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說
關於王充，大家見到的對他的稱讚之詞已經很多，恐怕在大家的心中王充的地位早就很高了，但他是否真應該有這麼高的地位，還是一個問題。
王充在漢代是一個激進的思想者，而且主要還是反傳統的思想者，而20世紀以來思想界也流行反傳統的激進思潮，所以王充在漢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被現當代人推得很高，即使如錢穆先生這樣溫和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歷史學者也受這一潮流的影響而對王充評價頗高。錢穆在談到漢代思想時說："兩漢思想，董仲舒是正面，王充是反面，只此兩人，已足代表。董仲舒上承鄒衍，王充則下開魏晉。"錢穆先生認為王充是"魏晉新思想的陳涉吳廣"。在錢穆先生這個論斷中，說董仲舒是漢代的正面、漢代的主流，這是符合史實的，漢代的思想主流無非是經學和與經學相伴生的讖緯之學，而董仲舒的確是這兩個方面的思想領袖，故而以董仲舒為漢代思想界正面最主要的代表是準確的。
在漢代，經學和與經學相伴生的讖緯之學是主流，那麼生出反主流的思想也是符合邏輯的，同時也是歷史的事實。這反經學、反讖緯之學的反主流思想的確是王充堪為代表，所以錢穆先生說王充是"魏晉新思想的陳涉吳廣"，不如說"王充是漢代思想界的陳涉吳廣"更準確。至於王充對魏晉思想的影響，似乎並不如錢穆先生所說的那樣直接和那樣的大。如果王充果真對魏晉人的思想有那麼大的影響，那麼魏晉人的思想與文化中必然言必稱王充與《論衡》，但我們在魏晉的思想與文化中並沒有看見這一情況，相反，看見的是時人言必稱老莊、周易。在黃暉先生的《論衡校釋》一書的附編三"論衡舊評"中，大約就看見魏晉時期的葛洪的《抱朴子》裡面對王充有相關的論說，這大約可以說明一些情況。也許可以說王充《論衡》影響了魏晉的談說風氣，但卻不能說對魏晉思想本身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
既然現當代對王充的讚揚之辭已經那麼多了，大家也耳熟能詳，所以這方面我就不再做過多的介紹，為了讓大家對王充及其思想有一個全面的認知，所以我在此處主要介紹一下從古代到現當代對王充持批判甚至全面否定的這方面的評論。唐代劉知幾《史通·序傳》評價王充及其《論衡》時，認為《論衡·自紀》一篇"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己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清代浦起龍釋曰："王充醜詆所生，是出情理之外者。"《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充書大旨，詳在《自紀》一篇，蓋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偽，故發憤著書。
其言多激，《刺孟》、《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矣！又露才揚己，好為物先，至於述其祖父頑很，以自表所長，傎亦甚焉！"雖有理解同情之言，但總體評價不高，而且對其思想與為人則有不少批評。對於王充的文辭，四庫館臣也認為其文"反覆詰難，頗傷詞費"，故"儒者頗病其蕪雜"，然而卻"終不能廢也"，原因在於人生在世，總需要談說，談說又需要談助之言，而《論衡》之書恰為談助之言，四庫館臣以為"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是為"允愜"之論，故四庫館臣最後認為"此所以攻之者眾，而好之者終不絕歟"。
在四庫全書中，《論衡》之前有《御制讀王充〈論衡〉》一文，為乾隆所寫，乾隆在該文中敘述了自己閱讀王充《論衡》的經歷，在"其全書未之覽也"偶爾隨意翻閱的情況下，乾隆喜其"識博而言辯"，以為王充《論衡》"頗具出俗之識"，但當得其全卷而讀之後，乾隆的態度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顛覆了既往的閱讀經驗和認知，乃知"其背經離道，好奇立異之人"而已，並以為王充《論衡》的《刺孟》、《問孔》"與明末李贄之邪說何異"，很不認同。
乾隆的閱讀經驗可能適用於很多人，未見《論衡》全書而偶讀一兩篇可能會拍案叫絕，但讀其全書後則會對王充及其《論衡》有甚至於完全相反的認知，正如宋代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所說，"蔡邕、王朗初傳之時，以為不見異人，當見異書"，然而"自今觀之，亦未見其奇也"。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也說："王充氏《論衡》等八十四篇，其文猥冗爾沓，世所共輕。"他還分析《論衡》漢末驟然流行的原因說："中郎以《論衡》為談助，蓋目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這是古代世界對王充批評的一面，當然也有表揚的一面，但總體而言，表揚的數量要少於批評的數量，且表揚程度也不夠高。
到了現當代，特別是1949年以後，王充的地位提升得特別高，原因很清楚，激進者總是對激進者評價最高，而王充是漢代的"激進者"或曰"憤青"，當代激進者與一個遠在漢代的激進者發生共鳴也在情理之中。激進思潮要批儒批孔，而古代世界批儒批孔最厲害的，漢代有王充，明代有李贄，當然會把王充和李贄的地位提得很高。但在海外卻不然，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中有《王充論考》一章，對王充的評價就非常低，認為王充個人的遭遇"對於他表現在《論衡》中的思想所發生的影響之大，在中國古今思想家中，實少見其比"。而這種影響，表現在《論衡》的內容方面，就是"論政的比例佔得少"，而"以他的遭遇為中心對於當時的全般政治的根源問題，根本沒有接觸。"與此相反，"《論衡》中以極大的份量，從事於歌功頌德，這在古今值得稱為思想家中，實系最突出的現象"。
