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章不朽論
在《典論·論文》中，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他把文章與年壽、榮樂相比，認為後面二者都有結束的時候，有"必至之常期"，但是文章一旦寫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就可以無窮期而成為"不朽之盛事"。榮樂和年壽是沒有不朽的可能性的，但文章卻具有不朽的可能性，古來的文章朽了不少，不朽的也很多，所以文章不朽論實際上並不意味著文章寫出來就肯定不朽，而是指文章具有可以不朽的潛能，如果潛心創作，精益求精，把自己氣質、才情、個性充分揮灑，那我們的文章就可能傳之久遠，從而成為不朽的篇章，這才是曹丕這段話的含義。這種不朽在曹丕看來，具有獨特的意義。之所以具有獨特的意義，一個是在於這種不朽是"不假良史之辭"，不需要借助史官的筆而獲致的不朽，二是在於這種不朽"不托飛馳之勢"，是不依靠位高權重而獲致的不朽。既不需要史官的筆，也不需要借助位高勢重，而僅僅憑文章本身的價值使自己不朽而"身名自傳於後"，這當然具有獨特的意義。
依靠文章去不朽，就意味著不依靠良史與飛馳之勢，也就意味著文章與其他方面如經、史具有同等的價值。很多人是靠史官的記載而不朽，有的人是靠位高權重而不朽，比如說歷代的帝王將相，他們不一定立有多大的功，也不一定寫過什麼美妙的文章，他們靠的是飛馳之勢而流傳後世。曹丕雖然地位很高，可以說也屬於位高權重者，但是他很看重依靠文章不朽的路徑，這確實是那個時代富有個性的思想表現。一個位居太子，後來又成為帝王的人，想不靠權勢，也不靠史官，就靠自己的文章來獲得不朽，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舉例說："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古人無論隱約還是康樂都以寫文章作為自己的使命，原因在於文章創作本身就可以讓人不朽，這是一條最光榮的不朽之路，因為無所依傍，故而古來人所共重。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曹丕說"貧賤則攝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的"不強力"的人最可痛惜，因為他們"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但是時不我待，"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人終究要"忽然與萬物遷化"，而在"忽然與萬物遷化"之時卻無一文可以傳世不朽，則形成"志士之大痛也"的人生結局。
上面所論說是曹丕關於文章不朽的基本看法，和當時流行的另外一些不朽觀相比較，更可以看出其價值所在。希冀尋仙藥、仙丹來求得肉體上的不朽，這是從先秦時期就有的思想，很多帝王將相都幻想自己能夠長生不老，所以命人到處尋仙問藥。與這種希冀肉體不朽的不朽觀比較，曹丕靠文章不朽的不朽觀具有的是精神上的價值。從理論上說，長生不老、肉體不朽反而證明不朽沒有什麼價值，人的生命在宇宙中像流星劃過一樣短暫，但短暫的東西又留下了永恆，這才是人真正的永恆不朽與價值，人之不朽在於其精神的不朽，如果肉體不朽、永生不死反而降低了人在宇宙中的價值。
正因為人的肉體生命是有限的、要朽的，所以才反襯了精神的價值，而精神的價值在於精神本身無限與不朽，在有限的肉體生命中創造無限的精神價值，這才是不朽的真正意義。正因為每個人都是要朽的，所以才激發人們奮起直追，勇往直前，創造出可以不朽的事業。正因為每個人都要朽，所以才有追求不朽的衝動，只不過這種追求不朽的衝動在傳統中是有不同方式的。正如剛才所說，有的人是想肉體不朽，而曹丕所謂的文章不朽指的是人的精神、氣質、個性、才情的不朽，到了這裡，文章不朽觀又與文以氣為主關聯了起來，如果文章不傳達人的個性氣質才情等，那麼文章雖在人也是朽的，正因為文章事實上要傳達人的個性氣質才情等，把人的生命中最精華的部分保留了，所以文章不朽實際上也就是人的不朽。
(三)審己度人論
