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南朝時期裴子野的觀點來看，此期不但不自覺，反而很不自覺。裴子野寫了《彫蟲論》討論此期的詩文，他以"彫蟲"稱之，顯然在他那裡此期詩文是極其不自覺的，雖然他以"彫蟲"稱之有點過分。唐代初期的人批評魏晉南北朝的詩文也很多，包括陳子昂在內。這些人對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文的批評集中在說此期詩文缺乏一個最核心的東西，就是所謂的忽略大道，遠棄風雅。什麼叫大道？也就是劉勰所謂的離本彌甚的東西。如果沒有"本"，文章背後就沒有價值觀。到了中唐時期，批評就更盛了，白居易在《與元九書》裡面，對整個魏晉南北朝文學幾乎全盤否定，雖然這樣有點過分。我們現在人說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文是自覺的，但是為什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都不認為自己自覺呢？唐代的人也不認為魏晉南北朝詩文自覺呢？到中唐，除了白居易的批評外，另外一個批評者就是韓愈了。韓愈批評魏晉南北朝這個時代的"文"，主要是批評駢文，以為其文不載道。
正因為韓愈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不載道的時期，所以韓愈就起來主張文要載道，這樣才開始了古文運動。古文運動的目標就是要革新文章，要讓文章回到韓愈所認為的正常的軌道，如果現當代的人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是自覺了，那就意味著韓愈太不自覺了，但是在韓愈看來他自己自覺得很，他認為他是自覺地起來恢復儒家的文章觀和價值觀。所以，無論是詩還是文，唐代人都認為魏晉南北朝不自覺。到了宋代，蘇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韓文公廟碑》，蘇軾在文章中寫過一句話來稱讚韓愈，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蘇軾稱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那就意味著在蘇軾眼中韓愈前面八代之文是"衰"，既然在蘇軾看來是"衰"，那在蘇軾眼中也不可能此期是自覺了，而是很不自覺，"衰"的文章時代不可能是一個自覺的時代。這八代是哪八代？這八代指的是東漢加中間六朝再加隋代這八代，既然蘇軾認為這八代文章都是衰的，那就意味著韓愈才把文章振興了。那麼，在蘇軾看來，韓愈才是自覺的，這才是中國文化傳統與"文"的傳統中的文的觀念和自覺觀念。
我們要考察中國歷史上某個時代的"文"是不是自覺，不能用近代的或西方的純文學眼光來看待。用西方的純文學眼光來看待西方可以，用來看待中國的文化與文學現象就不是一個歷史性的、學術性的判斷了。魯迅先生在演講中的這句話本來還是嚴密的，因為有"近代的文學眼光"這個定語存在，但是後面的人就把這個定語有意或者無意地拋諸腦後不管，只要魯迅先生說的後半段話，從而形成學界如今這樣的情況。而我們現在問的是，不用西方的文學眼光來看，會是一個什麼結果或者情況。
剛才已經講了，不用西方人的眼光來看，而用魏晉南北朝人自己的眼光看，用唐代人的眼光來看，用宋代人蘇軾的眼光來看，這些"看"讓我們不得不得出一個結論，在這些時代的人的眼中，魏晉南北朝時期不是一個詩文自覺的時代。中國人對"文"是否自覺有一個最根本的判斷，那就是載道與否。文載道，或文原道，這才叫文的自覺。如果文章不載道，不原道，那就叫不自覺，而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章剛好在中國傳統中看來是不載道、不原道或者不怎麼載道不怎麼原道的，所以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就不叫自覺，只有載了道才叫自覺。那麼這個"道"用來幹什麼？是用來批評社會的，中國古代士大夫寫文章就是用"道"來評判社會、批判社會、干預社會，文章只有與社會的關係越緊密才能說發揮了文章自身的功能，如果文章逃避於自我的小角落裡面，自娛自樂，在中國傳統中看來那是文章的汩沒，而不是文章的自覺。正因為如此，韓愈才要發起一個古文運動，重整儒家的道統和文統，這樣他才認為"文"走向了自覺。
