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的香港，是個四方雜處、風雲際會之地。這個英國佔領並管理了近百年的小小島嶼，此時卻出現了異常的熱鬧和畸形繁榮的景象。中國內地的富人們蜂擁而來，將香港作為保險的避風港，在此逍遙觀望，國民黨政府和各地的軍閥、地方勢力則在此設立了辦事處和聯絡機關，打通內地大後方與海外和北方沿海日軍佔領地的聯繫。汪精衛系的主要幹部基本上是廣東人，在香港素有基礎，上海淪陷，《中華日報》停刊，林柏生即銜汪精衛之命南來，重新掌控《南華日報》。
胡蘭成說，他去香港，是調往香港擔任《南華日報》總主筆。這又是他自以為是的大話。
《中華日報》不是政府機構，他也不是報社主要人物，「調」，何從談起？那麼，是他主動跟隨，還是出於林柏生邀約一起南下？從他待在上海無其他出路的情況來看，更可能還是他的主動跟隨。他所謂往香港擔任《南華日報》總主筆，不是大話，就是他的記憶錯誤，將後事提前了。在當時其他人的各種記述中，從沒有人談起胡蘭成擔任過《南華日報》總主筆，只說他是個一般編輯。最有說服力的事實就是，他當時每月的薪酬僅區區六十元港幣，這不可能是擔任總主筆的待遇。林柏生像是從沒有認真待過他，不然以後也不會被汪精衛夫人陳璧君狠狠責備埋沒了胡蘭成這個人才。胡蘭成擔任《南華日報》總主筆，是可能的，不過那要到一年以後，他投身汪精衛「和平運動」之後，在林柏生被人打傷住院，在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等一干主要人物往上海去以後，他仍留守在香港《南華日報》奮力寫文的時候，但這仍不見記載。
胡蘭成到香港，仍是報紙一般編輯，主要在《南華日報》用「流沙」筆名寫社論和時評，同時參加「蔚藍書店」編輯國際通訊，研究世界局勢和各類國際問題。
「蔚藍書店」在1938年的香港曾名重一時。
「蔚藍書店」來源，最早可追溯到汪精衛秘書曾仲鳴和朱樸（之）兩人1930年主編的一份畫報《蔚藍》，兩年後，朱樸在上海《中華日報》社隔壁開設一書店，取以前所辦畫報之名為「蔚藍書店」。上海「八·一三事變」後，林柏生、朱樸和樊仲雲先後來港，1938年年初，三人重新開張「蔚藍書店」。但香港的「蔚藍書店」卻不是單純賣書的書店，主要參與者朱樸曾有文記述前後，引其中一段可知其詳：
這個蔚藍書店實際上並不是一所書店，乃是國際編譯社的外幕。國際編譯社直屬於藝文研究會，該會的最高主持人是周佛海氏，其次是陶希聖氏，網羅全國文化界知名人士，規模甚大。國際編譯社事實上乃是藝文研究會的香港分會，負責者即為林柏生氏，後來梅思平兄亦奉命到港參加，於是外界遂稱柏生、思平、仲雲及我為蔚藍書店的「四大金剛」。
國際編譯社的組織大致是如此的：柏生主持一切總務，思平主編國際叢書，仲雲主編國際週報，我則主編國際通訊。助編者有張百高、胡蘭成、薛典曾、龍大均、連士升、杜衡、林一新、劉石克等諸兄，古泳今兄為秘書，此外尚有辦事員若干人。這許多人蝟集於兩間小房之中，躋躋蹌蹌，極為熱鬧。每星期一我們幹部有一個國際問題座談會，檢討一星期內的國際時事，會後草寄報告兩份與周佛海氏，由他轉呈汪、蔣兩先生。參加這個討論會的，除了國際編譯社的幹部同人外，有時李聖五兄與高宗武兄也惠臨加入，極有精彩。國際編譯社遍定各國時事雜誌，每星期出版國際週報一期，國際通訊兩期選材謹嚴，為研究國際問題一時之權威。國際叢書由商務印書館承印，預定一年出六十種，編輯委員除思平為主編外，尚有周鯁生、李聖五、林柏生、高宗武、程滄波、樊仲雲、朱樸之等，在數月之間，已出《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日本史》《世界的資源》《最近英國外交的分析》《日本戰時經濟》《蘇聯的遠東紅軍》等書，頗有相當成績。[1]
對「蔚藍書店」有過各種說法，朱樸此文應該是講述得最清楚的了，從中可以明白如下事實：