對於王充《論衡》中的觀點，徐復觀先生以為"他以最大的自信力所開陳的意見，事實上許多直可稱為鄉曲之見"。而比徐復觀先生早一輩的柳貽徵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中論到漢代思想時，早就認為《論衡》"專事詆諆，僅足以供游談之助"，只是柳先生的意見未能動俗而已。20世紀90年代，鄧紅寫了《王充新八論》一書，這是目前可以見到的對王充批判得最厲害的書。鄧紅認為，"為了當更大的官求得更大的榮華富貴甚至躋身中樞，他寫下了歌頌吹捧朝廷的'頌漢'系列文章。而且這些頌漢文章份量龐大(占一部《論衡》的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文重'而反覆迂迴、舉證繁瑣而詳細，又直奔通過歌功頌德而求賞求進之主題，這樣露骨地想通過歌頌當局來乞求榮華富貴的'知識分子'，在一部中國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再沒有如此以為朝廷歌功頌德來求進求賞沒有骨氣的學者了"。當然，這種批評已經很尖刻了。
上面擺出了讚揚王充與尖銳批評王充兩種意見，這是為了討論的公平，供大家思考與王充有關的問題時候參考。我個人認為王充的《論衡》基本上都是在批判，但批判很激烈不代表他就能夠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思想。根據我讀王充《論衡》的經驗，我覺得他基本上沒有多少建設性的思想，而且他思想中現當代人評價很高的部分，表面看有道理，但一仔細探討就似乎又沒有多少道理了。我雖然不認同王充及其《論衡》價值甚低這個看法，但認同要糾正現當代對王充及其《論衡》給予那麼高的評價的傾向。王充在思想層面上主要是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但又不是那種深刻的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思想。
二、尚用的文章功用觀
對於文章，王充最基本的看法是要以"用"為標準，他說："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一章無補。"這是他回擊別人對他"繁不省"的"文重"的批評與攻擊而說的。這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語境，而不能抽像地閱讀這句話。王充接著說："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他以既多又有用自誇自矜，但他以為的有用只是他自己一廂情願的自我認知而已，至於別人是否認為有用，好像不在他的考慮之列。文章具體有什麼用呢？王充以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所以他認為"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文章"勸善懲惡"以用於世當然沒有什麼問題，但關鍵是所說的"善"與"惡"是否具有普適性，如果不具有普適性，那麼可能的情況就是你認為"善"的而舉世卻以為"惡"，你認為"惡"的而舉世以為"善"。這個層面的問題在這裡無法深入探討，只能點到為止。
但我們不得不更加注意的是，在王充的文章"用世"裡面，除了勸善懲惡這種一般性的論述以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文章要"頌聖"，這是王充很強調的一個文章用世的功能。王充認為做文人有個基本的職責，那就是頌，而且是頌當代，不是頌古人。他說："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記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在他看來，古時歷代有"頌"："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德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
"故而他以歷代有頌來責怪漢代文人無"頌"，所謂"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在大家都不頌漢的情況下，他以為只有他在頌，王充說："《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宣漢》與《恢國》均是《論衡》中的篇目，雖然王充說自己已經論證並頌了大漢，但當時之儒者卻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而不去頌漢。王充對此痛心疾首，在王充看來，"臣子當頌"、"表德頌功，宜褒主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文為世用的論說中，王充特別重視"造論著說之文"的社會功能。對於"文"，王充提出了"五文"之說："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在這"五文"之中，他認為"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為什麼"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呢？這又回到"頌"的功能上去了。他說"造論著說之文"是"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這些說法表面看都不錯，但實際上是在貶低"遵五經六藝為文"與"諸子傳書為文"這些"文"的功能，故而他接著就具體批評了周秦諸子的"不頌"："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說到在這裡，他筆鋒一轉，反過來高度讚揚"造論著說之文"。王充寫道："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雖然表面上王充確實說過賢聖之興文是"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這類話，但一具體探討，這"有益於化"、"有補於正"最後都回到"頌上"、"頌漢"去了。
在歷史上，公開主張"頌上"而又如此不加遮掩的言論可謂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再也找不到像王充這樣主張頌揚當代與主上的了。誠然，"頌上"、"頌今"並不是王充講的文章用世的"用"的全部，但這確實是他"文章用世"思想中的主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