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論講疏 第36章 王充及其有關\"文\"的思考 (2)
    我們怎樣來看待王充有關文章用世的論說呢?首先,他這個論說不具有獨創性,這樣的說法先秦早就有了。在司馬談看來,先秦六家無非都是"為治之學",均是講求用世的,所以,歷史地看,獨創性應該歸於先秦各家各派的學者。

    再者,與先秦儒家主張文章要有用於世的論說相比,王充的論說還是膚淺的、短視的,先秦儒家誠然主張文章用於世,但這個"用"是為天下政治而用,不是為一家一姓的王朝政治而用,而且儒家所主張之用還是萬世之用,而王充的"用"是當下之用,是急功近利之用,所以儒家主張的"用"可以叫"大用"、"長久之用",而王充的"用"主要是為王朝政治歌功頌德,不是萬世之用,是當時之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用"是"小用"、"一時之用",因此,王充的這個主張是比前人低的、沒有創造性的論說,是前人論說基礎上的一個巨大的倒退。

    再次,儒家主張的"用"裡面最根本的還是"刺"或者叫做"批判",而不是歌頌,儒家雖然也主張"美"和"頌",但其美頌主要針對已經去世的有功德的祖先或者虛無縹緲的神靈,對當代一般而言是不"美"的,且主要是批判,而王充的"用"主要是歌頌,而且歌頌的是當代的,這和儒家相比,其道德上的距離是不可以道里計的,要說其顯得沒有骨氣,那也是大體可以成立的。因此,鄧紅先生說王充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中最沒有骨氣的學者,雖然激憤了一點,但也誠非虛言也。道德決定人格的高下,道德決定立論的高下,這是中國古人一個最基本的論調,這一條用於王充大體應該是合適的。

    三、尚真的文章真實觀

    "真"在王充那裡是"實誠"之義,是與"虛妄"相對而言的。這"真"既可以是事實的真,也可以是情感的真,前者叫做真實,後者叫做真誠。王充寫《論衡》這本書有個基本的宗旨,那就是"疾虛妄"與"歸實誠"。"歸實誠"是從正面言之:"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疾虛妄"則從反面言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他以為"實誠"在內而"文墨"在外,寫文章就是外內相符:"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

    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裡,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有了實誠,為文則是由內而外的過程,自然感動人心:"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從字面上看,王充這些論說當然都是正確的,但關鍵是王充所說的"真"是什麼具體含義,既然王充認為是不真導致了不實誠,那麼"真"的含義就特別關鍵。王充認為不真、不實誠的有些什麼東西呢?王充說:"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這裡所說的"虛妄之語"與"華文"就是王充所認為的不真、不實誠的"文"。

    對這些"虛妄之文"的具體批判,則體現在《三增》、《九虛》之中,既涉及經典之文也涉及讖緯之文。"三增"是《語增》、《儒增》、《藝增》,"九虛"是《書虛》、《變虛》、《異虛》、《感虛》、《福虛》、《禍虛》、《龍虛》、《雷虛》、《道虛》,這"九虛"基本上就是讖緯之文的內容,也是王充批判最激烈的部分,而對於"三增",王充則相對客氣一些,畢竟在他看來只是"增"而沒有達到"虛"的地步。我們就以王充對"三增"的批判反觀王充的真實觀。《藝增》是批判經典即六藝中"增"的現象,《儒增》之"儒"並非指狹義的儒家,而是指章太炎先生所說的"達名為儒,謂術士也"的"儒"(章太炎《原儒》),所以《儒增》則是批評歷代"術士"的書籍與言論中"增"的現象。《語增》是批判世間傳語等語言運用中"增"的現象。

    "增"即"益"也,指在事實上面有所增益也,如果增益甚者則為文學中之誇飾了。對《藝增》,王充是最為客氣的,但也同樣認為其中有很多是"增過其實"的現象。例如《詩經·雲漢》中有"維周黎民,靡有孑遺"的詩句,王充說"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先秦時候孟子就說過"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故而孟子主張讀詩當"以意逆志",乃可得之。在孟子那個時代就已經知道《詩經》這句話不是表面字句的意思了,而到了漢代王充還認為這句話是"增之也",可以想見王充的"真實"的含義所在。另外,《詩經·鶴鳴》中有"鶴鳴九皋,聲聞於天"的詩句,王充在討論這句話時也提出了批評,以為"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他具體分析說:"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

    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故王充認為詩人欲以喻事,但已經是"增而甚之"也。在《語增》和《儒增》中,這樣的批評也很多,例如在《儒增》中,他批判儒書中所說"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他說:"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他得出的結論是:"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他在《語增》中批判一般的傳言"秦始皇燔燒詩書,坑殺儒士"。王充以為"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又說"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也"。此類對"增"的批判在《三增》中比比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閱讀參觀。

