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胡蘭成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嵊縣廿二都下北鄉胡村。
胡蘭成與人初次相見，問起姓氏籍貫，常答稱自己是紹興人，這是不錯的。
嵊縣地方，西漢置剡縣，唐升嵊州，唐宋間幾度立廢，北宋宣和年間改嵊縣，在清末，嵊縣屬紹興府。嵊縣近百年來雖屬紹興，至今在浙江省行政上仍屬紹興專區，可兩者之間卻大有分別。紹興是著名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可紹興好風光，只是紹興本土風光，嵊縣卻荒落；紹興富名勝，計有禹陵、越王台、蘭亭、鑒湖、沈園、東湖等等，嵊縣一處輪不上；紹興多名士，嵊縣卻稀有，紹興歷代，昔有王羲之、王獻之、謝靈運、賀知章、陸游、章學誠，今有秋瑾、蔡元培、魯迅、馬一浮[1]、範文瀾等等，明代袁宏道初至紹興即謔稱其地「士比鯽魚多」，今之毛澤東也曾讚歎紹興為「名士鄉」，可歷數紹興各代名士，若細究，多的只是紹興本地的山陰以及諸暨人，嵊縣卻寡有，當代數得上的名人，嵊縣只有一個武的王金髮和一個文的馬寅初。
王金髮[2]，嵊縣當地的會黨首領，只因參加光復會而在辛亥革命時被推上潮頭，率部光復紹興任紹興軍政府都督，二次革命討袁失敗後不久遇害。這位亂世出頭的草莽英雄，其身名僅顯耀於一時一地，而為現代人知曉，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人以文傳，得之於魯迅和周作人文章中多次提及。
馬寅初[3]，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即成為知名經濟學家，著名大學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地位更高，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等職。馬寅初不僅在經濟學界和教育界知名，而且具有廣泛的社會聲譽，這主要因其兩次批評建言。一次是抗戰時期，馬寅初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財政政策，特別是激烈抨擊了權勢豪門巧取豪奪乘機發國難財的醜惡行徑。第二次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7年，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主張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為此而受到全國性的批判。幸虧他壽比人事長，終於在垂暮之年恢復名譽，他對於中國人口控制的見解得到了重視，並轉而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
這兩位鄉前輩，與胡蘭成沒有發生任何關係。前者在年代上無緣，王金髮殞命刑場時，胡蘭成尚年幼。馬寅初長胡蘭成一輩，可在人生軌跡上完全南轅北轍，胡蘭成出生至離開家鄉那段時間，馬寅初在美國留學；胡以後去廣西教書，馬則是京（北京和南京）滬三地著名大學教授；胡加入汪偽集團，活躍在南京上海時，馬遠在重慶；胡最後亡命海外，馬在北京為中國最高學府的大學校長。兩人之間有可能發生的一次交叉，胡蘭成也沒有找到機會。
那是胡蘭成婚後，在家鄉無出路，曾北上一年，在燕京大學副校長辦公室做職員。其時，馬寅初亦在北京。馬寅初1916年自美國回國，即到北京大學任教，任經濟系教授和系主任、教務長等職，在此期間，馬寅初還兼任浙江興業銀行顧問、中國銀行總司卷，並與同仁一起創辦了上海東南大學商學院和中國經濟學社，但其基本活動仍在北京，在北大做教授教書。直到1927年，馬寅初才離開北京回家鄉浙江任省政府委員和省財政審查委員會主任。胡蘭成與馬寅初雖然地位懸殊，可既同在北京，他以小同鄉身份找上門去應是情理中的事。不知道是他沒去拜門，還是拜了門沒被接納，在胡蘭成回憶錄中絲毫不見提起，兩人之間似沒有發生任何關涉。
若胡蘭成此時能得這位鄉前輩的照顧和提攜，他今後的人生道路肯定會有極大的不同。胡蘭成文章中雖從未提起馬寅初，但他不會不注意馬寅初的活動和著述。馬寅初在1928-1936年間，曾多次返回故里，為嵊縣國民黨黨政人員講課，共做過「中國何以如此貧弱」、「非常時期的經濟問題」、「民族經濟」等專題的九次演講。馬曾指責嵊縣當地官紳非法增收田畝附加稅，迫使縣政當局將此款項收回改作了地方教育經費。說胡蘭成會注意馬的活動和著述，是因為馬寅初所講中國貧弱的問題，是胡蘭成親身感受的，眼看著幾十年間胡村從富裕趨於迅速破敗，自己家中也日益窮困潦倒，這些問題變故是他長年思考始終縈繞於心的。他在廣西苦讀五年，主要就為了認識和理解中國的民生經濟問題，他自廣西北歸，第一次為上海《中華日報》寫稿，寫的也是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兩篇分析文章。