"審己以度人"是曹丕關於文學批評的觀點。在曹丕看來，要做一個合格的批評家，首先要有一個客觀公正的態度，而這個態度就是"審己度人"。所謂審己度人就是必然先客觀地評價自己，才能夠客觀地評價別人，如果一個人不能夠客觀地評價自己，那必然不能客觀地評價別人。審己度人論是曹丕針對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輕"這一現象提出的，正因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所以文人之間互相評論的時候往往是"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樣一來，就很難形成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歷史上有很多這類現象，曹丕舉了班固與傅毅的例子，在曹丕看來，"班固之於傅毅"乃是"伯仲之間耳"，但是班固卻譏刺傅毅寫文章"下筆不能自休"。曹丕認為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人都有一種毛病——"不自見"，即沒有自知之明。沒有自知之明就是沒有"審己"，正因為沒有"審己"，所以也就不能"度人"，對別人也就不能有公正的評價。
曹丕提出這個問題，除了歷史上一直存在的"文人相輕"這一面外，還有現實的直接原因。在曹丕看來，當時文壇七子之間"鹹以自騁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這也勢必造成文人相輕的事實。文人總是敝帚自珍，認為自己的文章最好，所以要讓七子之間互相服氣是很難的，但曹丕認為七子之外的、態度超越的"君子"是可以來做這個客觀評價的任務的，"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能審己度人的君子就能承擔批評家的任務，能夠免於文人相輕這個病累而來評論文章。要注意的是，這句話中的"君子"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把"君子"解釋為我們一般意義上的君子，即道德修養好的人，如果這樣解釋"君子"，那麼後面的"論文"就是"評論文章"的意思；另外一種解釋認為"君子"指曹丕自己，這就意味著曹丕說自己可以超越七子之上做個公正的評價者，如果這樣解釋的話，後面"論文"兩字就需要加書名號，指的是曹丕自己寫的《典論·論文》這篇文章。
總之，曹丕提出"審己以度人"這個觀點，既是針對自古而來的文人相輕這種現象，也是針對現實中七子之間很難互相服氣這個現實的文人相輕的現象。故而曹丕說我可以做個審己度人的君子來評論七子，事實上他也確實在《典論·論文》中評價了七子，認為七子每個人都有長處，同時也有短處。例如他評王粲"長於辭賦"，以為他寫的一系列辭賦"雖張蔡不過也"，也就是說張衡、蔡邕等人也不能超過王粲的水平，而其他方面卻"未能稱是"，就不擅長了。他又認為徐干雖有"時有齊氣"這個缺點，即寫文章過於舒緩，但他寫辭賦也是與王粲匹敵的，兩人是一個級別的。
曹丕還評價了七子中的其他人，以為"琳、瑀之章表書記"，乃是"今之雋也"，其他人不能匹敵；應瑒、劉楨也各有優缺點，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對於孔融，以為其"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可以與揚雄、班固媲美，但是卻"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曹丕的這些評價到底是否已經公正"度人"了，還可以繼續探討，但他確實實踐了他的主張——力求公正"度人"，從這個"度人"的事實去推理，我覺得"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中的"君子"指曹丕本人的可能性更大。總體上說，曹丕提出這個批評觀的針對性很強，既針對歷史上文人相輕這個現象，更針對七子之間"以此相服，亦良難矣"這個現實現象。
(四)四科八體說
"四科八體"說既涉及曹丕"文"的觀念，也涉及曹丕對"文"的體裁分類與風格要求。
曹丕關於"文"的觀念可以從《典論·論文》中尋繹而出。曹丕這篇文章題目叫"論文"，而他所謂的"文"又具體指的是"四科八體"，這"四科"指的是奏議、書論、銘誄、詩賦，每一科含兩種文體，所以總共有八體。既然曹丕的"文"包含這麼多內容，遠超今人目為純文學的"詩賦"的範圍，所以，可以推出曹丕的"文"的觀念是一個廣義的文的觀念，而不是今人的純文學觀念的文的觀念。這個文的觀念仍然是傳統的文的觀念而已，並不專指詩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