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說
概說主要講三個內容，一是鍾嶸其人，二是《詩品》其書，三是相關參考著作。
鍾嶸的生平資料主要見於《梁書》和《南史》這兩本史書，但是這兩本史書中的鍾嶸傳裡面記載得都很簡略，相對而言，《南史》記載略詳。關於其人，此處參照兩史書傳記略說之。鍾嶸，字仲偉，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晉侍中鍾雅的七世孫。其父鍾蹈，曾做過南齊中軍參軍。鍾嶸與兄鍾岏及弟鍾嶼"並好學，有思理"，南齊永明年間為國子生，且明《周易》，此後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再後則擔任過撫軍行參軍、安國令、司徒行參軍、中軍臨川王行參軍、寧朔記室，西中郎晉安王記室這些官職，因為做過記室，故後世人又稱鍾嶸為鍾記室。這些內容，是《梁書·鍾嶸傳》與《南史·鍾嶸傳》相同的部分。
在《南史·鍾嶸傳》中記載了鍾嶸的一次大膽的上書行動，當時齊明帝事必躬親，多纏細務，致使官場吏風丕變，人人"爭自啟聞，取決詔敕"，鍾嶸甚為不滿，於是上書批評明帝，以為"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明帝受批評，雖然不高興，但是也沒有處罰鍾嶸，明帝問大中大夫顧暠："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顧暠雖然認為鍾嶸"位末名卑"，但是卻對鍾嶸上書所言頗有同感，以為鍾嶸所言"或有可采"，並認為人主不能對繁碎職事"總而親之"，認為這樣會造成人主越俎代庖的政治後果，從而使"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不利於天下之治理。顧暠對鍾嶸的回護之言弄得明帝也沒有辦法，只好"不顧而他言"。《梁書·鍾嶸傳》與《南史·鍾嶸傳》還共同記載了鍾嶸另外一次關於批評濫授官位的上書，這次似乎皇帝聽了鍾嶸的意見，命令"付尚書行之"。但相對於直接批評明帝而言，這次上書個性特色不夠鮮明，故此處不作具體介紹。至於鍾嶸的士庶及其家族的相關問題，大家可以參考曹旭《詩品研究》中的"鍾嶸身世考"。
至於鍾嶸《詩品》其書以及《詩品序》，相關問題依然眾多。《梁書·鍾嶸傳》中有"詩品上"的序，而《南史·鍾嶸傳》中則無，而且《梁書·鍾嶸傳》中所記載的書名，也並非後世及今人所習慣了的《詩品》名稱，而是叫《詩評》："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這記載證明鍾嶸確實寫過一部論五言詩的著作，至於到底應該是叫《詩評》還是叫《詩品》，後世紛爭甚多爭論過程。至於現當代，則大多習慣使用《詩品》的名稱了，且陳延傑等先生也力主原名當為《詩品》而不是《詩評》。陳延傑先生在《詩品注》的最後有一個跋，在跋裡面陳先生堅決認為應該是《詩品》，陳延傑先生說："鍾氏列古今作者為三品，亦定其高下等差者，當作《詩品》為是。若'評'則訓為'評議'、'評訂'諸義，與品藻異矣。
"而曹旭先生力駁現當代以來這個流行之說，以為應該是《詩評》，並說："《詩評》是其正名，《詩品》是小範圍的別稱。"對於民國以來多稱《詩品》而廢去《詩評》的名稱，曹旭先生的回應是："既然《隋書·經籍志》說'或曰《詩品》'，《詩品》是《詩評》的小名和別稱，我們依明清人的慣例仍稱《詩品》亦無不可(筆者仍用《詩品》名)。但把別稱與正名混為一談，或誤字號為正名，視正名為偽的說法，卻不能不溯其淵源，詳加辨析，以期澄清。"曹旭先生的這個態度是非常學術性的，我們應該予以尊重，但鑒於《詩品》名稱已然傳之眾口，積習難改，故使用《詩品》的名稱看來是不可抗拒的現實，而要完全駁倒主張《詩品》名稱的一派提出的各種證據，目前看來也不容易。總之，這個問題還可以繼續研究，現在提供兩種說法供各位參考。
《詩品》把從漢代到鍾嶸所處的齊梁時代的五言詩詩人分為三品，其中上品十一人，加上無名詩人(《古詩十九首》)則為十二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總共一百二十三人，鍾嶸以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但《詩品》中有兩個"應璩"，一個是"中品"中的"魏侍中應璩"，一個是"下品"中的"晉文學應璩"，後者應該有誤，學界有學者認為"晉文學應璩"應作"晉文學應瑒"，這也還不是定論。總之，鍾嶸所品評的五言詩人應該就是一百二十三人，至於這個數字中包含的"十二"、"三十九"、"七十二"有沒有文化含義曹旭先生認為"十二"、"三十九"、"七十二"這些數字的安排與《周易》有關，以為有文化含義，大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繼續探討。
