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大問題是此期的文學批評概況。這個概況我主要講幾個方面。第一個是文章的創作論。文章寫多了，就要反過來總結寫文章的經驗，那麼這個經驗在中國就叫創作論。這個時期總結的經驗確實比較多，這個時代的人們不敢接觸社會問題，就主要在技術上來做文章。陸機的《文賦》是專門討論創作的篇章，《文賦》裡面對寫文章最重要的思維方式和思維能力做了探討，其中討論了我們現在稱之為想像和靈感的問題，另外還對大大小小的技巧探討了很多。劉勰的《文心雕龍》有一半都是在討論寫作文章的經驗與理論問題，《神思》以下基本上是討論文章寫作中的理論問題，而《文心雕龍》前面的論文敘筆部分對文章的寫法進行分門別類的探討，哪類文章有什麼樣的原理，該怎麼怎麼寫之類的，主要是從經驗角度探討。其實前代對此也有探討，只是沒有這麼廣而已。隨著寫文章的人越來越多，文章數量也隨著越來越多，體裁當然也就越來越廣，探討文章寫法就自然而然成為應有之義，這是自然而然的現象，這個與文學自覺不自覺沒關係，這只是為那些沒有多少天分的人寫作提供教材與經驗教訓的好方法而已。
第二個就是探討文章的風格。在這個時期分兩種方式探討，一種是把風格和體裁關聯起來討論，這種風格現代人一般叫做體裁風格。關於這個的探討在曹丕那裡就開始了，曹丕探討文章的時候，把文章分為"四科八體"而分科給以風格歸納，從而就有了"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的結論，體裁不一樣，文章的風格要求也就不一樣。曹丕的"文"的觀念，從他所說的"文"包括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就可以看出他是持廣義的文的觀念的。而到了陸機那裡，則探討了十種體裁的風格。陸機關於十種體裁十種風格的問題，我們後面具體分析《文賦》的時候再談，這裡先以詩、賦來做一個例子，陸機講"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在曹丕那裡詩賦是一科，到了陸機這個地方就分開說了，詩要寫得綺靡，賦要寫得瀏亮，詩與賦的風格要求也不一樣了。
再後面的劉勰《文心雕龍》裡面，專門有一篇探討風格與體裁的關係，這就是《定勢》篇。劉勰對風格做了一個總的概說，他認為風格"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他把風格做了一個歸納，以為八種風格就可以把所有風格一網打盡，當然是不是做到可以另當別論，這是風格討論裡面的所謂體裁風格論。第二種討論風格問題的方式是把風格與主體聯繫起來探討，這種風格現當代人稱之為主體風格論，就是由作家主體來決定風格。曹丕說"文以氣為主"，這個"氣"就是作家主體的，作家之"氣"決定文章的風格，可謂"風格即人"的中國版。劉勰《文心雕龍》中專門有《體性》一篇來探討這些問題，"體"就是風格，"性"就是作家的個性、氣質、才氣。從以上這些方面我們可以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對這個問題探討得比較細緻，但不能說先秦兩漢就無人探討過這些問題。
第三個就是批評論，這是關於對作家和文章批評的問題。曹丕從反對文人相輕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審己度人"的批評態度的問題，認為既要客觀評價自己，也要客觀評價他人，也只有能夠客觀評價自己的人才有資格評價別人，如果對自己都不能客觀評價，顯然對別人也就不能客觀評價，曹丕要求的是作為一個批評家要有一個客觀公正的態度。同時，曹植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評觀，認為只有自己是一流的作家才有資格作一個批評家，這個看法當然有些偏頗，一流的批評家常常不是一流的作家甚至於不是作家。劉勰《文心雕龍·知音篇》是探討研究文學批評的專篇，提出了若干看法，我們後面講劉勰《文心雕龍》時候再具體講，這裡先打住。
