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貴"超"貴"奇"，當然就是貴獨創性了。既然在王充看來，前面三者實際上都沒有什麼創造性，只有鴻儒才具有創造性，那麼鴻儒的創造性體現在什麼地方呢？所謂"眇思自出於胸中"是其典型標誌，即無所依傍，自出機杼。正因為這樣，也就必然推出反對模擬的論說，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王充以為人們的寫作無非"各以所稟，自為佳好"而已，沒有必要與前人相同、相似。
在回答別人責難他的書不類前人而"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不當，內之子雲不入"的時候，王充以"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加以反駁，既然"百夫之子"是"不同父母"，那麼以此推，則"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就是普適性的原則了。王充說，如果文章一定要"必有與合然後稱善"的話，那麼就是"代匠斫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而"文士之務"當"各有所從"，或者"調辭以巧文"，或者"辯偽以實事"，不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如果真要"謀慮有合，文辭相襲"，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從而違背歷史的常情。他以為"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飽"才是世間的常態。這些論說，對於重視經驗、重視常識的人而言，確實是千真萬確的，也是不能駁倒的。
而獨創性的體現，既可以是同時而異於他人，也可以是異世而異於古人，而其中的重心恰在於後者。但世俗之性卻是"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王充以為"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卻無人"肯載之於篇籍"的當代現象是極其不正常的，是對古今關係的錯誤認知。在他看來，古今一也，"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偽，無有故新"，不能"不論善惡是非而徒貴古"。這些意見在經驗上看確實是正確的。
王充的這些看法，我們從一般的經驗來看確實不能看出它有什麼錯誤。但現在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大家能不能找到儒家或者道家主張因襲而不主張獨創的論說？是不是就只有王充反對模擬，主張創新？肯定不是。歷史上有些東西看起來是復古，但往往又極其創新，歷史的常態常常是穿著古代的衣裳演著現代的戲劇，從表面看以為是復古，但骨子裡卻往往是創新。真正的創新往往是以故為新，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的歷史上，我們看到的創新，其面目往往是保守的，比較傳統的，但實際上創新就在這裡，所以王充所謂的創新實際上是創新的模式之中最幼稚的創新方式。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古代，有一個基本模式就是從模擬到創新，這是人類史也是個人史。大家觀察、思考一下，哪一個民族、哪一個人不是這樣的呢？小時候，老師經常讓大家讀範文，範文有什麼用？做模擬的標本。開始學就學最高水平的東西，但學了過後並不是讓你一輩子都生活在模擬之中。老師拿給你範文是為了讓你一輩子寫文章都模擬嗎？絕對不是。
老師的苦心是讓你在以後有創新的資本而已，創新的資本都沒有，拿什麼去創新呢？創新要從零開始，有這必要嗎？從一個國家的角度去觀察，也是這樣，都必然會有一個從模擬到創新的過程。拿高級範本來模擬，然後再創新，這是人類創新史上再正常不過的情形。王充的論說基本上是斬斷了模擬的環節，把模擬的價值全盤否定，然而人類的歷史剛好就是由"模擬－創新"這兩個環節組成的。沒有模擬的過程，也就沒有積累，不要希望在沙漠中見到參天大樹，也不要希望在大海之上修建摩天大樓。所以，王充的這種創新觀，嚴格意義上說確實是非常幼稚的。
明代人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難道明代人就想把自己的詩與文和秦漢人、盛唐人弄得面目完全一樣？肯定不是這個意思。明代人其實是志大才疏，希望文要寫得和秦漢比肩，詩要寫得和盛唐比肩。但很可惜，這兩個方面明代人都差得太遠，事實上並沒有實現，無論是詩還是文都沒有達到他們預想的目標。但不能說明代人想去抄襲秦漢之文和盛唐之詩，絕不是這麼回事。再沒有志氣的時代，再沒有志氣的人，也不會說有一定積累、具有了一定創新能力的時候還要去和別人完全相同，絕不可能有這種事情。所以，王充的創新觀，表面上看，從經驗上看，確實都沒有錯，但仔細一分析，確乎又問題百出，只要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他把"積累"這個過程給否定掉了，這違背了人類創新的一般情形與常態。
五、尚通俗的文章語言觀
王充主張文章語言通俗，提倡"言文同趨"，反對文章寫得太艱深。對於"或曰"者所主張的"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的論說，王充雖然沒有道出是誰的主張，但從漢代文化史的事實上看，這"或曰"的觀點與主張的主人顯然是揚雄。揚雄《法言》中云："或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郛。"在揚雄看來，聖人之經不是本來易知不易知的問題，而是不可使其易知的問題，這確實是在有意製造"文必艱深"的論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有意製造"經必艱深"的問題。
