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濟先生對《物色》一篇的詮釋我以為值得重視，劉先生說："本篇申論《神思》篇第二段論心境交融之理。《神思》舉其大綱，本篇乃其條目。蓋神物交融，亦有分別，有物來動情者焉，有情往感物者焉：物來動情者，情隨物遷，彼物象之慘舒，即吾心之憂虞也，故曰'隨物宛轉'；情往感物者，物因情變，以內心之悲樂，為外境之歡戚也，故曰'與心徘徊'。前者文家謂之無我之境，或曰寫境；後者文家謂之有我之境，或曰造境。前者我為被動，後者我為主動。被動者，一心澄然，因物而動，故但寫物之妙境，而吾心閑靜之趣，亦在其中，雖曰無我，實亦有我。主動者，萬物自如，緣情而異，故雖抒人之幽情，而外物聲采之美，亦由以見，雖曰造境，實同寫境。是以純境固不足以謂文，純情亦不足以稱美，善為文者，必在情境交融，物我雙會之際矣。"因為《物色》篇是申論《神思》篇"神與物游"的論題，所以把它作為"剖情析采"部分的重要論題來論說當然是合理的。
六、知音論
這一部分的內容，今人不稱之為"知音論"，而稱之為批評鑒賞論，這大體不錯，但為照顧歷史實情，仍然選擇劉勰自己的說法，總稱這一部分為"知音論"。"知音論"部分涉及的文章有四篇，一篇是《時序》，主要是根據"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的原理宏觀地對各代詩文總體風貌進行歷時性的批評鑒賞，所得結論也是"蔚映十代，辭采九變"的宏觀論說，基本上不涉及具體詩文作家的批評，要說是"知音論"的話也可以，只不過不是對具體作家的知音，而是對各個時代的知音與批評鑒賞而已。一篇是《才略》，主要是對各個時代的詩文代表作家進行批評鑒賞。
一篇是《知音》，這是本部分的核心篇章，也是本部分要具體分析講疏的內容。一篇是《程器》，從其內容看，劉勰可能本來要講作家的道德批評論或作家道德修養論，但結果講成了為作家打抱不平，以各種例證具體反駁對文人"類不護細行"的苛刻指責，以為"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無需對"文士之疵"、"文士之瑕累"過於放大，對於"名崇而譏減"、"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的現象也特別表達了憤懣，當然最後劉勰還是認為詩文作家應該"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以求自我道德的完善。知音論部分的核心既然在《知音》篇，所以下面就主要講《知音》一篇以為本部分的代表。
劉勰在討論"知音"這個問題的時候，一開篇就定了一個調——知音難。知音難不僅適用於劉勰那個時代，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也同樣適用。既然"知音"甚難，那難到什麼程度？劉勰說："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就是說千年能夠找到一個知音已經不錯了，這話雖然有些誇張，但是，知音難也確乎為歷代的事實。
為何知音如此之難呢？為何千年都難以找到一個真正的知音？劉勰對知音其難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找出了若干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社會原因。
劉勰所指的社會原因又分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賤同思古"的世俗心態，這是我們看見的人情之常態。在劉勰看來，這種貴遠賤近的心態帶來的一個基本的風氣，就是"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劉勰舉了韓非和司馬相如兩個人的遭遇作為例證，"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韓非《外儲說》剛出來的時候，秦王看到後覺得太好了，擊節讚賞，歎息道："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無恨矣。"司馬相如《子虛賦》流傳天下，漢武帝讀而善之，感歎"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以為司馬相如是古人。
(二)心物論(2)
但是，當秦王得到韓非，漢武見到相如，二人的命運非但沒有更好，反而是或被囚或被輕視，劉勰說："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這確實是歷史的事實，秦王得到韓非後，不但"未信用"，反而聽信讒言"下吏治非"，終致韓非囚中自殺。在漢武帝歎息《子虛賦》作者不與他同時之後，狗監(蜀人，皇帝出獵之犬的養護官員)楊得意對漢武帝說："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報告說《子虛賦》作者不但活著而且就是敝人老鄉，於是司馬相如受到召見，但結果也很不理想，"以為郎"而已，只是作了一個文學侍從，一點也沒有受到重用。秦皇、漢武雖然貴為帝王，但是也和常人一樣，貴遠賤近，賤同思古。故劉勰在《知音》篇中感歎道："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俗情如此，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欲覓真正"知音"者當然很難。
社會原因的第二個層面則是"崇己抑人"導致知音其難。這個層面也就是曹丕《典論·論文》中所說的"文人相輕"的現象。在這個問題上，劉勰在《知音篇》中引用的材料和觀點基本上是曹丕《典論·論文》裡面的東西，他說："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班"指班固，"曹"指曹植，班固嘲笑過傅毅"下筆不能自休"，而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深排孔璋"，以為陳琳(字孔璋)"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並嘲笑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喜好"詆訶文章"。同時文人之間，最易文人相輕，既然文人相輕，找個知音肯定難了。這既然是俗情如此、非一朝一夕可改變的事情，故而劉勰也只能感歎了。
社會原因的第三個層面是"信偽迷真"。劉勰《知音》篇中舉的例子是漢代的樓護："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相信道聽途說的言論，從而把真的變成假的，假的變成真的，使人真偽難辨。這樣的人口才極佳，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但自己沒有主見，往往輕信傳言，又廣泛傳播傳言，從而使整個文壇烏煙瘴氣、魚目混珠。現在也有很多這樣的情況，一些人在文壇、評論界專門幹這種把水攪混的事情，讓大家無法清楚地辨別好壞優劣。這是劉勰探討知音其難的社會原因的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無論是"賤同思古"，還是"崇己抑人"，還是"信偽迷真"，都是世俗風氣而已，它們均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者，千古如此，故千古知音難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