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進上海《中華日報》，胡蘭成就不會去香港《南華日報》，假如不去《南華日報》，胡蘭成就不會加入「蔚藍書店」，這樣他就無機會接近和結識汪派人物，可能最終也就不會加入汪偽集團，跳水做漢奸了。
整個事情的開始，只是由於一次約稿。
1937年年初，胡蘭成帶著家小從廣西北歸，路經上海時，他去看望了古泳今。古泳今是他南寧一中教書的同事，兩人關係不錯，他當年在與李文源事情上捉摸不定，就是與古商量後才最終拿定主意的。古泳今是廣東人，他先胡蘭成北來，眼下在汪系報紙上海《中華日報》做事，兩人交談之餘，古泳今就向胡蘭成約稿，請他為《中華日報》寫文章。
胡蘭成在廣西苦讀了五年，一肚子文章加一腦袋理論，正需要試筆展示一番，於是回胡村後，就寫了兩篇評論文章寄去，一篇論中國的手工業，一篇分析該年的關稅數字。兩篇文章《中華日報》立刻刊載了。這還不說明什麼，重要的是兩篇文章都立即為日本《大陸新報》譯載，不久又被轉載於《經濟學論文拔萃》月刊，這就引起了《中華日報》社長林柏生的注意。社長注意，加以古泳今的推薦，胡蘭成在家裡剛住了兩個月，上海即來信，聘他為《中華日報》的主筆。據胡蘭成自己說，社長林柏生原本是請他擔任報社總主筆，他謝絕了，說自己不想加入汪派，所以總主筆就讓給了古泳今。
林柏生是俄、法兩國留學生，回國後不久即跟隨汪精衛，1924年汪精衛出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時擔任汪的秘書，為汪的親信和汪派骨幹人物之一。林柏生主管汪系宣傳，隨汪精衛出洋赴法時在歐洲創辦《留歐通訊》雜誌，1929年回香港創辦「南華通訊社」，創辦《南華日報》，任社長。1932年，蔣汪合作，汪出任行政院長，林又奉汪指示在上海創辦《中華日報》。在其主持下，一中一南「兩華」日報成為汪精衛派系的最主要輿論工具。
胡蘭成進《中華日報》卻不願任總主筆，所持理由有點奇怪，因為，在他人眼中，進《中華日報》也就是接近了汪派，主筆與總主筆其間是說不上有怎樣區別的。或許這是他的客氣，以此感恩於古泳今的推薦？或許就是胡蘭成的乖巧，看出林柏生只是客套一番，並不想真正讓他擔任總主筆，於是落得賣個人情給古泳今？但不管蔣派汪派，對胡蘭成最重要的卻是謀職謀生，養家活口，此時他經濟上的負累是更重了。他與全慧文結合後的小家庭需要供養，母親已死，胡村老家留下的兒子和侄女也要靠他照應，家無餘錢，身無長物，他是無法在家坐吃閒住的。能進報社工作，對他這樣的人來說，是除教書「口舌之耕」以外所能找到的最合適的職業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由此開始了長達八年之久的中國抗日戰爭。這場戰爭改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改變了千千萬萬人的命運，也徹底改變了胡蘭成的命運。此時，胡蘭成進《中華日報》剛及兩月。
一個月以後，日本海軍向上海守軍進攻，是為上海「八·一三事件」，中國軍隊奮起回擊，開始了長達三個月的「淞滬會戰」，中日雙方各投入了幾十萬兵力，死傷逾萬，是為整個八年抗戰中最激烈的一次戰役。中國軍民浴血苦戰，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並爭取了時間，使上海及附近城市得以遷出大批廠礦機器和戰略物資運往後方。
戰事主要在上海東北兩面的外圍進行。「八·一三」炮聲一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就宣佈「中立」，國民黨市政府當天也從江灣新市區遷回楓林橋舊址，居住在閘北、虹口的外僑和有錢人家紛紛避往蘇州河南岸。同時，上海外圍戰區的農民、小手工業者也像滾滾浪花一波波湧進上海市區，僅「八·一三」一天，就有六萬難民進入上海租界。租界當局無法阻擋，只得將一些學校、廟宇和公共場所闢為臨時難民收容地，可各處的難民仍源源不斷湧來，時逢盛夏，無處安身的難民席地而居，擁塞在馬路邊、弄堂口，妻叫兒啼，煙起屎流，沸反盈天，一片狼藉。胡蘭成也隨著巨大的難民潮，帶著妻兒遷居到了法租界，性命暫時無虞，可他的生活卻發生了問題。
戰事一發生，報社就停止發薪，所有編輯員工一律改發生活維持費四十元。他剛進報社才兩個月，沒有節餘，他五年在廣西，上海沒有什麼熟人朋友，也無處可通融。所發四十元錢，他一家三口租住的亭子間房租就去掉了十二元，戰爭期間交通斷絕，日常的青菜木柴價格騰貴，更不巧的是，全慧文懷孕此時又將生產，胡蘭成真陷入了焦頭爛額的境地。
孩子產下後，一家人的生活更為窘迫，胡蘭成晚上去報館，白天在家，請不起傭人，就自己照料產婦嬰兒。他清早起來去後門口生煤球爐子，然後上菜市場買菜，買菜需仔細算計，要買日常菜蔬，要為產婦和兒子買營養食品，還要從中省錢出來為嬰兒買奶粉。嬰兒患了肺炎，看過幾次醫生仍不見效，看醫生要錢，他去找林柏生幫忙，兩次只借到十五元錢，最終，嬰兒還是夭折了，出生僅僅二十天。
這是胡蘭成夭折的第二個孩子，前一個是他與玉鳳所生的女兒棣雲。這次他從廣西回來，在家裡時才聽青芸細說，在他走後，家裡連雇奶媽的一個月三元錢也拿不出，棣雲最後連餓帶病沒幾個月就死了，死後就與母親葬在了一起。眼前這個夭折兒，胡蘭成無法可想，只得求助於「普善山莊」，這是上海專為收斂掩埋街頭無名屍體和死嬰的慈善機構。當接屍車來家接死嬰時，他念其父子一場，跟著接屍車一路步行，直送到位於閘北普善路上的「山莊」內。他回轉再過蘇州河時，天色已傍晚時分，望著街道上的稀疏燈火，他眼前心中一片茫然。
對於眼前時局，胡蘭成不太與人多談，在報館人微言輕，自然不能影響更不能決定報紙言論的傾向。其時，汪精衛還在南京，《中華日報》也不曾有怎樣出格的議論。倒是胡蘭成自己，對抗戰的前途卻是悲觀，他估計戰爭結局仍不外是過去那樣的老一套，中國忍讓，遷就日本人，停戰求和。他絕沒想到的是，中國會堅持抗戰，各黨各派全國軍民會聯合起來組成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這是他以後常引以為憾的對形勢估計的一次失誤。其實，他的失誤又豈止於這一點。
11月初，「淞滬會戰」結束，政府軍隊全線撤退，上海淪陷。《中華日報》隨之停刊，報社同人就地解散，林柏生去香港。胡蘭成帶著家小，也跟隨林柏生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