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其時的讀書研究，與當時廣西的大背景也有關。
自從1931年年底，蔣介石與汪精衛合作、寧粵合流以後，兩廣（廣東、廣西）即與南京政府對峙抗衡，努力保持著自己的半獨立割據局面，如此維持了五年直到抗日戰爭開始。在此其間，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勵精圖治，提出「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口號以資號召，對內抓軍隊整編、訓練民團，注重社會基層組織的建設和廣西的地方教育，對外標榜進步，禮賢下士，大量聘請外面的知名學者教授來廣西幫助開展教育。一時間，許多進步學者和民主黨派人士紛紛南下，廣西的桂林、南寧出現了如北伐前廣州那樣的自由開放的新氣象。
陳望道、鄧初民[7]、施存統[8]等人被聘為廣西大學教授，崔真吾等先進青年人也是在這一背景下而南下幫助廣西建設發展，當時還有不少共產黨人因上海等地的白色恐怖也退避到了廣西。在當時廣西反蔣的政治氣氛中，共產黨員的身份幾乎是半公開的，胡蘭成在南寧一中，教員中的共產黨人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國際問題，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進行分析和爭論，他們之中還有斯大林派與托洛茨基派之分。胡蘭成傾向於共產黨，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兩派之中，他更敬服托派。他們的分析和爭論，他們的理論素養，他們的口才和辯鋒，令他望塵莫及，這也是他發奮苦讀、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動機之一。
從他的家世背景，他個人的經歷遭遇，從他與崔真吾等人的接近所受的影響，以及廣西當時的政治氣氛來說，胡蘭成的研究馬克思主義，傾向於共產黨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對托派尤其是他所接觸過的托派分子個人始終抱有好感，他以後在香港領到的汪偽集團活動費還拿去支助托派。只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的變化，而為托派分子所拒絕。胡蘭成瘋狂攻擊和詆毀共產黨，那是他加入汪精衛「和平運動」、落水做漢奸以後的事。至於他對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的看法變化，那更是以後的事了。
胡蘭成最後是如何離開廣西的，他自己語焉不詳：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1936），兩廣軍興，兵諫中央抗日。第七軍長廖磊聘我兼辦《柳州日報》，我就鼓吹發動對日抗戰，必須與民間起兵開創新朝的氣運結合，不可被利用為地方軍人對中央相爭相妥協的手段。閏二月罷兵，我在桂林被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軍法審判，凡監禁三十三日，後來是我寫信到南寧與白崇禧，才得釋放。出獄前一晚夢見我母親，我母親是前年才去世的，我不曾回去奔喪。白崇禧且使人送來五百元路費，我遂攜家小北返了。[9]
僅寥寥百餘字，就含糊了事了。文中所說的「兩廣軍興」，即一般史書上所稱的「兩廣六一事變」。
1936年5月，兩廣的政治支柱、廣東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突然逝世，蔣介石想利用胡之喪事乘機解決兩廣問題，統一兩廣的政權和軍隊。廣東陳濟棠不願服從，與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商議共同反蔣，用什麼名義呢？兩廣決定就用最能爭取全國各地、各方面力量同情的「抗日」旗號，於是，兩廣決定在六月一日舉行半獨立於南京的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六月一日，白崇禧在南寧正式宣佈「抗日救國」，事變自此發生，兩廣和南京兩方面各自開始調運兵馬，準備打仗。
根據胡蘭成所說，在事變發生以後，他被廣西第七軍軍長廖磊聘去「兼辦」《柳州日報》。
胡蘭成慣會虛言大話，此處顯然是他的一句大話，而且說得漂亮，像是他萬事在身忙不過來，只能給廖去「兼辦」。什麼是「辦」？對辦一個報紙而言，那是指創辦、籌辦或主辦，至少應是主要負責人之一，這才談得上「辦」，可按胡蘭成當時僅是個一般中學教師的身份，按廣西素重本地一向排外的習性，絕無可能讓胡蘭成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外來中學教師來辦一張廣西本地的報紙。