我個人認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玄言詩、山水詩、田園詩、駢文等大量出現並不是自覺的標誌，只能說，這是這個時代的人無奈的選擇。他們想不想干預社會現實呢？肯定是想的，士大夫傳統的慣性就是要干預現實，但是在這個時期他們又不敢干預，干預就會被殺頭。之所以說這一代人走向玄學、走向怪誕、走向魏晉風度，走向玄言詩、山水詩、田園詩等，這並不是他們的本意，這是他們無奈的選擇。
只要真正讀懂了這個時代，你就會知道這個時代的人們內心的痛苦和矛盾，他們本來想干預社會但不敢干預，最後只好放棄干預，走向一種遠離社會性的寫作方式，或者說把社會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寫作方式，這才是他們的真實面目，這個不能叫自覺，只能叫無奈的選擇。這樣選擇是為了避禍，不這樣就避不了禍，後面的人即使沒有避禍的需要了，也因為前面幾代人出於避禍的需要而形成的文風而自動走上前面文章寫作的路徑。在現代有一個學者也談到了這個時代整體文化的態勢，這個人就是柳詒徵先生。他在談到整個魏晉南北朝時候，以為這個時代是中華文化的中衰時期，而且以此作為一章的題目。柳先生以為這個時期是中國文化的中衰時期，如果反而認為這個時期文學在自覺，這顯然是很矛盾的。"文化中衰"中怎麼可能又文學自覺呢？柳先生的這個大判斷當然可以商榷，但是從中國文化史自身的邏輯看，柳先生的看法是能夠站住腳的，否則就不會有唐代以後開始的華夏文化復興運動。
如果此期不能稱為文學的自覺，那麼也就不能稱為人的自覺，這二者邏輯上是完全一樣的。這些人為什麼要這樣怪誕這樣放達？不得已也。這是他們無奈的選擇，而不是人的自覺，如果稱之為人的自覺，很有可能褻瀆了這一代人。可以去問問阮籍、嵇康他們同不同意說他們自覺這個看法，如果他們能夠起死回生的話，估計也會對當代人的這個說法感到憤怒。我們還可以再推，如果你把這個時代稱之為人與文的自覺時代，就沒辦法解釋前面，也沒辦法解釋後面，如果這樣定位魏晉南北朝的"文"與"人"，那就意味著漢代不自覺，唐宋元明清也不自覺。但是，漢代的人認為他們自覺得不得了，例如董仲舒、揚雄、班固等人就認為他們很自覺，唐宋元明清的人也認為他們自覺，而且他們批評的往往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傳統中的主流觀念，在"文學"的觀念上沒有採用西方的觀念，同時在"自覺"的觀念上也沒有採用西方的觀念，而以自身的觀念與邏輯對自身的文化文學現象進行判斷。
第三個大問題是這個時期算不算中國傳統文論的高峰時期。學界到目前為止有一個基本的看法，就是這個時代的文論是中國文論的高峰。現代人之所以認為這個時代是文論的高峰，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他們認為這個時期的文學觀念最接近於純文學觀念，是文學觀念的淨化與進化。郭紹虞先生就是這樣講的，他講這個時期是"文學觀念的演進期"，這是第一個理由。是否這一代人在有意寫純文學呢？我剛才已經講了，他們為什麼要去寫社會性很弱的詩和文，主要原因是避禍，是沒辦法的選擇，而現在的人卻以為他們是在有意搞文學觀念的淨化、進化，這古今的思維錯位是很明顯的。
這是否就真正接近了純文學的觀念呢？也不是，大家去看曹丕的《典論·論文》中的"文"的觀念以及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文"的觀念，就可以知道，在他們那裡，"文"並不是指詩、賦純文學，包含的範圍非常廣。曹丕《典論·論文》是在論"文"，而其所指之"文"包括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劉勰《文心雕龍》的"論文敘筆"中，我們不談"筆"，僅僅談"文"，就已經遠不是今人所謂的純文學了，此期確實有個別人有純文學的傾向，但那不是主流的東西。