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句話中，鍾嶸指出了四言的兩個特點：一個是"文約意廣"，這是優點；一個"文繁而意少"，這是缺點，這兩句話表面看起來有點矛盾，實際上"文約意廣"是針對《詩經》中的每一行詩句而言，像"關關雎鳩"，這是四言，當然和五言比起來就是"文約"了，起碼節約了一個字，而"文繁而意少"是針對整個四言詩的詩句而言，像《詩經》中的四言詩，某一個詩句就要重章疊唱好幾次，這樣一來全詩的字數就很多了，但表達的意思還是那個意思，這就是鍾嶸所認為的四言詩"文繁而意少"，這"繁"當然也是跟五言詩整體詩句與字數比較而得出的經驗性的結論。因為這些原因，鍾嶸就認為四言詩比不上五言詩。
在他看來，五言詩就是"文省而意多"，而且不僅僅如此，他認為"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雲會於流俗"。他認為五言高於四言的根本原因在於五言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從而"會於流俗"，大家都願意學，相對而言，四言詩則"世罕習焉"，也就是說四言詩"滋味"不夠，故而大家都不願學。"會於流俗"與"有滋味"二者是互為因果的關係，有滋味故會於流俗，因為"會於流俗"故而也證明了"有滋味"。流俗總是好聲色的，按照古今的世俗經驗，確實也是有聲色才容易有滋味。鍾嶸就是從這一點來為五言張目，以為五言高於四言。這與摯虞、劉勰的標準不一樣，摯虞、劉勰的看法主要還是從"音"的角度去觀察的。
鍾嶸的詩史觀不僅僅表現在對詩歌整體歷史的觀察上，也表現在對五言詩的歷史的觀察上，單就對五言詩的觀察而言，鍾嶸認為五言詩是一代不如一代。在鍾嶸的觀察中，漢魏古詩乃是五言詩的極致，這從《詩品》的上品裡面漢魏有多少人就可以看出，上品裡面加上古詩算十二人，有古詩、漢都尉李陵、漢婕妤班姬、魏陳思王植、魏文學劉楨、魏侍中王粲，這就有六個了，佔了半壁江山。實際上，還有一個魏晉之際的阮籍，也大約可以算是漢魏的範圍，如果這樣算的話，就有七人了，大約可以看出鍾嶸對漢魏古詩的推崇程度。翻檢《詩品》，還可以看出鍾嶸對五言詩評價最高的是古詩、曹植，其評價之高可以說無與倫比，他評價古詩說："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他對曹植五言詩的評價，認為是五言詩中的完美絕制，鍾嶸說道："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
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就是說，孔門若用詩，陳思王曹植才可說是進入了孔門的內屋，劉楨只能說是升到了前堂，而張協、潘岳、陸機這些人只能算是到了前堂外面的走廊上，而劉楨、張協、潘岳、陸機四人均位於鍾嶸《詩品》中的上品，這樣一來，曹植的五言詩在鍾嶸的眼中，基本上可以說是上品中的上品了。從這些證據可以得出結論，鍾嶸確實推崇漢魏古詩。對建安五言詩，鍾嶸情有獨鍾，而對建安以後的五言詩，鍾嶸發出了很多感歎，對於晉代太康時期的五言詩，鍾嶸雖然說其是"文章之中興"，但也略表了遺憾，只是以為"風流未沫"而已，也就是說是前代風流的余響。而對有晉一代中的永嘉時期的五言詩，則以為"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到了東晉，鍾嶸認為詩壇"皆平典似《道德論》"而"建安風力盡矣"，到南朝劉宋大明、泰始時期，鍾嶸認為"文章殆同書鈔"，到南齊永明年間，五言詩又新變，鍾嶸也深不以為然，認為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將鍾嶸對建安後的五言詩壇的批評集中到一點就是丟失了建安風力，建安之後歷代詩壇雖然有幾個詩人力求"動俗"，但終因"彼眾我寡"而不成功，在總體上呈現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趨勢。
四、對物感說的發展
物感說淵源甚早，早在《禮記·樂記》中就出現了物感說的論說，但經過後世的演繹，到了鍾嶸這裡，物感說可以說才堪稱完備。原因就在於到鍾嶸這裡，物感說的"物"不僅指外在的自然景物，也指社會事物，也就是說鍾嶸把"物"的範圍擴大了。
《禮記·樂記》中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就是說，我們人心的感動是由於受到外在自然景物的觸動。而"音"是由"聲"而來的，"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而音又是"樂"的基礎，"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故《禮記·樂記》中總結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人心感動於不同的外物，呈現出各種複雜的情緒而心動，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在《禮記·樂記》的作者看來，這"六心"並非人天性使然，所謂"六者非性也"是也，而是"感於物而後動"的結果。
到了六朝，談物感說的論說越來越多了。陸機在《文賦》第一段裡面就說道："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四時景物感動著人心，而人心感動之後則"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即拿起筆來把因外物所感的東西寫出來就變成了詩文。再下來還有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中的"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劉勰問道："物色相召，人誰獲安？"在劉勰看來，"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何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這更加美麗的情況呢？而且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裡面談詩的時候也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應該說，六朝時期，物感說確實已經言說得很普遍了。山水詩是六朝時期的一大特色，在當時社會****的情況下，人們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山水自然，人心接受自然的感召，把這些感受變成精美的山水詩。但不得不說，這些物感說的論說中的"物"還是基本上在自然景物的層面。