    而"華文"既指漢代的讖緯之文也指漢代的辭賦之文。辭賦之文辭藻華麗、技巧熟練,這既是今人所共知的事實,也是漢代人所共知的事實,而對於讖緯之文,其華麗的共相今人恐怕未必人所共知,但讖緯之文確實也是華麗之文。劉勰在比較經與緯時說"經正緯奇",而所謂的"奇"主要指的就是其辭藻華麗,這可在劉勰論"騷"時所言"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中得"奇"之意涵。而劉勰在總結讖緯之文對文章的作用時又說讖緯之文"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以為後之作者當"芟夷譎詭,采其雕蔚"而使讖緯之文的"華麗"得到合理的應用。從劉勰的這些論說可以看出,讖緯之文在古人眼中不僅是"譎詭虛妄"之文,亦然是"華麗奇偉"之文,故而王充所指稱的"華文"當然包括讖緯之文在內。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王充反"虛妄"一面也針對讖緯之文,只不過主要是在讖緯之文的內容層面,而"華麗"一面則主要是針對讖緯之文的形式層面而言。

    對辭賦的辭藻華麗一面的批評前面討論漢代賦論時已經多所論列,此處只是觀察王充對其的態度。在王充看來,辭賦是"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辨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王充也持華麗辭賦無用於世的觀點。在他看來,"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的"實誠之文"不必苟為"調文飾辭"而"為奇偉之觀也",不需要以"調文飾辭"為能事,故而批評、反對世俗之愛華麗的傾向。但世俗之性往往就是"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王充分析其原因說:"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對世俗的心理分析應該說是合理的,但是,以此來批評、反對一般意義上的"華文",特別是華文中的辭賦之文,恐怕也未必正確。與"虛"與"妄"在王充那裡常常連用相似,"華"和"偽"兩字在王充的論說中也常常連用。在王充看來,虛則妄,華則偽,故而虛妄、華偽在王充的字典裡面基本上就是同義語。

    虛則妄,華則偽,這二者在王充那裡就是不實誠的表現。從王充論"增"的論說中可以看出,王充所謂的真實指的是眼睛看得見,耳朵聽得見,如果超過耳目的範圍,就是"增"了。從這個意義上反觀王充的真實觀,可見其真實觀乃是極其狹隘的經驗層面上的真實觀。從王充對"增"的批評可以推出他對"虛"的批評當更加嚴厲,像"鶴鳴九皋,聲聞於天"這類在今人看來很正常的表述,無非是用了誇張的手法而已,但王充就不理解,以為是"增",這使今人對王充也很不理解,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說:"在王充的生命中,完全缺乏藝術感、幽默感;不僅文獻中凡稍帶有藝術氣氛的陳述,他都不能感受,有如《語增》、《儒增》、《藝增》諸篇中所爭辯的問題,皆屬於這一類。並且稍帶偶然性的、幽默性的紀錄,他也全不理解。

    "在徐復觀先生看來,王充不僅僅對稍帶藝術性的話語不理解,就是對於一般情況的理解"他也不算高明",徐先生甚至用非常肯定的語氣對王充下論斷道:"可以斷定他的理解能力是相當的低,而且持論則甚悍;並且他始終沒有把握到學術上的重要問題。"對於徐復觀先生的判斷評價,我不想作個人評價,僅提供出來供各位參考。在我看來,凡是用了誇張,誇張到了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見的程度就被王充認為是不真實的虛妄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看,王充的真實觀的價值確實不高。

    按西方哲學的觀點,王充的論說僅僅處於"意見"的層次,而離"真理"很遠,所以這種經驗主義的真實觀只能在狹隘的經驗範圍內有其價值,局限於感性能力範圍內,不能適用於更廣泛的範圍。這種真實觀與先秦真實觀比較,不是一種進步,而是倒退。當然,王充"實誠"、"真"的觀念中的情感真實、真誠這一面的含義還是正確的,也是有其意義的。但是,這個層面的含義先秦人也已論說得很充分,例如《莊子》中就說過:"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所以也不能說王充在此一層面上有獨創性的貢獻。

    四、尚新的文章創新觀

    王充反對貴古賤今,反對模擬,主張創新,這也是被現當代人大力讚揚的一個方面。但在這個方面,我們也需要冷靜觀察,不能意氣用事。

    為了談創新及其價值,王充把當時的讀書人分為了四種——儒生、通人、文人、鴻儒並加以比較。什麼是儒生呢?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在王充看來,儒生雖然"過俗人遠也",但僅通一經而教授後生而已,甚至於有"不能說一經"的准儒生。所謂"通人"就是"博覽古今者",具體博覽到什麼程度,王充說"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閒,審定文讀",雖然如此覽見廣博,卻"不能掇以論說",僅僅"以教授為人師者"而已。是比儒生涉獵廣泛一些的教書匠而已。在王充看來,通人"即徒誦讀,讀詩諷術",博覽"雖千篇以上",但還是不能不落於"鸚鵡能言之類"的範圍。至於"文人",雖然能夠"采掇傳書"而寫出"上書奏記",但是也不能"眇思自出於胸中",亦然無思想上的獨創性。"鴻儒"則是"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是"能精思著文"之人。在他看來,"好學勤力,博聞強識"者世間多有,而"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者卻萬不能一,同時,"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通過這些對比,王充認為,鴻儒才是讀書人的理想狀態,是所謂"超而又超"、"奇而又奇"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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