「蔚藍書店」，書店只是個外表的招牌，內裡實際是國際編譯社，也有人稱作「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編譯社直屬於國民黨中央所辦的文化機構「藝文研究會」，所以國際編譯社也就相當於藝文研究會的香港分會。其主要工作是，每週出版國際通訊和國際週報，從國外新聞雜誌上選材編譯，這是現炒現賣、緊盯形勢的，另外就是出版國際問題叢書，這是較長程的也是參加者個人的研究所得。還有一項重要工作，也可能為其中最主要工作，就是每週撰寫國際問題報告，供最高當局者汪、蔣參考。
國際編譯社的上級組織藝文研究會，由周佛海和陶希聖負責，朱樸文中沒有說清楚的是，周佛海、陶希聖兩人都是研究會的總幹事，周佛海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研究會的事主要是掛名的，實際是由陶希聖負責。陶在出走重慶往香港再往上海追隨汪精衛搞「和平運動」時，曾有一表白信給在美國的胡適，其中說到：「二月起，我主持一個宣傳性的組織，藝文研究會。這會受蔣先生的面命，要受汪先生的指導。會的任務決定於『一·一六宣言』的前兩天，一月十四日。第一，要樹立獨立自主的理論，反抗共產黨的籠罩；第二，要造成一個輿論，使政府可戰可和。此會有一時期，指導幾十個報紙和雜誌，出版好幾十種小冊及書籍。」[2]陶在信中所說，藝文研究會所出的「幾十種小冊及書籍」，並不是指香港「蔚藍書店」編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國際叢書，兩者各不相關。
「蔚藍書店」那批人以後多參與了汪偽政府，成為汪偽集團的基本成員。而「蔚藍書店」本身，也逐漸從原來國民黨派駐香港的宣傳情報機構，轉變為汪偽集團與日本勾結初期的重要聯絡站。這從以上那段引文中也可看出端倪。
「蔚藍書店」最為活躍是1938年，這也正是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高宗武等人與日本秘密談判求和最為緊鑼密鼓活動的一年。
高宗武本為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抗戰開始後，在蔣介石的默許下，往香港尋求與日本談和的門路。當國際調停失敗，日本公開宣佈不以蔣介石南京政府為談判對手，蔣介石放棄了談和幻想之後，高宗武事實上就被蔣晾在了一邊。高宗武卻不回後方，在日本主和派勢力的拉攏下，擅自偷偷往日本一趟，與日本軍部影佐禎昭等人接觸，得到所謂日本停戰和平所開出的條件。高回香港後，將情況寫成報告，送給周佛海。周佛海原是「低調俱樂部」主人，早就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於是將此事接過，再派梅思平秘密往香港和上海，與高宗武一起繼續與日方接觸談判，最後雙方在上海訂立了「重光堂密約」。
周佛海、陶希聖知道，他們背著政府幹得這一套，蔣介石不會理睬，他們就找上了對抗戰向無信心的汪精衛，汪精衛聞知一拍即合，於是汪及其這一干人秘密商定了汪出逃重慶，到海外響應日本近衛首相「對華三原則講話」的一系列賣國投降計劃。周佛海、陶希聖以及梅思平、高宗武等人本不是汪系成員，與汪精衛原無淵源，只是在降日求和上方才走到了一起。所以有人說：「平心而論，汪精衛叛國降日，罪在萬世，但是，若非蔣介石為他創造條件，周佛海、陶希聖兩人為他當軍師，恐怕汪精衛還不容易實現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夢哩！」[3]周、陶等人舉汪精衛出頭，奉汪為首領，「蔚藍書店」也就從國民黨中央的海外機構變身而為汪集團的聯絡站和與日談判的前哨點，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高宗武等與汪派林柏生為首的《南華日報》兩股人馬合流，共舉「和平」大業。林柏生本是國民黨政府的立法委員，此時和梅思平一起，被周佛海的中央宣傳部任命為駐港特派員，如此，梅思平以及高宗武的身影也時時在「蔚藍書店」出沒了。