而《詩品序》亦有問題。目前大家看見的是通行本的三序合一後的序，一般人均理解為上中下三品的序合一，從"氣之動物，物之感人"開始到"均之於談笑耳"被稱為上品的序，從"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開始到"方申變裁，請寄知音耳"被稱為中品的序，從"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開始到"文采之鄧林"被稱為下品的序，但中品與下品的序與對應的中品、下品內容卻沒有關係，這使學者們苦悶了很長一段時間，力圖解決這個問題。我以為在這個問題上曹旭先生的意見值得重視，雖然曹旭先生沒有下定論，但他大體傾向於認為原上品序是全書總序，原中品序是上品後序，原下品序是中品後序，而從"陳思贈弟"開始到"文采之鄧林"是全書總跋或者贊語具體情況。我個人也比較傾向於這個看法。
《詩品》三品是按"溯源流"的原則來寫的，例如鍾嶸認為《古詩》源出於《國風》，然後漢代李陵源出於楚辭，而班婕妤源出於李陵，對每一個後面的作家都作了這樣的源流探討。對《詩品》中其溯源流的工作進行歸納，總共就兩個大源頭，一個是《詩經》，一個是《楚辭》，而直接以《詩經》和《楚辭》作源頭的基本在上品，而前面這些人又是後世其他人的源頭，這樣一來，《詩品》中每一個人的詩歌都有其淵源了。除了"溯源流"之外，詩品還有"定品第"的原則，每個人都進入了三品中的一品，至於某人放入某品是否恰當，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人人都在某品中則沒有任何例外。"溯源流"和"定品第"這六個字就可以概括《詩品》所做工作的基本情況。
至於研究鍾嶸《詩品》的著作，其實前面已經提到了一些，大體而言，有陳延傑《詩品注》、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葉長青《詩品集釋》、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呂德申《鍾嶸〈詩品〉校釋》、曹旭《詩品集注》、《詩品研究》等等。各位先生的著作雖持論不一但均各有成就，大家可以擇取參觀。相對而言，現當代對鍾嶸《詩品》的研究沒有《文心雕龍》研究那樣熱門，這大約與《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更符合現代學術體制有關係。
二、《詩品》寫作緣起與收錄編排原則
就具體原因而言，鍾嶸為什麼要寫《詩品》這本書？鍾嶸《詩品序》中說："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准的無依。"當時人也熱衷於詩歌品評，但卻"喧議競起，准的無依"，既然別人准的無依，顯然寫一部"准的有依"的著作就有了必要性。當時也有人對詩歌品評界的這種情況非常不滿，如彭城劉士章，乃是俊賞之士，而"疾其淆亂"，並"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但可惜的是"其文未遂"，故而鍾嶸才說自己"感而作焉"。這是鍾嶸寫《詩品》的第一個原因，也就是完成別人沒有完成的願望。
鍾嶸寫作《詩品》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鍾嶸對前人的論著不滿意，以為"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雖然鍾嶸對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評價還是蠻高的，以為"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但是就總體情況而言，鍾嶸是很不滿意的，以為這些論著"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不僅僅對前人論著不滿意，鍾嶸對前人編輯的集子也很不滿意，以為"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這兩個不滿意當然就成為鍾嶸寫作《詩品》的原因了。前人的缺陷正是鍾嶸要去彌補的東西，而前人最明顯的缺陷，在鍾嶸看來，就是"不顯優劣"和"曾無品第"，這就為鍾嶸寫"顯優劣"和"有品第"的《詩品》提供了充足理由。而鍾嶸也從前人那裡找到了"顯優劣"和"有品第"的撰述原則："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但鍾嶸又認為二者"校以賓實，誠多未值"，過去別人以九品論人，以《七略》裁士，雖然有些問題，但這畢竟為鍾嶸以三品來論詩提供了啟發。