至於並非"經"的著作或者文章，是否需要艱深，揚雄似乎沒有去做相關論說，但從揚雄的態度看，即使不屬於"經"的常人的著作與文章，似乎也以艱深為好。同時，揚雄以為聖人之文有"元"、"妙"、"包"、"要"、"文"五個特徵："或曰：辭達而已矣。曰：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本出荀悅《申鑒·雜言下》，但清代《淵鑒類函·文章》稱其為揚雄之言，從揚雄相關論說看，似乎此說成立，故此處姑從之。唯《申鑒》中是"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而《淵鑒類函·文章》中是"聖人之文，其隩也有五"。其中所謂"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者，所透露的消息似乎是聖人又不是刻意務為艱深，而是思慮深廣而不得不艱深。
這似乎與前面揚雄所說"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的認知略有不同，但這個不同在總體上並不影響揚雄是持"文必艱深"的看法。對於"文必艱深"論，王充明確地不以為然，故王充對"或曰"所代表的看法進行了詳細的批駁，以為"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而所謂的高士之文雖雅但也不是為了讓人不知所云，而是為了"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的目標而寫作，欲使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王充還從"言"與"文"的時空關係一面解釋了"賢聖之語"後世難知是"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世相離遠"等原因造成的，而並非古之賢聖有意追求"難知"而使其指意隱閉。針對當代人如何避免並非主觀上要隱閉指意而客觀上又確實很可能造成隱閉指意的情況，王充又提出"文字與言同趨"的解決辦法，要求當代的寫作者采當代之口語入當代書面之文中，至少使當代人與當代人所寫的文章著作之間沒有多少隔閡。
但是，王充的這一立場中似乎也有矛盾。一方面，他主張通俗，反對文必艱深，一方面，他又高度讚揚文字確實艱深艱澀的揚雄的《太玄》："陽城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與王充讚揚揚雄《太玄》不同，與揚雄同時的人已經頗覺《太玄》之難了，"客有難《玄》大深，眾人之不好也"，使得揚雄不得不以《解難》來回答眾人的責難以及自己寫《太玄》為什麼不得不"深"的原因。總之，時人以為"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揚雄時人就頗覺艱深而多所批評，過了那麼長的時間後，王充反而讚揚。似乎王充是在《論衡》各篇中各說各話而不統一才造成這種情況的，推崇"造論著說之人"時則不管其是否是以艱深在造論著說，也不管其造論著說是否"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
儘管上述有略微的矛盾存在，但從總體態度看，王充確乎是主張文章語言通俗，反對文必艱深的。王充關於語言通俗反對文必艱深的這些論說，當然言之成理，也有意義。但王充的論說中亦然有大可商榷的地方，這就是他在論說"言"與"文"的關係上只注意了"文由語也"、"文字與言同趨"這一面，卻沒有注意到"言"、"文"之間本是互動關係，其間亦然有"語由文也"、"言與文字同趨"這一層關係，從而走入了片面與偏頗。雅俗本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忽略某一面只能帶來不良後果。重俗廢雅或者重雅廢俗，均是走極端，對語言的傷害都是很大的。在傳統中國，雅誠然是居於主流，但俗也並不是處於極其卑微的地位。大體而言，在傳統時代，雅俗之間保持了雅居主流而又雅俗互動共進的良性循環態勢。然而不幸的是，受歷史上雅總體居於主流的刺激，而現當代人同時又忘卻了傳統時代雅俗之間還有互動共進的良性循環態勢這一面，遂激烈地反其道而行之，僅僅關注"文由語也"、"文字與言同趨"這一面，使傳統時代語言在雅俗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破裂。這一方面的影響，恐怕漢代王充的思想也是有份的。
我們談了王充關於"文"的四個方面的內容，這四個方面的內容當然不能概括王充關於"文"的思想的全部，但也基本上反映了王充論"文"的主要方面。總之，王充確實難以具有現當代人所推崇的那樣高的思想地位，從王充《論衡》裡面說話的情緒就可以知道個大概，王充寫文章就像寫檄文一樣，好像隨時都在和人戰鬥，《論衡》之中各篇似都有一個假想敵，而王充就在與這些假想敵戰鬥，所以王充的文章似乎是草草擬就的，不像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王充在漢代批判得最多的就是所謂的讖緯之文，而這種讖緯之文在漢代剛好是最具有顛覆性的，雖然它帶有一點神秘性。王充認為最虛妄從而被他激烈反對與批判的讖緯之士，恰好是漢代最愛批評時政甚至於直接批評君主的知識分子。
我不憚在這裡再次引用許倬雲教授在《秦漢知識分子》一文中的這段話來闡明我的看法，他說："知識分子，尤其儒生，逐漸在漢代取得了裁決是非的權柄。這一新的情勢，使知識分子確實的以為他們可以利用知識的力量改變政治的權力由眭弘以後，持災變議論政事得失，人事當否者，西漢學者追蹤而至中國過去的歷史上，只有西漢有這種以自然法則的信仰向政權直接挑戰的個例。漢代天人感應學說，無疑是欠缺實證的形上學，但其持守者仍自以為是一個知識系統。這批人，今人視之為愚妄之士，在當時仍不失為知識分子，而他們對知識力量信念之摯，卻是難得的。"王充要求文章頌聖頌今，而讖緯之文基本上是不稱頌的，總是力求從最神秘的"天"出發來批判漢代的政治與社會，所以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總結：王充激烈批判批判漢代社會與政治者，批判批判就等於頌揚，這不僅是理論的邏輯，也是事實本身，所以從宏觀的中國思想史角度看，王充從某個意義上說確實是以為朝廷歌功頌德來求進求賞的、沒有骨氣的學者。
第三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論
引言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觀念也沒有"進化"到今天的"文學"觀念，從整體上看，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的觀念，也還在所謂的廣義的"文學"觀念的範圍內。我們要講此一時代的"文"論，也必須首先講此一時代的社會與文化的整體情況以便給文論以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