再說廖磊，廖與夏威是廣西軍親身帶兵的兩個主要將領之一，廖的地位更在夏之上，除了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之外，是當時廣西的第四號人物。抗戰以後，廖被蔣介石南京政府任為方面大員的安徽省主席。廖磊怎會和胡蘭成有牽連，而且還委託他辦《柳州日報》？從以後廖在王公度案的表現來判斷，廖對於當時在廣西如胡蘭成這般積極提倡自由民主開放觀念的學生知識分子，是反感的。所以，實際情況很可能是，胡蘭成給《柳州日報》寫稿，所寫引起了廣西軍隊某些上層人物的憤怒，因此被軍法審判，招致了一場牢獄之災。廖磊是廣西軍隊最主要將領，他對報紙言論憤怒是可能的，說他聘請胡蘭成辦報，卻不可能，若真是他出面聘請的，胡蘭成又怎會被軍法審判？
胡蘭成的言論是不錯的，他認為發動對日抗戰，必須發動民眾，而不能將其利用來作為地方軍人對中央相爭相妥協的手段。只是這番話太像是出於南京政府的立場，在當時情境下，就等於是在批評指責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李、白的做法。廣西有關方面，很可能是懷疑他有什麼背景，才將他抓捕入獄的。
「兩廣六一事變」，在蔣介石的軟硬兼施、分化拉攏下，兩個月即行瓦解，陳濟棠出走香港，廣西與南京和解，兩廣長達五年之久的半獨立狀態告終。不過，廣西這次打出的抗日救國旗號，卻不是空喊，一年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廣西如約出兵北上，在各個戰場上很打了一些硬仗。
胡蘭成喜歡挑大的講，他得脫牢獄釋放，他說是因為自己在獄中寫信到南寧給白崇禧，而且白崇禧還派人贈五百元路費，禮送他離開廣西。他僅寥寥數語，但事情絕不會這麼簡單。胡蘭成在獄中寫信給白崇禧是可能的，當時廣西李宗仁為拉攏陳濟棠長駐在廣州，廣西由白當家負責一切。但胡蘭成與白崇禧地位相距更遠，他不是個什麼人物，會得白崇禧的關注，其間肯定要有人給他送信，為他說情，那麼誰為他送信，並保證信能送到白的手中呢？誰為他在外奔走，托關係找人說情呢？
這裡顯然是胡蘭成不老實，先將自己說得像是個人物，提筆寫信給白，白不但馬上釋放，而且如同賠禮送他五百元路費。不僅是不老實，更是不仗義，他如此含糊其事地寫，就把為自己奔走營救的朋友給有意抹殺了。
那麼，這位朋友可能是誰？
很可能就是崔真吾。因為崔真吾有這個責任，也有這個能力。
崔真吾是他表哥的同學，是他的同鄉，也是帶他南下幫助他營謀前程的領路人，道義上崔有營救這位小老弟的責任。崔真吾也有能力營救，崔先他而到廣西，已來了好幾年，在廣西各地中學和師範專科學校任教外，崔還積極參與了廣西的政治社會建設，結下了廣泛的社會關係。在他帶胡蘭成等人到廣西之時，他就在第四集團軍總政訓處和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兼職，以後又在南寧《民國日報》出版《星星週刊》，參加廣西南寧文化協會和中國民主抗日救國大同盟等工作。崔真吾營救胡蘭成，可以通過自己熟悉的總政訓處處長王公度的關係。王其時在廣西風雲一時，極受李、白的器重，除總政訓處長外，王還兼有南寧軍校政訓處長、廣西省黨部常委、省政府委員等多職，集有組織、政工、青年訓練大權。崔真吾若通過王說項，那應該是沒問題的，甚至完全有可能，最後就是王公度決定將胡蘭成釋放的。胡蘭成不提此事，那是不仗義，哪怕他不清楚其中交接的具體內幕，猜也應該能猜度得到的。可他就是不提。
可惜的是，胡蘭成北歸回家，崔真吾卻再也沒能回去，他隨王公度一起被廣西當局殺害了。半年以後，廣西發生「王公度案」，王公度被捕。其原因外在的，是由於王公度的進步政治態度，王公度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引起了蔣介石的猜忌，要白崇禧注意王公度在廣西的活動。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還是由於廣西內部的權力之爭，王公度風雲一時、大權獨攬，得罪了許多人，特別是軍隊中執掌兵權的軍頭如廖磊和夏威等人。當王公度被抓入獄後，李宗仁並不真正想殺王，可許多權勢人物相勸相逼，此時已率軍北上抗日的廖磊甚至揚言：「公度不死即頓兵不前」，只是在這種情形下，李宗仁出於無奈才最後做出殺王的決定。與王公度一同遇難的還有謝蒼生、區渭文、韋干、陶保垣以及崔真吾。廣西當時為掩飾真相，對外公佈說，處決王是因為王公度是托派，在廣西搞托派小集團活動。這一說法許多人信以為真，直到近半個世紀以後，這一切才真正搞清楚。[10]
對王公度其人應怎樣評價，至今未見有定論。令人高興的是，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崔真吾終於得到了公正的評價。這不僅是因為他曾追隨魯迅而得名，他早期在家鄉浙江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動，他在廣西所從事的文化教育活動都得到了肯定，他已被國家認定為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犧牲的烈士，家鄉浙江已將他的事跡寫入史傳，他的出生地，浙江鄞縣樟村還為他建立了烈士陵園。
崔真吾之死與胡蘭成會有什麼關係麼？