到了鍾嶸這個地方，物感仍然是詩歌根源，但是在自然景物之外，又有了社會事物的豐富內容。我們首先來看鍾嶸物感說中屬於自然景物層面的"物"，在《詩品序》中，開篇就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從表面看，這句話還是會讓人想到傳統物感說的"物"的內容，而《詩品序》中間又有"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這更是直言四時之景物感動人心的證明。但是，接下來鍾嶸所談到的感動人心的例證就轉向了人生社會："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這些內容全是人生社會事物，不是自然景物，但它們和自然景物一樣"感蕩"人的心靈，催生出部部詩篇，所謂"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就是對這種感動的回報。這是鍾嶸《詩品序》中的物感說不同於前人物感說的地方，也正因為鍾嶸把"物感說"的"物"從自然景物擴大到社會人生事物，所以在鍾嶸這裡，物感說才是完備的物感說。
五、批評玄言詩，主張滋味說
鍾嶸關於詩的批評是實踐性的，不是僅僅停留在口頭上、理論上。其批評實踐主要是對六朝詩歌的批評，其批評中就有對玄言詩的批評。鍾嶸對玄言詩進行批評當然也是為了正面提倡他的滋味說，在鍾嶸看來，玄言詩是違背了詩的根本特徵而出現的一個詩的別類。他對玄言詩的一個評價是"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在他看來，沒有滋味就不能稱為真正的詩，而他以為五言詩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有滋味，所以對魏晉以來"貴黃老，稍尚虛談"的風氣下面所形成的玄言詩風作了尖銳的批評，並諷刺孫綽、許詢、桓溫、庾亮"諸公"所寫的詩歌"平典似《道德論》"，說其詩已經不像詩了，喪失了詩的特質。那麼，在鍾嶸看來，詩到底是什麼呢？他在對五言詩和四言詩進行比較的時候就已經說過，五言詩之所以超越於四言詩之上而"會於流俗"，不在於其他而在於它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他主張詩一定要有滋味，沒有滋味就是"非詩"。在鍾嶸看來，玄言詩就是"非詩"，因為它像玄學家寫的《道德論》。
鍾嶸主張詩歌要有滋味，那麼他說的滋味到底是什麼具體內容呢？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有滋味呢？或者說沒有什麼就沒有滋味呢？這就是下面我們需要解釋的問題了。
第一，鍾嶸認為詩是一個形象的世界，無形象則無滋味，有形象則有滋味。用鍾嶸的話來說，詩是"指事造形"的，曹旭先生解釋說："指事，指說事情造形，摹寫物之形象。"故而，"指事造形"當然就是指詩歌的形象性。而玄言詩"理過其辭"，完全是在講理，而且不是用形象在講理，缺乏形象性，故而也就無滋味了。
第二，鍾嶸認為詩是情感的世界，有情感則有滋味，無情感則沒有滋味。鍾嶸說詩要"窮情寫物"，其義甚明，無需多言。
第三，賦、比、興三義"酌而用之"則有滋味，否則無滋味或者滋味不明顯。用沒用詩的手法，也是鍾嶸判斷詩有沒有滋味的標準。詩的手法，傳統上講就是賦、比、興，如果這"三義"一個都不使用，詩就根本無滋味。而鍾嶸對賦、比、興三義的理解卻和傳統有所不同，他以為"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對"興"的解釋可謂別出心裁，獨樹一幟，而對"賦"的解釋也有異於前人者，漢儒解釋"賦"但言"賦之言鋪"，也就是鋪陳的意思，這與鍾嶸的"直書其事"義相同或者說差不多，但是，鍾嶸又說"賦"還有"寓言寫物"的含義，引起了後世若干人的困惑與批評，曹旭先生的《詩品集注》中引了若幹這樣的批評，例如陳衍《詩品平議》中說："案，鍾記室以'文已盡而意有餘'為興，殊與詩人因所見而起興之恉不合。既以賦為'直書其事'，又以'寓言'屬之，殊為非是，寓言屬於比興矣。
"黃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論"比興"："鍾記室云：'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其解比興，又與詁訓乖殊。"劉熙載《藝概·賦概》云："風詩中賦事，往往兼寓比、興之意。鍾嶸《詩品》所由竟以寓言寫物為賦也。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際，不必有言也，以賦相示而已。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為用也幾何。"高松亨明《詩品詳解》云："仲偉比，與鄭氏比、興之意相近，興則為仲偉之獨創。"這些批評有些有道理，有些也不一定有多少道理，當然從學術的角度還可以繼續爭議下去。不論怎麼說，鍾嶸以為"三義"需要"酌而用之"才有滋味，這是毋庸置疑的，所謂"酌而用之"，就是說這三種手法要綜合協調運用，不能偏袒一義，不能只用一種或者兩種，在他看來，如果只用一種，就有問題，鍾嶸說："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