第二，現代人之所以認為這個時代是文論的高峰，還因為這時期有兩本系統的文論專著，而其他時代卻沒有。這兩本系統的文論專著是《文心雕龍》和《詩品》。《文心雕龍》是討論文章的專著，《詩品》是討論五言詩的專著，《文心雕龍》與《詩品》比較的話，顯得更為系統。拿現代西方學術的標準來看，《文心雕龍》確實是非常系統的，那五十篇的結構非常緊密，所謂"體大思精"。而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有兩本系統的文論著作就是文論高峰嗎？這個問題下面我們來細細探討。
系統不系統這個理由我們也必須質疑。這只是一個形式的標準而已，如果按照形式標準去下個形式判斷，這時期確實可以說是文論高峰。如果真要說此期文論是高峰，也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成立，但是成立的前提是只使用形式上的標準。但中國傳統中是以系統不系統來作為標準而認知某時代的文論嗎？剛好中國文化傳統中是不以形式的標準來做標準的。兩本文論著作很系統，中國傳統中剛好不重視系統，越系統越不重視，相反很重視那種看似很不系統的東西，《論語》系統嗎？一點也不系統，但是，是系統的東西影響大還是別人不系統的東西影響大呢？很顯然，孔子隨便說幾句話都比那很系統的東西影響大。還有我們前面第二編講過的《毛詩序》，《毛詩序》就這一點文字，系統嗎？不系統。但是《毛詩序》這短短一篇文章，哪個系統的東西也比不了它的影響力，整個魏晉南北朝在文論方面的文章著作加在一起對後世詩歌思想的影響恐怕都比不了漢代的一個《毛詩序》，梁啟超說中國傳統中把《毛詩序》奉為千年寶典就說明了這一影響力。
這說明，在中國傳統中是不能採用形式的標準來判斷的，中國傳統中的判斷標準是實質性的標準。所謂實質性的標準就是看實質性的影響有多大，不管寫得多麼系統，如果沒產生過實質性的影響或者產生的影響很小，那就不重要。實際上，《文心雕龍》誕生之後，直到晚清之前，基本上就沒有產生過實質性的影響，在魏晉南北朝時候本來就沒有什麼影響，只不過劉勰想盡辦法交給沈約看了一下，沈約只說了"深得文理"。如此而已，雖然沈約常"陳諸几案"，但恐怕也就停留在几案上的影響而已，對實際的文學創作一點也看不出來有何影響。劉勰的書在唐代也沒有任何影響，宋代也如此。明代梅慶生、王惟儉對《文心雕龍》做了很簡單的注，但恐怕很多人是在此時才第一次聽到梅慶生、王惟儉這兩個人的名字，既然這樣，那也說明影響非常小了。直到清代，黃叔琳對劉勰的《文心雕龍》的注才開始有了點影響。
而《文心雕龍》真正產生影響不是在古代，而是現代，但是對現代產生影響也不是對文學創作本身和文學思想本身產生實質性的影響，而是現代人受西學"系統"、"體系"之類的觀念影響後回頭一看，發現《文心雕龍》才是最系統的，所以《文心雕龍》在現當代就"熱"起來了，"熱"是因為它剛好在形式上符合西方的著述形式這個標準。所以說《文心雕龍》產生理論上的影響(而不是實質性的影響)是在現當代，整個古代它基本上默默無聞。既然《文心雕龍》在整個古代基本上是默默無聞，那它怎麼能夠成為實質性的標準呢？以此去說魏晉南北朝是文論高峰，當然就不合適了。
判斷一個時代不是用形式來判斷，一定是用實質性標準來判斷。那麼從實質性標準來判斷，真正對中國詩文的思想產生實質性的重要影響的，反而是先秦和兩漢。所以，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不能用數量的多少和書寫得系統不系統來作為標準去判斷。先秦、兩漢關於"文"論的東西寫得並不多，但是它們的影響卻是根深蒂固的，沒有哪個時代能夠超越這兩個時代的影響力，無論在哪個方面，這兩個時代的影響力都佔據主流。正因為如此，我們怎麼能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論的高峰呢？我們要掌握一個時代，就必須要把這些問題先搞清楚。其實現當代學人把這個時期稱為文論高峰時代也和前面說的他們把這個時代稱之為自覺時代有關係，都自覺了當然就高峰了，這是慣性邏輯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