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又把比興合在一起與賦對舉，似有比、興同體之意涵在其中。如果比、興與賦"酌而用之"，在鍾嶸看來詩之滋味則濃郁矣，恰如"所謂伊人"，忽焉在前，忽焉又在後，忽焉在近，忽焉又在遠，如果專用賦體，則始終在眼前，專用比興，則始終在遠方，兩者都不好或者不是很好，都不能構成濃郁的滋味，詩歌需要的是此刻在眼前，轉瞬之間又到了遙遠的地方這樣的效果，鍾嶸以為這樣才有滋味。而從鍾嶸對賦、比、興三者的排列順序也可以看出一些問題，鍾嶸說："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這與漢儒的排列順序剛好相反，這相反到底意味著什麼特殊的用意，可以去作一些探索，此處無法展開。此處略可說者，鍾嶸認為在形成詩之滋味中，"興"具有第一位的意義，這大約是可以成立的，因為他解釋"興"為"文已盡而意有餘"，這"文已盡而意有餘"特別容易形成詩歌對人的挑逗感，這種挑逗感吸引讀者對詩玩味無厭，探索不已，而這探索玩味的過程本身就直接證明了詩是有滋味的。
第四，風力與丹采相結合才有滋味。鍾嶸說："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在鍾嶸看來，風力和丹采也是滋味的源泉，風力乃為詩之骨幹，不樹立則詩無骨也，無骨則無力振采高翔，這一標準與鍾嶸對建安詩歌特別是曹植詩歌的極力推崇有關。於詩歌滋味而言，風力乃確立詩歌滋味的方向，故而此句中的"丹采"才是鍾嶸此處滋味的主要內容。魏晉南北朝時期甚為推崇辭藻華麗，如果辭藻不華麗，也就沒有滋味，這在此期基本上可以說是常識與共識，曹丕講"詩賦欲麗"，陸機《文賦》講"詩緣情而綺靡"，有濃厚原道、征聖、宗經意識的劉勰也講"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所以，鍾嶸特別強調"丹采"在六朝是順其自然、毫不足怪的事情，而單憑"丹采"這一標準，鍾嶸就有充分的理由把陶淵明放到中品去了，以為陶淵明詩歌"質直"，這也是後人極力推崇陶淵明而魏晉南北朝時期陶淵明的地位不高的原因。除了陶淵明之外，鍾嶸還認為曹操的詩歌丹采也不夠，以為"曹公古直"，憑這一點鐘嶸就把曹操打到下品去了。相反，鍾嶸對曹植的評價就極高，以為曹植的詩歌"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既有風力又有丹采，於是成為鍾嶸的詩歌理想。
在鍾嶸看來，如果詩歌既賦、比、興三義"酌而用之"，又做到"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那麼詩歌就達到了"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的"詩之至也"的極境。我們可以對鍾嶸的"滋味說"一言以蔽之，"滋味"就是聲色，就是聲色大開，只不過他認為理想的詩歌滋味是風力強勁的滋味與聲色而已，這和後世講的"韻味"不一樣，韻味不但不講究聲色，反而躲避聲色，要把聲色淡到無跡可尋的地步，讓聲色退隱，走到了一條與聲色濃郁的滋味相反的詩歌趣味的道路上去，即使色彩也要用最簡單、最單純、最淡的色彩，就像宋元的水墨山水畫那樣。魏晉南北朝時期喜歡濃妝艷抹，而晚唐特別是宋代以後，就喜歡"豪華落盡見真淳"的詩風與詩味了關於中國詩歌思想中的詩味理論，可以參考業師陳應鸞先生的《詩味論》(巴蜀書社1996年版)一書，該書所論至為詳細，頗有自己的心得。老莊"既雕既琢，復歸於樸"的思想與"豪華落盡見真淳"的詩歌理想才是後世韻味說的淵源，這也是宋代以後陶淵明的地位越來越高的原因。
六、批評事類詩，主張直尋、自然英旨
在鍾嶸看來，詩歌寫作不是寫"撰德駁奏"，也不是寫"經國文符"，他在《詩品序》中說："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經國文符"、"撰德駁奏"是有很強的功利性的應用性文章，他認為寫這些東西是可以用典的，但又認為"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也就是說，吟詠情性的東西是不需要也不能頻繁用典的，而詩剛好就是吟詠情性的，《毛詩序》中說詩歌"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是為證據。用事用典也是六朝後期詩歌創作中一個很重要的取向，鍾嶸《詩品序》說："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
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造成的後果是"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直其人"，詩歌失去了自然而然的吟詠情性的特徵。鍾嶸雖然從"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的角度給這種詩風以一定程度的同情瞭解，但他終究不贊成這樣去寫詩，以為歷代的名詩名句都不是這樣寫出來的："'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於是，鍾嶸正面提出了他的詩歌創作思想，即"直尋而致自然英旨"，詩歌即是直尋於即目所見，面對自然人生吟詠情性，寫出自自然然的詩歌而已。
寫詩或者是觸興於自然人生而為之，或者在書本中討生活而為之，書本不是直接的生活，但可稱之為間接的生活，清代陳澧在解釋《禮記·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時說："蓋'格物'但當訓為'至事'，至事者，猶言親歷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不能親歷，讀書即無異親歷也。故格物者，兼讀書閱歷言之也。'致知'者，猶言增長見識也。凡人欲增長見識，捨讀書閱歷，更無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陳澧雖然不是針對詩歌創作而言之，但這個意見大體也是可以適用於詩歌創作的，所以也要對"且表學問"的詩歌給以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情。唐代以後，宋詩的方向中就有一個以功力為詩的方向，宋詩"以議論為詩，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的總結雖然不能適用於所有的宋代詩人，但確實有這樣一個思潮，後世寫詩的天才越來越少，相反學者日益增多，總沒有剝奪學者作詩權利的道理。鍾嶸說詩歌中大量用事用典使詩歌走上了"雖謝天才，且表學問"的路徑，這確實是詩歌史上的一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