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以"科"論其風格要求，而並沒有以"體"論其八體的風格要求。在曹丕眼中，四科中每一科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奏議要"宜雅"，書論要"宜理"，銘誄要"尚實"，詩賦則"欲麗"。這些風格是曹丕根據歷史經驗歸納的，當然也有現實的依據，同時也符合人之常情，比如銘誄是悼念死去的人，要寫得平實而又真實，不能誇大；奏議是寫給皇帝看的，要雅正；書論之"論"是所謂議論性的文章，"書"則是公私書函，貴在講求"理"。這都是人之常情。而詩賦"欲麗"之"麗"，則不得不略作申論。曹丕所說的"麗"不能單獨作形式上望文生義的理解，還必須和他另外一個觀點"壯"相關聯去考察。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評價七子時說："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
"很顯然，在曹丕眼中，"壯"也是他很讚賞的一個風格，而曹丕這個時代雖然也講"麗"，但還不是纖弱的華麗，而是有骨的壯麗。正因為如此，所以劉勰、鍾嶸在評價建安時期文學時用了"建安風骨"、"建安風力"這樣的詞語。建安之後的文章雖然一代比一代華麗，但也一代比一代沒有"骨"與"氣"，這樣就成了纖弱的華麗，並最後走向纖弱的艷麗。所以，曹丕說的"詩賦欲麗"的"麗"不能理解為六朝後期人們所說的"麗"。總體上說，曹丕這個時代還是有"骨"、有"氣"的"壯麗"，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之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之所以建安文章尚有"華麗壯大"之風格，恐怕也是大漢精神之餘波流韻尚存。總體比較兩漢與六朝文章，兩漢文章大氣而不精緻，六朝文章精緻而不大氣，皆因時代風氣使然。
二、曹植的文章觀與批評觀
關於曹植，其個性可以說比曹丕更加張揚，充滿了才子氣。史書上說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恐怕是實情。太有個性與才子氣的人，一般不適宜治國平天下，就只適合做個大才子。因為做一個大才子任性而行，影響有限，往往還可以成為美談，但如果去做一個君王而又任性而行，那麼後果確乎難以預料。曹操不選擇曹植做太子，亦良有以也。
曹植的個性決定了他一生主要的成就只能在詩賦文章方面，而很難在功業方面，但他一生的理想卻剛好相反，恰恰在於建功立業。綜觀曹植一生，他在政治上的熱情是相當高的，從"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撫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雜詩》)、"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白馬篇》)這些詩句就可以見出。即使到了明帝曹叡在位的太和年間，他也仍然對立功當世念念不忘，上表自陳心跡道："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求自試表》)他籲請明帝"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其"用世"之心之強烈，於此可見。
重視功業這一立場，使得曹植對於自己的詩賦文章頗為自輕自賤，但又由於他的才氣太大，所以在文章批評觀上面也獨樹一幟，頗有無曹植之才者無資格批評曹植詩文辭賦的味道，這些觀點主要見於他的《與楊德祖書》。
第一，重事功輕辭賦。儘管曹植詩賦堪稱一流，鍾嶸在《詩品序》中把曹植評為建安之傑，但曹植是很看不起詩賦的，他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他非常同意揚雄"彫蟲篆刻，壯夫不為"這一對辭賦的看法，之所以這樣看待辭賦，是因為曹植的理想是在功業方面，他說："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既然理想如此，所以在談完自己建功立業的理想後，曹植又把辭賦貶損一番："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他認為一個有理想的人不應該以辭賦為務，天天在小道中消費時光，浪費自己的生命。他這個觀點和曹丕的觀點截然相反，曹丕所言的文章範圍是包含詩賦的，曹丕認為文章可以不朽，而在曹植看來，辭賦是小道，地位很低，而且曹植還認為即使建功立業的理想不能實現，退而求其次，也不應該以詩賦為務，去做一個文人，而應該做一個史官，他說："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
"這段話中的"成一家之言"是《史記·太史公自序》裡司馬遷說的話，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寫《史記》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可以看出，曹丕看重的東西，曹植是很不看重的。箇中原因較複雜，應該有政治上不得志而發牢騷的原因，魯迅說："曹丕說文章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魯迅先生的第二個意見大約可以得其實際，但魯迅先生的第一個意見恐怕未必得其實。
