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那張在我們吃飯的時候忽然出現在門口的臉，有點兒扁平，有點兒灰白，在門口略作停留，匆匆地懸掛了一下後就刷的一下又不見了，儘管後來再沒有出現，但我覺得它給我的心裡帶來了某種陰影。我沒有把這些告訴老四，飽餐一頓後，他光顧著高興了，絲毫沒有注意到我在回去的路上與出來的時候相比有什麼不一樣的。也許，在他看來，要說有什麼不一樣的，那就是我們兩個人都吃飽了，與來的那時候大不一樣，尤其是他本人，精神很好，感到無比的充實，不再覺得自己是餓死鬼轉世了。
走了一會兒，他小聲而愉快地哼起了剛剛學會的蘇區歌曲《送郎當紅軍》。
天地之間安靜極了，整個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都彷彿進入了一個寂靜廖廓的夢裡，這樣的時候並不是很多。
……
我和老四是在快到學校門口的時候突然被捕的。
快到學校門口時，我們首先看到了大門口上方的那個大型的五角星，儘管黑夜讓它暫時改變了顏色，但在我們的眼裡它依然是鮮紅的、最美麗的，能給無數人勇氣和信念，以及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然而，就在那時，蘇區保衛局的幾名戰士突然從樹後走出來，他們全副武裝，清一色的短槍，槍上的保險像一張張嘴一樣大張著。我見過其中的兩個人，一個長著一張國字臉，一個是圓圓的娃娃臉，他們曾幾次來學校執行任務，公開地，有時是秘密地，帶走了一批又一批的人，都是連排以上的紅軍幹部。此刻，他們站成扇形，風從樹叢裡穿過。很快，我和老四就都被綁了起來，隨即又被用黑布蒙住了眼。
我就是在那時候與老四分開的，在一個漆黑的深夜，在彭楊幹部學校的門外，從此，我們再沒有見過。
審訊是從第二天開始的。天不亮的時候我就被帶了出去，有兩個人在一間房子裡坐著，他們首先問我昨天晚上到那個小飯館裡去幹什麼，我說是去吃飯。他們說，學校裡難道沒有飯麼？紅軍的幹部學校裡會沒有飯吃？聽到他們這樣問，我便老老實實地將昨天晚上的經過說了一遍，之後又進行自我批評，說明我們有自由散漫的傾向和資產階級享樂思想，給偉大的紅軍丟臉，我說我會記住這次教訓和錯誤。我認真地說著，卻看見他們的臉上浮起一種十分詭異的笑容，我的心裡忽然又懸了起來。看他們的神情，我隱約覺得我所說的那些他們並不感興趣，好像並不是他們想要知道的。這樣一來，我知道壞了，我的心裡七上八下的，他們到底想要問什麼呢，想要知道什麼呢？我低著頭想了一會兒，忽然覺得嚇了一跳，身上一發抖，手上和腳上的鐵鎖鏈都嘩啦嘩啦地響了起來。我想起了根據地正在開展的「肅反」運動，眼前不禁轟的一聲，血光四濺……我想，不會說我也是AB團，改組派吧？要是那樣，那就不是一般的紀律問題了。
果然，就像我所想的那樣，他們問我：「什麼時候加入的AB團？」
聽他們這樣問，我的眼前又是轟的一聲。我說：「沒有，從來沒有過。」
他們說:「很好，就知道你會這麼說，每一個進來的人都會這麼說。不說是吧？我們會讓你說的。」
守候在門外的兩個戰士進來，在我的身上仔細地搜了一遍，沒有搜到錢，也沒有搜到別的什麼特別的東西，只有一支自來水筆。從四川出來的時候，我的身上還有幾百塊大洋，紫英姐姐幫我把它們縫進一個細長的腰帶一樣的袋子裡，我日夜纏在身上，一刻都不敢大意，跟著我一起出來的那一百多個弟兄都指望它們呢。後來，第一次見到程政委的時候，我就從腰裡解下來，全部交給了程政委。我認為，一個人當了紅軍，身上是不應該有錢的，更不應該有什麼私人財產，直覺告訴我，有那些是可恥的，更是反動的。正因為此，當我把那些錢交給程政委的時候，我的心裡高興極了，我知道儘管這根本算不上什麼，卻標誌著我朝著革命的目標又邁進了一大步，把錢交給了程政委，就是交給了黨，交給了革命。老四也贊同我的行為，他說，你的義舉將會在紅軍隊伍中傳為美談。我立刻糾正他，告訴他說，那不叫義舉，那叫革命精神，不會說話以後就不要亂說，把那些封建的腐朽沒落的陳詞濫調統統都給我嚥回去，不要再說出來，免得丟人現眼，讓人恥笑；又告訴他說，我們把錢上交，不是為了要讓人傳頌，而是在表明我們的革命的決心。老四說，我懂囉。
一位審訊幹部對我說：「你必須得說，不說是不可能的，沒有人能矇混過去。」又說，「辣椒水、老虎凳、竹籤穿刺，你選一個吧。」
另一個人說:「他是四川人，讓他喝辣椒水太便宜他了，等於請他吃飯呢。」