第四個是現代人所謂的文體論。曹丕的"四科八體"說討論了八種體裁，桓范《世要論》探討了贊象、銘誄、序作等幾種，傅玄有《七謨序》、《連珠序》探討專門體裁，陸機分為十體，摯虞《文章流別論》探討了更多的體裁，可惜已經亡佚，只剩了十多條，李充《翰林論》在嚴可均《全晉文》中輯有八條。此期還有幾種《文章志》，但大多亡佚，否則可以看見更詳細的情況。蕭統的《文選》中大類有三十八種，加上子目的話則更多。劉勰《文心雕龍》裡面有二十篇作專題研究，篇目上所體現的體裁大類就有三十多種，每一個大類裡面又有若干小類，小類總共有一百多種。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文章體制的探討，確實是越來越豐富，但這並不是進化自覺的標誌，一個時代比一個時代的文章多，那當然討論得也就越多，這是自然現象。唐宋時代探討得還要多，例如宋代姚鉉《唐文粹》中大目有二十二，子目有三百一十六，那是不是唐宋時代就更自覺？顯然不是。總之，中國文化史上文章體裁的探討是由簡到繁，明清以後又由繁到簡。
第五個是詩歌聲律論。前面四個方面可以說是前人就有了的東西，只是前人討論得不詳細而已，但是有一個東西大體可以說是這個時期的原創，這就是詩歌聲律論。這並不是我有意說這是此期原創性的東西，而是此期的人他們自己說這是他們的原創。沈約談當時詩歌現象時說道："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他以為"妙達此旨，始可言文"，但筆鋒一轉，說這並非前人所發見，沈約認為前人寫詩雖然"高言妙句，音韻天成"，但卻是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而已，即使"張蔡曹王"，也"曾無先覺"，而"潘陸顏謝"更是瞠乎其後"去之彌遠"了，沈約很自信地說："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
如曰不然，請待來哲。"在他看來，"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而他才"覺"才"睹"的詩歌秘密。沈約這麼自信，雖然值得懷疑，但從歷史上來看，也大體符合事實。前人的詩歌雖然暗合聲律，但是並沒有明確提出這個理論。沈約所自信者就是南朝時期他和相關人等提出的"四聲八病"說，這在歷史上也叫作"永明聲病說"。該說的提出確實帶來了詩歌領域的革命，可以說詩歌聲律論帶來了近體詩和古體詩的分野，從而開創了近體詩的先河。近體詩就是靠以四聲為基礎的聲律理論確立起來的，嚴格的聲律是後世所謂律詩和絕句的基礎。而古體詩就不大講究這個東西，就是到了近體詩大盛的唐代，李白也還在大量寫作古體詩，這是因為李白的個性太自由，而古風適合他隨意揮灑的個性，律詩、絕句是要在規則中求自由，李白雖然也寫了一些，但相比較而言確乎不多。
要注意的一點是，"四聲八病"說中的四聲是平上去入，不是我們現在的四聲，古代的"入聲"劃到了現代的四聲裡面去了。"八病"就是八種毛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等八種聲病，前面四種主要是關於聲方面的問題，後面四種主要是關於韻方面的毛病。這裡只說一下平頭病，大家知道五言詩每一句都是五個字，凡是第一個和第六個字同聲，第二個字和第七個字同聲，就犯了平頭病，其他的毛病在此不詳說，大家可以去參考日人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西卷》中"文二十八種病"間接的參考可以見王運熙、楊明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中第二編第三節"沈約和聲律論的形成"。我們學古代五言律詩或者絕句，一般前面是平平仄仄平，後面就應該是仄仄平平仄，這些看起來都是寫詩的具體音韻技巧，好像很瑣碎，但是唐代人都是樂此不疲地揣摩研究。
