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嶸雖然力主"表天才"的詩歌創作路徑，但我們也要看到，"且表學問"的詩歌創作路徑也有它存在的堅強證據與理由，畢竟這個世界天才少而博學者多，為什麼就不能容忍博學者的學問詩呢？中國古代編了很多類書，就有不少人不去大自然人生中尋找寫詩的材料與靈感，而待在書齋裡翻類書尋找名篇佳句，欲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而用之於詩歌創作，這樣的情況也確實培養了一批詩歌創作中的懶漢，與其說他們是在創作詩歌，不如說是在製造詩歌了，這樣寫出來的詩歌因為無直接觸興於自然人生的現場感受的個別性特殊性，確實對詩歌創作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寫詩成了一些人炫耀自己學問的技術而不是藝術，對這種路徑下面的末流傾向還是應該給以批評的，把詩寫得"殆同書抄"確實是對詩的褻瀆。宋代以後，以學問為詩的傾向越來越甚，到了近代還有所謂宋詩派運動，即使是到了現代，很多人寫詩也只能寫以功力見長的宋詩風味的詩。成為一個學者相對容易，而出現一個天才太難，後世之人越來越淵博，故學問詩大量出現也屬於很正常的現象。為什麼唐詩難以為繼？明代人曾經想回返唐詩的榮光，提出過"詩必盛唐"的口號，這個彰顯天才的寫詩方向當然是對的，但可惜明代人才華不夠，最終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實際上鍾嶸每個批評都有一些問題，他批評玄言詩無滋味，其實寫玄言詩寫出一流水平的也有，既有滋味又有玄理，最著名的就是嵇康，只不過嵇康是用四言詩來寫玄理而不是用五言而已。既有形象又有玄理，又有什麼不可以呢？同樣，鍾嶸批評"且表學問"的詩也存在一些問題，其論說針對中下流詩人有效，針對一流詩人同樣是無效的，寫詩用事用典而使人不覺，難道不是高水平的體現嗎？杜甫的詩大約就有這個水平。
七、批評永明體詩，主張自然音律
鍾嶸在《詩品序》中說："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他認為前人沒有誰去討論"宮商之辨，四聲之論"，詩也寫得很好，且自然合符音韻。前人雖沒有這些論說，但是卻重視音韻，只不過在鍾嶸看來，這與今人"言宮商"的所謂音韻聲律之說迥異："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
"對古人重音韻進行大力讚揚後，鍾嶸卻反過來對今人的重視聲律大加撻伐，以為古之詩歌要"被之金竹"，所以重視音韻調諧是必要的，而今之詩歌既然已經"不被管弦"，那麼"亦何取於聲律邪"？於是，他對"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所形成的永明詩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認為這些"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的人為的對音韻聲律的講究，對詩的傷害甚大，其結果是"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寫詩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成了一件極受約束的、痛苦的事情。鍾嶸以為，在詩歌已經"不被管弦"的時代中，寫詩應該有新的方向："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也就是說，詩歌讀起來順口就行，有自然音律即可，完全沒有必要人為地講究所謂四聲八病，故鍾嶸說："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裡已具。"鍾嶸講的當然不錯，但是對於嚴格講求音韻聲律而又使人不覺的詩歌創作情況，鍾嶸則沒有充分地考慮到。
鍾嶸對永明體詩在某些層面的指責還是準確的，有些人寫詩已經不是在寫詩，而是在痛苦地製造詩了，但是，對於高水平詩人使用音韻、聲律的情況，鍾嶸的這個看法就不能成立。鍾嶸未得及見的後世的近體詩，如律詩和絕句，剛好是最嚴格地講究音韻聲律，但是卻寫得很好，佳作不斷，講求音韻聲律而使人不覺，這恰是講究音韻聲律的最高水平，在規則中獲得自由才是真的自由，也是最有價值的自由。
至於鍾嶸為什麼要這麼尖銳地指責永明詩風，除了理論上、思想上的原因外，傳說還與他和沈約個人之間的恩怨有關，《南史·鍾嶸傳》中確實有鍾嶸與沈約交惡的記載，其中說："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雲'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原長等皆宗附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紀昀對此發表看法道："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為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為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僕病未能；雙聲迭韻，裡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
八、鍾嶸的詩歌功用論
六朝時期，人們談詩歌功用者甚少，而鍾嶸就是這甚少者中的一個。在《詩品序》中，鍾嶸以為："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又說："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在《詩品》上品中評價阮籍的詩歌時，又說阮籍的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憂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這些論說，表面上看與漢儒之言詩歌的功用無甚區別，細察之，則區矣別矣。從其語氣看，基本上鍾嶸是抽像地談詩的功能，要麼抽像到鬼神天地領域的無限遠處，要麼抽像到普遍人性論意義上的陶養以及對普遍抽像人性的抽像的形上安慰，基本上與時事、現實無關。
而關於鍾嶸詩歌功用論的這一特點，前人觀察得也甚為仔細，此處照錄曹旭先生《詩品集注》中引用的相關論說以為大家的參考。高木正一註："鍾嶸雖借用《毛詩·大序》之語，然就以上論氣之發動、物之變化、人心感蕩來看，鍾嶸之詩歌效用論，具純文學之傾向。鍾氏剔除《毛詩·大序》中'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政教、倫理之效用論，刪去此小節開頭'正得失'一句，鑒乎此，則鍾氏之立場、用意即可瞭然。"楊祖聿《詩品校注》："仲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之言，雖胎源於《詩序》'動天地，感鬼神'，然細考其文義，《毛序》偏重樂歌祭祀之效，及人君政教德化之功，自與鍾序之純文學詩之動天地，感鬼神不同。
"曹旭先生針對"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這段文字加了一個"案"，以為"此段言自然之變化，四季之感蕩；遭際之離合，人世之悲歡，為詩歌發生於人心之兩大根源。前為六朝人所共識，後為仲偉一己之獨創"。所論可謂公允，而楊祖聿《詩品校注》中說："《詩品》之可貴，在於仲偉往往有卓然不群之見，此數語標出詩之'無用之用'，誠藝術之大用也。"至於鍾嶸"陶性靈，發憂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這些論說，也大概不出抽像功用論的範疇。從高木正一、楊祖聿、曹旭先生的這些論說可以看出，鍾嶸所討論之詩的功用論基本上在"大而化之"的層面上，也就是楊祖聿先生所說的"無用之用"的層面上，這是我們觀察鍾嶸詩歌功用論的時候必須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