文章寫得好而以此自矜者古往今來的歷史上比比皆是，這一現象往往導致的是"文人相輕"，而不是魯迅先生所說的"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古來常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羨慕他人的往往是"老婆"而不是"文章"，對他人文章往往不是羨慕反而是輕視。曹植這樣說恐怕有故意與曹丕"反對"的意味，但這還需要更直接的證據去證實，此處所說只是某種猜測的可能性。
曹植這封信是寫給他最親密的朋友楊德祖的，楊德祖就是楊修，楊修後來給曹植回了一封信，勸告曹植不要再生悶氣，楊修認為事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以為二者並不矛盾，而且勸曹植不要聽信揚雄的話，認為"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乃是"未之思也"。從互相很瞭解的當事人的這些語氣觀察，應該是政治上失意從而自輕自賤自己所寫的辭賦而發發牢騷。雖然曹植是發牢騷，但是辭賦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確乎不如今人所想像的那麼高倒是事實。古人三不朽中，立德最高，其次立功，再其次是立言，而立言之中，首當其衝的也並不是去立辭賦之言，而是立經史之言，其次是立子家之言，最後才是立詩賦駢散之言。故而我以為曹植論說辭賦時雖然有牢騷滿腹這一層面的原因，但所說者也大約反映了古代文化史中的實情。
第二，才不逮於作者無批評之權。這是曹植文章批評觀的核心。曹植首先認為批評具有必然性，在《與楊德祖書》中，他說："世人著述，不能無病。""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無病者，吾未之見也。"曹植俯視古今，認為除了孔子之外，世人之著述皆"不能無病"，既然"世人著述，不能無病"，那麼，批評就有了存在的依據，也就是說，關於"文"的批評就是一個必然的事了。既然批評是必然之事，那麼一個作家應如何對待批評呢？在曹植看來，作家應該虛心接受批評。他以自己為例說："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他又以丁敬禮(即丁廙，曹植之朋友)之言論"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為例，說明虛心接受批評之必要性。
既然批評是必然之事，那麼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充當一個合格的批評家呢？曹植認為只有具備很高的文學修養和創作才能的人才配充當這樣的角色，他說："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南威乃是傳說中的冠絕天下的美女，龍淵也是傳說中極其鋒利的寶劍，曹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你評價別人是不是美女，首先你自己應該是天下第一美女；你要評價別人的劍好不好，首先你自己的劍應該是天下第一寶劍。他以這樣的態度譏笑劉季緒《三國誌·陳思王傳》裴松之注引摯虞《文章志》說："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
著詩、賦、頌六篇。""才不能逮於作者"，卻"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他以古今對比展開其論說："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曹植舉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為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似乎親自踐行了自己的觀點與看法。從這可以看出，曹植對批評家的要求是很高的，甚至達到了相當苛刻的地步。我們認為，曹植要求批評家具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和創作才能有正確的一面，但同時也是有偏頗的，因為這不符合批評史上的常態。
曹植這個批評觀與曹丕的有關觀點到底有沒有針鋒相對的意味，我們不敢妄加揣測。按照曹植的看法，凡是才不逮於作者而去批評的人都在他批評之列。曹丕確實評價過七子，但曹植是否真認為(是內心真實的看法，而不是拘於君臣之義而說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話)曹丕之才不逮於建安七子，這個問題我們無從查考。如果有這方面的證據，那麼就可以說曹植確實有針對曹丕論說的意味，就可以得出曹植認為曹丕沒有資格評論七子的結論，但目前尚不能隨意得出這樣的結論。而曹植自己雖然主張才不逮於作者就不能作批評家的觀點，但是在《與吳質書》、《與楊德祖書》中他都評價了七子，這是否又意味著他自己認為自己的才高於七子呢？這也很難查考，我們不能在現代作自由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