他們說，在我們這支部隊裡，有一條很粗的反革命脈絡，貫穿得很長很深，根深蒂固，枝繁葉茂，上自軍長，下到班長，全部由AB團和改組派的敵特分子組成，不清除這些，紅軍就不可能真正戰勝敵人，會一直吃敗仗。我聽了，驚得面無人色，照他們這樣的說法，我們這支英勇善戰的紅軍部隊豈不成了一支國民黨的隊伍？那還革什麼命呢，那還革誰的命呢？蘇區的形勢變成如今這樣，我覺得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是的。兩個紅軍戰士端來一碗辣椒水，一個捏住我的下顎，讓我把嘴張開，另一個慢慢地端起碗，把一碗血紅的辣椒水往我的嘴裡灌。坐在椅子上的一個人提醒說，慢慢地倒，不要灑了，不要浪費了。又對另一個坐在椅子上的人說，幾大缸辣椒水都已經見底了，還得繼續搞。
再睜開眼的時候，發現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回到了牢房裡。牢房裡除了我，還有兩個人，一個滿臉鬍子，另一個是個十六七歲的孩子，他們都靠牆半坐著，看見我醒來後就不停地咳嗽、作嘔，那個滿臉鬍子的人說：「喝辣椒水了吧？幾碗？」
我一邊咳嗽，一邊朝他伸出一個指頭。
「才一碗？」他有些不相信地看著我，搖了搖頭。又說：「一定是看你長得白白嫩嫩的，手下留情囉。」
熟悉的鄉音，潰爛的皮肉，讓我一下就記住了這個滿臉鬍子的人，他姓曾，也是四川人，是紅三十一團的一位營長，坐在他旁邊的那個十六七歲的孩子，叫宋小川，是紅十八師周副師長的警衛員。第一次受審的時候，曾營長就被灌進去三碗辣椒水，所有的刑他都受過了。他說，在所有的刑罰裡，喝辣椒水是最輕的，也是最好的。
那個叫宋小川的孩子靠牆坐著，一直都不說話，問時，才知道周副師長已經被執行了。
處決周師長的那一天，宋小川被押去陪綁，他看見除了周師長，還有好幾位師長，但更多的是一些連長、營長、團長。「沒數過，不知道有多少人。」宋小川說。當行刑隊子彈上膛以後，周師長說出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要求，請求用刀，不要浪費子彈，留著子彈打敵人。於是就改用大刀和木棒。一位只剩下一條腿的師長對周師長抱怨說：「老周，為什麼我們不能死得痛快一些？」周師長還沒有來得及說話，一刀下去，已身首異處。
幾個月來，已不知有多少人先後死去了，有的死在槍下，有的死在刀下，有的是被棍棒打死的。黃陂戰役中的一位英雄，一位叫年孝英的團長，被打到八十多棒的時候，還能動，還能說話，打人的人也早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後來又換了一班行刑的，又打了八十多棒，年孝英團長才終於斷了氣。
曾營長問我：「老弟，AB團到底是個啥子東西嘛？」
我說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曾營長說：「看來只有等到陰間去問閻王了。」想了一會兒，又說：「這事，閻王老子也未必曉得。」
據曾營長講，我們所在的這間牢房裡，一開始的時候一共關押著二三十個人，後來陸陸續續地都被帶走了，走了也就走了，再沒有一個回來的。只剩下曾營長和宋小川，至於他們兩個人為什麼還在，連他們本人也說不清楚，不知道為什麼。曾營長對我說，只是個時間問題，不是不走，是時候未到。
夜深以後，宋小川和曾營長先後都睡著了，只有我還醒著，我的嘴裡、喉嚨裡、胃裡和鼻腔裡像是有火在燃燒。蘇區的月光透過屋子上方的幾根胳膊粗細的木頭照進來，照在宋小川和曾營長的身上，宋小川的身體蜷縮在一起，看上去越發像個不大的孩子，一點兒也看不出他曾跟隨已逝的周師長在鄂豫皖這塊土地上征戰了好幾年。曾營長的身上到處是傷，從頭到腳，很少能看到完好的地方。睡夢中，他突然發出一聲細細的呻吟。一個那樣的硬漢，突然發出那種細聲的女人般的呻吟，一定是身上哪個地方的傷又在作痛。
我叫了一聲「曾營長——」他沒有回應。
