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和前面的漢代以及後面的隋唐相比，有一個巨大的不同，那就是混亂與無序。漢代與隋唐雖然也有混亂與無序的情況，但不是整體上的，而魏晉南北朝可以說整體上處於混亂與無序狀態，如果要說中國古代史上最混亂、最無序的時代的話，非魏晉南北朝莫屬。此一時期的混亂與無序主要表現在哪些地方呢？第一個就是所謂權力長期失去重心，一個社會要混亂那不是隨便就可以混亂得了的，只要天下還有一個權力的重心，那麼這個天下是不可能有多麼混亂的，而權力持續四百多年後失去重心顯然會造成持續的混亂與無序。
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權力失去重心，歷史還要追溯到漢代末年，漢王朝的權力重心在黃巾軍起義和各路豪強的爭奪中已然解體，而漢王朝權力重心走向解體之後，如果能夠有一個新的權力重心重建，那麼也能夠起到穩定天下的功能，然而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的各期卻又沒有看見一個穩固的權力重心的重建，從而整個時代基本上陷入了一個所謂的無序與混亂的狀態。失去權力重心表現在哪裡呢？直接的表現就是"城頭變幻大王旗"，一個一個的王朝像走馬燈似的不斷更替。應該說這每一個被更替的王朝都想重建權力重心，但是又不是哪個力量想重建就能重建的，其他的力量也在爭奪這個重心。這個爭奪，除了華夏內部的政治軍事力量外，還有外族的軍事力量的加入，這使本就夠無序與混亂的狀態火上澆油，西晉的歷史就能夠說明這一問題。西晉雖然有短暫的穩定，但是外族的南掠與進攻使得這個脆弱的重心迅速失去了平衡，失去平衡的結果就是連綿不斷的戰爭。這戰爭，既有華夏內部各力量之間的，又有華夏與外族之間的。其殺戮之慘狀，史書之上歷歷在目，毋庸贅述。
此期除了權力失去了重心走向解體外，在文化上也同樣失去了重心。中國的文化，特別是儒家的文化，它有一套從民間到官府的文化體製作為寄托，權力重心的解體就意味著官府這套文化體制的解體，而官府文化體制的解體也就意味著儒家失去了過去的傳統的主要寄托，失去官府文化建制體制的依附寄托那也意味著過去的主流文化儒家現在勢必要地位淪落，難以繼續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了。兩漢時期，儒家主要依靠漢帝國所建立的一套官學體系而成為天下的文化重心，而現在這套體制基本上崩潰，就只能轉移於比天下更小的範圍，古代人的世界觀與文化觀分"天下－國－家"三級，所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就是這一觀念的明確體現，所以，隨著文化重心的解體而來的，儒家或者整個文化的重心轉移至世家大族就成為歷史事實與文化事實。錢穆先生說："魏晉南北朝政治腐敗，篡亂相乘，兵戎迭起。
半淪胡統，前後四百年，太平統一之期，殆不足十分之一。然學術尚有傳統，人物尚有規模，在文化大體繫上，亦多創辟。"而作出這些貢獻者者則是當時的世家大族。錢穆先生認為"魏晉南北朝時代一切學術文化，必以當時門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當時一切學術文化，可謂莫不寄存於門第中，由於門第之護持而得傳習不中斷，亦因門第之培育，而得生長有發展"。究其原因，在錢穆先生看來，此一時期雖然"政亂於上"卻也"家治於下"，中國傳統中有民間自治體系，家族乃為自治體系之核心力量，故而每當天下大亂時，家族的力量就得以顯現，直到近代這一態勢也持續著。雖然錢穆先生在文中也承認自己有佑護門第之嫌，但無論如何錢先生說出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魏晉南北朝之學術文化端賴此期最發達之世家大族的保存。如果世家大族也被解構了，儒家還有最後一個根據地，那就是單個的小家庭了。
大家可以看現在哪個地方的儒家成分最多而且是鮮活的呢？那肯定是每個人所待的家庭，除此之外，儒家基本上就待在圖書館的書籍裡面，這也是******先生所說的儒家在現當代已經成了"遊魂"的情狀。儒家在兩漢是一個文化的重心與中心，兩漢時代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儒化的思想世界和楚化的藝文世界，但是在魏晉南北朝，已不復有前代的榮光，從而使整體的文化思想世界失去重心與中心。當然，這為其他文化與思想的展開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例如佛、道二教。佛、道二教在儒家有所式微的情況下，確乎試圖進入華夏文化的中心，這些情況我們可以通過一些著作來瞭解，例如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論稿》和《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佛教要進入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對中國的思想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它必須依靠華夏文化內部的力量，而這一依靠方式就是"因風易行"，這裡所謂的"風"指的是當時流行的玄風，而玄風又是以道家為核心的。釋道安《鼻奈耶序》說："經流秦土，有自來矣