嵊縣慳於出名人，缺少名勝古跡，卻不乏名山勝水。四明山蜿蜒逶迤，橫臥浙東而與嵊縣東南部相連接。「天下名山僧佔多」，嵊縣沒有著名寺廟，四周山上多的是道教仙人的出沒之處，道教「處大地名山之間」的「十大洞天」，嵊縣挨不上，「三十六小洞天」中，嵊縣有金庭山洞，名列第二十七，「在大地名山之間，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間多得道之所」的「七十二福地」，嵊縣境內有兩處，一為沃州，一為天姥岑，後者因李白詩而名聞天下。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中的「天姥」寫的就是此地：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睹。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綠水蕩漾清猿啼。……
四明山是天台山的餘脈，橫跨數縣，天姥山也是天台山餘脈，在嵊縣境內。李白興游至此，驚其雄拔奇特，將其與傳說中的海上仙山（實為海市蜃樓）的仙境相比擬。海上仙山難求亦不可信，人間天姥山卻可直觀面睹。奇山之外還有勝水，曲折山腳下的剡溪。李白前有謝公（謝靈運）曾來登山並為登山特製木屐，游天姥後又投宿山下的剡溪綠水旁。有這樣的名山勝水、古人游跡和名詩，嵊縣即便不依附紹興也自可滿足了。
生於斯，長於斯，對家鄉的名山勝水，對文人騷客遊跡行蹤，胡蘭成全無會心，毫不在意。他初懂人事，只是個本分的農家子弟，這一切離他太遠，只是一種遠景式的襯托，與他的農家生活沒有關係。他的生活在絲茶桐油，在養蠶，在田頭禾間，在莊稼作物的寸長拔節中，以及農家日常面臨的艱難窘迫。他對家鄉的記憶也是如此切近，保有一份樸實的充滿情趣的濃情厚意，經過幾十年人生沉浮而未曾稍減。
桑樹叫人想起衣食艱難，我小時對它沒有像對竹的愛意，惟因見父親那麼慇勤的在培壅，才知世上的珍重事還有比小小的愛憎更大的，倒是哀怨苦樂要從這裡出來，人生才有份量。
三國時龐德公在樹上採桑，司馬徽來訪，又劉備小時門前有桑樹團團如車蓋，英雄豪傑的本色原是出在如此份量的人世的。我鄉下的桑樹也這樣高大條暢，不像新式栽桑法的切短，拳曲糾結。桑樹初發芽舒葉，金黃嬌嫩，照在太陽光裡，連太陽光都成了是新的。女子提籠采新桑，叫做「小口葉」，飼烏毛蠶的。及桑葉成蔭時，屋前屋後園裡田里一片烏油油，蠶已二眠三眠了，則要男人上樹採葉，論擔的挑回家。
……
胡村人春花就靠絲茶。正月裡來分春牛圖，又便是蠶貓圖，都木版印出，家家貼一張在正房間牆壁上。還有綽灶王的人來，到每家灶君菩薩前舞一回，分下蠶花供養，得米一碗而去，蠶花是紙剪出纏在像香棒的細竹條上，形狀好像稻花，分黃綠白紅四種，都是極正的正色，我小時非常喜愛，問母親要得幾枝當寶貝。正月裡婦女去廟裡燒香，也是求的蠶花。[4]
這可能是胡蘭成寫得最好的文字了。寫有這等綿密深情文字的人，對家鄉情不短意更長，家鄉有這等子弟，即便亡命天涯，也應該滿足甚且感激了。胡蘭成每道自己是蕩子，是家鄉的蕩子，卻是個何等樣情意綿綿的蕩子！
家鄉對胡蘭成還有一宗明顯的影響，那就是當地的民間戲曲文化。清末民初，紹興民間流行的有紹興大班（也稱紹興亂彈，以後又稱紹劇）、蓮花落、浙江婺劇，流行最廣、也最為嵊縣人添光的，就是發源於嵊縣的越劇。追根溯源，從嵊縣當地的「落地唱」形式發展為越劇的起始，恰是胡蘭成出世之年。1906年，嵊縣的「落地唱」藝人第一次嘗試，搬開台桌，去掉手中簡陋的說唱伴奏樂器，演員化裝直接在舞台上表演，不料獲得了巨大成功。自此，「落地唱」轉變成為越劇，逐漸風行於江浙上海等地，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劇種之一。
胡蘭成自小耳濡目染，沉浸於其中，年關廟會上的演出，鄰家婚喪喜事的伴唱，還因為胡蘭成父親的喜好擅長，在自己家中吹拉彈唱，使他自小就熟悉了這些劇種和劇目，這是他幼時最早的藝術啟蒙，也是他最早得到的知識教育。這些劇目大多取材於歷史，取材於民間傳說中的才子佳人故事，帶有中國民間典型的喜怒哀樂和是非觀念。有人近年在浙江等地做過專門調查，讚歎這些活躍於底層民間的戲劇戲曲形式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名之為「草根文化」，以與精英文化和已制度化了的正統文化相區別。胡蘭成推崇「民間」，對家鄉地方戲的劇情唱詞在自己的著述中順手拈來，隨處運用，這也是他的文章最見精彩的一面。若他有意在此用功，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中國民俗、民間戲曲的研究者。
可惜，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