若有人從這方面去想，也是不無可能的。胡蘭成脫獄北歸，崔真吾留在廣西被害身死，其間僅相隔半年時間。「王公度案」發生，其原因與崔真吾不會有什麼真正關聯。此案是廣西權力之爭，不同於「王公度案」中的其他遇難者，崔真吾不是廣西本地人而是外來者，那就不管王公度生死如何，也不管王公度是得勢還是失勢，在廣西當地權力爭鬥中，崔真吾是既不會染指，也不會有大妨礙的。與王公度一同遇難的五人中，崔真吾與其他人相比，「與王公度並無密切關係」，那崔就是死有他因了。
這可能是泛泛的原因，因為崔真吾是「建設廣西」那幾年活躍的頭面人物，因此而遭廣西那些反動保守分子如黃旭初、廖磊等人的嫉恨，乘「王公度案」發生將其一同殺害。也可能有具體的緣由，若前面的猜度正確，顯然營救胡蘭成出獄即便不算是主要的也是其中突出的一件。那崔真吾實是為胡蘭成而死了。
是否再有更陰暗的可能呢？
註釋
[1]見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1947年7月10日，《夏承燾集》第七冊，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聯合出版。
[2]引自《魯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引自「張迷客廳」版主夜晚文：《胡蘭成，從魯迅游？》。
[4]此為胡蘭成寫與朱西寧信中的自我評價，見朱天文《花憶前身》，《萬象》2001年第2期。
[5]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路入南中》。
[6]引自許壽裳《魯迅先生年譜》，1938年版《魯迅全集》第20卷。
[7]鄧初民（1889-1981），字昌權，又名鄧希禹，湖北石首人。1912年入武昌江漢大學，次年赴日本攻讀政治學。1925年到武漢任法科大學教務長，加入中國國民黨，任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青年部部長。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與李達等創辦《雙十》月刊任主編，1930年5月參與發起成立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任主席。在上海暨南大學、中國公學等校任教，1936年轉至廣西大學。1941年在重慶參與成立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為民盟中央委員。抗戰勝利後，以民盟代表團顧問身份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1948年參與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為全國委員會委員，歷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山西大學校長，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第三、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6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著作有《政治科學大綱》《政治學》《世界民主政治新趨勢》《中國社會史教程》《社會進化史綱》等。
[8]施存統(1898-1970)，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原名復亮，浙江諸暨人。1919年就讀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曾以《非孝》一文引起巨大社會反響。1920年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為中國共產黨最早黨員之一，1922年任青年團中央書記。1924年到上海大學任教，復往廣州中山大學、黃埔軍校、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政治經濟學。1927年任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敗後脫離中國共產黨，從事馬克思主義著譯工作，任上海大陸大學、廣西大學教授。抗戰期間，與黃炎培、章乃器等組織民主建國會。1949年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後任勞動部副部長，民建中央常委和副主席，第二和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著有《現代唯物論》《中國現代經濟史》，譯有《資本制度淺說》《世界史綱》《社會進化論》等。其子為當代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9]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路入南中》。
[10]見程思遠《我的回憶·王公度案內幕》，北京華藝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