唐代人把律詩絕句寫得千錘百煉而又復歸自然者，杜甫是首選，而杜甫對格律的推敲，又是最有名的。杜甫的詩寫得既有嚴格的格律而又看不出格律，在極其嚴厲的規則中獲得自由。當然，這已經是"四聲八病"說提出來很久之後的事情了。而當四聲八病說剛剛提出來的時候，很多人都不習慣，覺得那是寫詩的束縛，其中有一個批評此說很厲害的就是鍾嶸。鍾嶸認為四聲八病使"文多拘忌"，從而"傷其真美"。我以為在初期受到這樣的批評是自然的，但是一旦習慣了而且玩得很熟的時候，大家就以此為榮，以此自矜了。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此期的詩歌聲律論雖然提出的都是技術層面的東西，但確乎又是詩歌領域中的語言革命、形式革命。要說魏晉南北朝真正獨創性的東西恐怕就是這個聲律理論。詩歌聲律理論不但奠定了近體詩的理論基礎，而且在後世還影響了賦和文，很多人在寫賦和文的時候把詩歌的聲律和韻律用於賦與文中，從而使美文更美。
最後，我們要嘗試性地解釋一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什麼要提出詩歌聲律的問題。有一個可能的原因，那就是詩和樂的關係問題。在先秦時代，詩樂是一體的，但是到了漢代，詩、樂就分家了，漢代建立了一個樂府，樂府就是把詩和樂統一的機構，但是沒有運作起來，所以到漢代，詩、樂事實上就已經分家了，但是詩不能因為跟樂的分家而失去音樂性，這就涉及怎麼來實現詩的音樂性的問題。原來樂在詩外，現在要實現詩的音樂性那就只能在詩的內部去實現，這個實現既可以是無意的實現，更可以是有意的實現，有意的實現就是有意識地靠詩歌語言的格律來實現，就是要有效地利用文字自身的聲韻來構建詩歌的音樂性，從而以另外一種方式實現詩樂的"合"。這個回歸，成了後世詩歌的主流，中國古代的詩歌大而言之就兩個時代——古體詩和近體詩。近體詩在唐代成了詩歌寫作的主要方式，除了唐代人寫古風寫得好一些，後世的人就越來越不大寫古風了，為什麼呢？缺乏李白那樣的天才而要把古風寫好，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但是把近體詩寫好卻不一定非要天才。
從唐代開始就有很多《詩格》，這些《詩格》就是教別人寫詩的著作，但是教只能教有規律可循的東西，而古風本來是無多少嚴格規矩的東西，怎麼教？所以教的基本上都是近體詩的寫作經驗，正因為近體詩經驗可學可教，所以近體詩就可以靠功力去寫好，所以詩歌史上越到後來越是寫有規矩的近體詩了。宋代的人曾經爭論是學李還是學杜，最後還是學杜，因為一般人學不了李白。宋代出現了一個江西詩派，就是以杜甫為祖師爺的。一直到近代，宋詩的影響都在，居然有宋詩派運動，其中原因恐怕也在於此。直到"五四"時期寫白話詩，才打破了這種寫近體詩的壟斷局面。新詩是要尋找一種自由，而到現在有一百年了，把傳統丟掉了是否就真正走出了一條新路呢？這個很值得反思，季羨林先生晚年說："至於新詩，我則認為是一個失敗。"這說法可能有偏激之處，但確實值得我們反思。現代詩歌史上，聞一多這些人從美國回來後，也力圖調整新詩的方向，他們重新把傳統中的格律撿起來，但是要在新詩裡面實現格律，太難了，故而他們的嘗試嚴格來說也不成功。傳統還是永久的經典，但奠定了近體詩的傳統的，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們提出來的聲律論。
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文論概況介紹了這五個方面，基本上沒有涉及詩文和社會的關係，也沒有涉及文和道的關係。其實此時的文論也和"文"一樣避世了，盡量不和這個社會發生實質性的關係。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不能說這個時代是文論的高峰時代。文章何為？詩文何為？真正偉大的文學絕不是象牙塔裡面的東西，如果是為藝術而藝術只能說它是藝術，但不能說它是偉大的藝術，真正激動我們的心的，深刻感動我們的，正是文學和社會水乳交融，要麼指斥人生，要麼批評時代，這樣的文學才是真正偉大的文學，從古到今，在大家頭腦裡留下來的文學作品大多也是和社會血肉相融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