至於鍾嶸以三品論詩是否準確，確實有很多爭議。後人對鍾嶸這"三品"就有諸多批評，例如把曹操放到下品，把陶淵明放在中品，這兩個人的五言詩在宋代以後直到現當代評價都很高，所以宋以後直到現當代的很多人，對鍾嶸的三品中出現這樣的問題批評很多。在現當代人看來應該放在上品的，結果鍾嶸放在了下品或者中品，而有些在現當代人看來只能放在中、下品的，鍾嶸卻放到了上品，這也弄得"喧議競起"。其實關於這個問題，鍾嶸實際上也有所交代，他在《詩品序》中說："三品升降，差非定制。"就是說，我這個三品並非絕對的，如果後人要去重新搞一個標準，我也同意，所謂"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是也。鍾嶸說如果有人要對這三品裡面的人重新去評價，那就寄希望於未來的知詩者了。以今人後見之明去反責鍾嶸容易，但是有多大必要性確實是一個問題。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甚至連陶淵明的名字都沒有提到一下，現當代人又該怎樣去反責劉勰呢？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針對後人對鍾嶸的批評說："近時王士禎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遺篇舊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此論可謂公允。
收錄什麼人進入《詩品》去"顯優劣"和"定品第"，這顯然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鍾嶸對此有兩個交代，第一個原則是只收死人，不收活人，所謂"今所寓言，不錄存者"是也。大家知道元代鍾嗣成寫了一本書叫《錄鬼簿》，從書名就可以看出只收做了鬼的死人的原則，而鍾嶸的《詩品》書名是不能直接看出這個原則的，所以鍾嶸就在序中親自交代這個原則。第二個收錄原則是只收錄五言詩，所謂"嶸今所錄，止乎五言"是也。所以歸納起來，也就是說鍾嶸在《詩品》中只收錄死去了的五言詩人，其他一律不收，而按照這兩個原則收進來的人就是才子了，所謂"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是也。至於沒有進入鍾嶸所寫的《詩品》中的人，鍾嶸認不認為其是才子，這就不得而知了。至於編排原則，鍾嶸說："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這個編排原則頗為中立，值得讚賞。
三、鍾嶸的詩史觀
鍾嶸對整個詩歌歷史有他的一個基本評價，那就是五言優於四言。六朝雖然是五言騰湧的時代，但是對五言詩的看法卻並不一定就好。在鍾嶸之前，針對四言、五言的比較已經有一些基本的看法，這些看法以摯虞和劉勰為代表，他們的看法基本上認為四言高於五言，摯虞《文章流別論》遺留的片段裡就曾經談到過四言詩，說："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以為四言乃為詩之正聲，是所謂的"音之正"也。既然四言才是"音之正"，那麼其他的比如五言就成了非音之正了。摯虞之後，劉勰也持同樣的看法，劉勰對詩的看法主要表現在《文心雕龍·明詩》篇裡，在談到四言詩和五言詩的時候，劉勰說："若夫四言正體，以雅潤為本。
"相對於四言，劉勰對五言的看法就低一些了，以為"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五言被他視為"流調"，劉勰雖然不是在否定五言詩，但這個評價確實不高。而鍾嶸的看法卻與摯虞、劉勰相反，以為五言高於四言，對於這一點，鍾嶸給以了論證，他說："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