我忽然想起了老四，不知他是否還活著，也許已經被處決了。自那天夜裡在彭楊幹部學校門外被蒙上眼睛後，我就再沒有他的消息。我沒有想到，也從來都沒有想過，在學校東邊的那個比一個螺絲殼大不了多少的小飯館裡吃的那頓飯竟是我們這一生在一起吃的最後一頓飯，老四一定也沒有想到。多年來，老四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不知為什麼，我就是願意跟著你，你罵我我也願意。」老四在成都沒有家，很小的時候一直跟著哥哥嫂嫂，從十二三歲的時候起，就開始一直跟著我。我至今都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在武侯祠的外面，天上下著小雨，那時，他還留著一條辮子，穿著一件小小的灰色的舊袍子，看見我，只是笑。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時候，有一天，不知是在夢裡還是在真實的夜裡，我恍惚聽見父親對母親說「這個娃兒好像是咱們前世的仇人……」母親聽了，好半天沒有出聲。後來，我都又快要睡著了，聽見母親說「他還小，再大一些就懂事了」。父親既沒有贊同母親的話，也沒有提出反對，給我的感覺好像他和母親說的並不是一回事，也不是同一個人，而是各說各的，母親說母親的，他卻是順著他自己的思緒不住地往遠處滑行，越滑越遠。
聽見父親對母親說：「你，我，咱們兩個人，上一輩子不知是啥關係，先別管是啥關係，有一點肯定是一樣的，那就是，你和我，咱們兩人一定是做了什麼對不起他的事，到了這一輩子，你我成了夫妻，人家找過來了。」
母親說:「自己的兒子，別說的那麼嚇人。」
父親說：「嚇人？就是這麼回事，我敢說一定是這樣的，是的，不然好多事情就都解釋不通，越想越不明白。」
母親說：「有什麼事你覺得解釋不通呢？」
「那就多了。」父親說，「比方說，他那麼樣地折騰我們，變著法兒地折磨我們，我們卻願意讓他折騰，心甘情願地願意讓人家折磨，這難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麼？我經常在想，我們為啥那麼願意讓他折磨折騰呢？有一陣子他沒折磨我們，晚回來一會兒，我們還要心焦焦眼巴巴地惦記著人家，怎麼還不回來呢？到哪裡去了呢？會不會出什麼事呀？等等等等，這樣的一些事情，那樣的一種心情。你給我說說，這是為啥？你要是能給我說出個道道來，說出個子丑寅卯來，我就服了你。」
母親說：「普天之下，誰家不是這樣呢？」
父親說：「那就正好說明都是前世的冤家。」
母親說：「你真是這麼看的麼？」
「我也不想這麼看，」父親說，「可是不這麼看不行，好多事情我解釋不通，想不明白。遠的不說，說近的。距離府衙門不遠處有一個窮得叮噹亂響的人，住在一棵白果樹下，靠樹枝樹葉當屋頂，據說每天只吃一頓飯，有時候連一頓都撈不著。就是這麼一個人，我聽衙門裡的人講，卻匪夷所思地認了一個比他還要窮的老太婆作乾媽，孝敬得比親娘還要厲害……能僅僅用心好來解釋這件事麼？世上心好的人不只他一個，比他更好心的也有，為啥偏偏是他呢？冥冥之中必有一種東西在支配著他，告訴他必須要對那個人好，那就是他今生今世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他來到世上就是為了要做完那件事。南河邊有一個女人，也是時常吃不上飯，卻收留了幾十隻貓，寧可自己餓著，也要讓那些貓吃飽，我覺得僅用善行是不能解釋這些事情的，那中間一定暗藏著前因，我們只是不知道罷了，甚至連他們本人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只是覺得必須得那麼做，就得那麼做。」
……
月光像水一樣漫過我的臉，我忽然想起一段小曲：
十三能飲酒，
十四會吸煙，
十五敢把洋人殺。
……
那說的是誰呢？就是我。煙是大煙，並非是尋常人吃的那種紙煙。
蘭草幽靜地生長著，籐蘿密密地垂掛著，竹葉沙沙地響著，蓮花彭彭地盛開著，父親和母親還在說話，我卻終於睡著了。
第二天醒來以後，我看到牢房裡只剩下我一個人躺在地上，曾營長和宋小川都不在了。
我從地上起來，活動了一會兒身體，又把曾營長和宋小川落在地上的兩件衣裳撿了起來。我們三個人都沒有行李，都是直接睡在地上，這倒也省事，人一走，也就沒有什麼了，省去不少麻煩。我在做那些的時候，想到曾營長和宋小川可能正在被重新審問或接受拷打，一次又一次的審問和拷打，讓宋小川從一個活潑好動的孩子變得沉默寡言，身上增添了越來越多的木氣，從他的那雙驚慌而又失望的眼睛裡能夠看出，他不再相信任何的人和事物，我和曾營長說話的時候，他就坐在一旁安安靜靜地聽著，從不插話；也有的時候不聽我們說話，好像在想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