所有這些降日求和、與日方在香港和上海的秘密幕後活動，除林柏生外，「蔚藍書店」那批人並不與聞，胡蘭成那輩下層職員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胡蘭成仍是在《南華日報》寫應景文章，同時在「蔚藍書店」兼差幫忙，「助編」國際通訊、國際週報。地位雖然不高，但這一經歷對他卻不無好處，使他得以熟悉國際政治和國際歷史問題，以後，分析國際形勢成為了他的「強項」，他所寫有關國際形勢、世界力量的對比變化等等的時事評論，佔了他整個文字的相當大一部分，而且，這一「強項」幾成了他的嗜好，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臨終。
「蔚藍書店」內繁忙一片，又是編國際通訊、國際週報，又是開國際問題座談會，給汪、蔣呈寫報告，出版國際問題叢書。可對周圍這批同仁的見識文章，胡蘭成卻瞧不太上，當時他唯一佩服的是以「喬木」為名所寫的國際時評。胡蘭成是有眼力的，「喬木」就是中國共產黨內「兩喬木」之一的「南喬木」喬冠華，喬是德國留學生，對歐洲各國情況熟稔於心，「喬木」的國際時評在當年香港風行一時，尤其是對當時歐洲政治、外交的分析以及戰爭趨勢的預測人人爭睹，其見識和眼光遠高於「蔚藍書店」那輩人。
地位卑微且又自尊自傲，林柏生這些有社會地位的人，胡蘭成自然不去接近，就是報社同事他也來往不多，與「蔚藍書店」那批人同樣無甚交往，其中他只和樊仲雲比較親熱，主要因為兩人是同鄉，樊也是嵊縣人。樊仲雲叫他蘭成，他卻不敢造次，仍叫樊先生，他對樊仍是拘謹的。樊仲雲雖只長他四歲，卻早有名聲，是所謂「保衛中國文化十教授」之一，又是知名文人，日本廚川白村那本著名的文藝評論《苦悶的象徵》即出於樊仲雲之譯，譯本出版後，當年曾在新文學青年中稱譽一時，胡蘭成尚在讀中學時就已知樊的大名，自然不敢妄攀親近。他的住家在香港島薄扶林道學士台，周圍鄰居有杜衡[4]、穆時英[5]、戴望舒[6]、張光宇[7]、路易斯[8]等人，但他們也都是成名作家、畫家和詩人，其中他只和杜衡玩玩，其餘人也不多搭訕。閒常時光，他只帶著孩子在香港街上走走，去海邊看看風景。
林柏生、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的秘密活動胡蘭成雖然不與聞問，但他不會看不出這些人的穿梭奔忙是為那般，可他完全被隔於局外。報社的文章仍在寫，「蔚藍」的事情也在做，卻不被誰看重，薪金仍是可憐的六十元港幣辛苦度日。他此時是連甩手不幹的退路都沒有，既無旅費回上海，回上海仍是無出路。他是進不得，也退不得，被困在了香港。
直到多年以後，他回憶起這段日子仍是牢騷滿腹，他覺得自己就「像《易經》裡的『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未嫁女子的身份未定」，他埋怨林柏生當年大約內心當他是呂布，如陳登對曹操言所謂：「明公養呂布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更傷他自尊的是，可能林柏生當年甚至還未將他如董卓對呂布那般看重，而是完全無視。
如此一年，胡蘭成轉機發生。
1938年年底，依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與日方密約，汪精衛一行先重慶而昆明、再昆明而出逃河內，日本於12月22日發佈《日本近衛內閣第三次對華聲明》，汪精衛12月29日擬就響應日方的電文，由周佛海等人攜至香港，發表於《南華日報》，公開表明對日求和態度，此即為著名的「艷電」。
汪精衛發表「艷電」，此舉既是對外的，同時也是對內的，公開表明求和，也就豎起了與蔣介石政府不同的對日方針的大旗，以期造成國民黨以及國內的分裂，將一切希望與日本求和的勢力統歸到其麾下。汪對蔣介石集團的核心人物及嫡系軍隊不抱企圖，主要是寄希望於各地地方軍閥和除共產黨外的各種政治力量。可汪精衛還是失算了，出於他的意料之外，「艷電」發表後，遭到國內一致的反對，公開響應的地方軍閥和政治力量可說一個都沒有，原來已有聯絡的雲南龍雲也無反應，即便原來的汪派成員，也並沒有完全來歸隊。原在香港的汪派最高級幹部之一的顧孟余即為此與汪反目，顧先是堅決反對「艷電」發表，待「艷電」發表後，即與汪派人物斷絕關係，不久就悄悄離開香港去了重慶。
胡蘭成此時如何表現呢？
他回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