去往台灣，從事報刊工作，曾任多種報紙主筆。
[5]穆時英（1912-1940），筆名伐揚、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畢業於光華大學中國文學系。1932年出版小說集《南北極》，次年出版小說集《公墓》，技巧上運用日本新感覺派橫光利一等人的現代派手法，並嘗試佛洛伊德心理小說，自此與劉吶鷗、施蟄存等人形成新感覺派。此後又出版小說集《白金的女體塑像》《聖處女的感情》《上海的狐步舞》等。1933年參加國民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抗戰爆發後赴香港，1939年回滬主編汪偽《中華日報》副刊、《國民新聞》，不久，為國民黨特工暗殺。
[6]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朝安，浙江杭縣（今餘杭）人。1923年入上海大學文學系，1925年轉入震旦大學學習法語。1928年發表著名詩篇《雨巷》，次年出版詩集《我的記憶》，為象徵主義詩歌代表作。1932年赴法國留學，先後入讀巴黎大學、里昂中法大學，翻譯《蘇聯文學史話》《比利時短篇小說集》《意大利短篇小說集》等，1935年因參加反法西斯遊行被學校開除回國。1936年與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等人創辦《新詩》月刊。抗戰爆發後，轉至香港主編《大公報》《星島日報》副刊。1949年6月，參加在北平召開的中華文學藝術工作代表大會，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法文科科長。1950年在北京病逝。
[7]張光宇(1900-1965)，漫畫家，裝飾畫家，江蘇無錫人。早年學畫佈景，以後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廣告部畫月份牌年畫，二十年代後期至三十年代參與創辦東方美術印刷公司、時代圖書公司，編輯出版《上海漫畫》《時代漫畫》《獨立漫畫》等雜誌。1945年與葉淺予等人在重慶舉辦八人漫畫聯展和《西遊漫記》漫畫展。1949年後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長於政治時事和社會諷刺畫，作品手法借鑒裝飾畫表現形式，代表作為《西遊漫記》，出版有《光宇諷刺畫集》《民間情歌畫集》《張光宇插圖集》等。
[8]路易斯（1913-），原名路逾，字越公，筆名紀弦，生於河北清苑，祖籍陝西秦縣。畢業於蘇州美術專科學校，1936年與徐遲、戴望舒合辦《新詩》月刊，1937年出版詩集《火災的城》，寫成《在地球上散步》《戀人之目》《奇跡》等現代派詩作。1938年往香港，1942年回上海，往南京短期任職汪偽行政院法制局秘書。1944年創辦《詩領土》月刊，出版詩集《夏天》《三十年集》，有詩文譴責美軍，嘲諷中國政府抗戰。1948年，離滬赴台灣，自此用紀弦筆名，創辦《現代詩》季刊，成為台灣現代詩派開創者。先後出版有《易士詩集》《行過之生命》《愛雲的奇人》等數部詩集、詩論集。2000年，在美國慶祝八十八歲米壽。
[9]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天下兵起》。
[10]見羅君強《偽廷幽影錄——汪偽情況的回憶紀實》節錄：「一個暗中散佈反共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團體『藝文研究會』」，《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11]引自陳春圃《內戚說汪偽集團內幕》，台灣《傳記文學》372、373、374期。
[12]引自陳春圃《內戚說汪偽集團內幕》，台灣《傳記文學》372、373、374期。
[13]見羅君強《偽廷幽影錄——汪偽情況的回憶紀實》節錄：「一個暗中散佈反共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團體『藝文研究會』」，《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