以斯邦人老莊教行，與方等經兼忘相似，故因風易行也。"以此可見實情之一般。佛教主要依靠道家和道教的文化力量，逐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擴大它的影響，其影響之大，現當代甚至有人稱之為佛教征服中國。這說法當然誇張了，但影響越來越大倒確實是一個事實，不僅是對一般人的影響大起來，甚至於對皇帝都產生了巨大的誘惑力，梁代的梁武帝曾經三次捨身同泰寺，連皇帝都不當了，真是不要江山要寺廟，三次捨身寺廟，國家再三次用巨額的財產把他奉贖回朝，這三次奉贖差點把國庫掏空。文化就是這樣，此落則彼漲，文化的重心過去是儒家，現在儒家的重心失落，其他的文化力量就崛起，這也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情況。當然，華夏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在此期其實也沒有衰落到過去人們所想像的那種程度，正如我剛才所講到的，儒家的文化文明、儒家的價值觀還是在世家大族保存著，其價值觀也被世家大族大體持守著。所以，此期的混亂和失序，不僅是權力結構上的混亂和失序而失去重心，也是文化結構上的重新調整。
混亂和失序會帶來若干個結果，其中一個結果是整個時代的痛苦和焦慮，這是整個這個時期士人們集體的心理狀態，不僅是一般文人，就是建功立業的魏武帝曹操，我們去讀他的詩，除了讀到強烈的建功立業的抱負外，我們還讀到那無所不在的痛苦、焦慮、彷徨和不安，曹操說："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又說："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這些詩句是多麼孤寂，多麼淒涼，這不是帝王將相的矯情，而是實情。曹操都是這樣，可以想像一般士大夫更勝於曹操內心的彷徨、苦悶、痛苦、焦慮。而痛苦、焦慮、彷徨、苦悶是需要釋放的，不能一直把它壓抑著，任何人都不可能長期這樣，那麼這種痛苦、焦慮、彷徨、苦悶往往會以非常變形的方式來表現和釋放，而這種釋放，就是他們在此期表演的一種風度，這種風度一般叫做魏晉風度。魏晉風度是什麼樣的風度呢？魏晉風度主要的一個核心要素就是酒，沒有酒就不構成魏晉風度。酒拿來幹什麼呢？正如曹操所說，"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酒就是解憂之物，不僅是曹操借酒來澆自己的痛苦，一般士人更是這樣，越是痛苦，越是焦慮，越是需要酒來澆愁，"舉杯銷愁愁更愁"，但是還是需要酒。
這酒一喝，有兩個作用：第一個是釋放了自己，減輕了痛苦；第二個作用就是避禍。而釋放自己，釋放出來的就是怪誕的行為，這些怪誕的行為在魏晉時期的人們的身上表現得非常充分，尤以嵇康和阮籍為代表。阮籍這個人好酒，我們看他喝了酒之後的怪誕行為有哪些？阮籍常常是喝了酒之後"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也就是說喝了酒後，駕著馬車，隨便它往哪裡跑。阮籍喝酒後的另外一個情況也很特別，他鄰家有一個賣酒的少婦有美色，阮籍曾經去那個地方喝酒，一喝酒就喝醉了，最後就臥在這個美少婦的旁邊，那個美少婦的丈夫仔細觀察後發現這個人不是耍流氓而是個君子《晉書·阮籍傳》："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另外有一個兵家女，有才也有色，還沒有出嫁就死了，阮籍"不識其父兄"，但卻"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阮籍喝酒常常不是喝一點，而是"飲酒二斗"或者更多，有一次剛好和別人下棋，別人告訴他他母親去世了，和他對弈的人要求停止下棋以便讓阮籍回家，但是阮籍並不停止下棋，繼續與人下棋，下完了之後，"飲酒二鬥，舉聲一號，吐血數升"。等到要葬他的母親的時候，又"食一蒸肫，飲二鬥酒"。等到和他母親作最後告別的時候，"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
別人描述他"毀瘠骨立，殆致滅性"，居喪期間，居然喝了這麼多酒，還吃了豬肫，在一般人看來是不孝，但知阮籍者卻能夠原諒他，居母喪期間，有個叫裴楷的人"往吊之"，悼念他的母親，而阮籍卻"散發箕踞，醉而直視"，裴楷"吊喭畢便去"，有人就問裴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就是說，阮籍的母親去世，阮籍都不哭，你為何哭啊？裴楷回答說："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就是說，阮籍的行為不是我們一般的方內俗士所能夠理解的，故不可以用方內之士的軌儀來約束和評價他。這些就是阮籍借酒傲誕、釋放自己的各種怪誕行為。阮籍行為雖然怪誕，但是喝醉了對美女也沒有非禮行為，所以說阮籍是在大醉之中也保持了風度，這叫風流；如果喝醉了，馬上就陷入胡作非為，這就叫下流了。和阮籍喝酒喝出來的風度可以媲美的當然還有劉伶，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也算是悟透生死，瀟灑待之了。
然而阮籍之後的一代人還在表演，但卻沒有阮籍這一代人表演得富有形上性和詩意性。例如，阮籍的侄子阮鹹，這個人喝酒中和喝酒後的行為非常放誕，他喝酒時喝著喝著就和豬一起喝了，史書上記載說："諸阮皆飲酒，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甕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鹹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喝酒表演在阮鹹這一代人身上已經降一個檔次了，並且還在喝酒中違禮越禮，在長輩和晚輩一起喝酒時候淆亂傳統的倫常秩序，"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謙之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