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論講疏 第34章 《毛詩序》中的文學思想 (4) (2)
    這"六義"的順序為什麼是風、賦、比、興、雅、頌?為什麼是風排在第一,不是其他排在第一?大家熟知"風雅頌賦比興"的常識,但是為什麼在《毛詩序》和《周禮》中就不是大家熟知的這個順序?關於這個原因,孔穎達作了解釋:"詩之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他認為風是王化之本,四始之首,所以要排在第一。風要用哪些手法來完成自己呢?當然就是賦、比、興這些手法了。

    為什麼"風"下面接著是賦、比、興,就是這個原因,最後是雅和頌,雅、頌和前面的風一樣要運用賦、比、興,故次之賦、比、興後而已。那麼賦、比、興這三者為什麼又是這樣排的呢?為什麼賦又排到三者中的第一?在孔穎達看來,"賦"是直辭也,直言政教善惡,不相避諱,而"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所以就以直陳作為最先的選擇,把"賦"排在三者最前面,"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那麼,比和興,為什麼又是"比"在前,"興"在後呢?孔穎達說"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就是說,"比"與"興"雖然"同是附托外物",但是"比"的手法要顯一點,"興"的手法更加隱晦,所以要把"比"排在"興"的前面。

    (三)六義的分類

    六義怎麼來分類?常見的是"三體三用"說,也就是說,風、雅、頌為詩之體裁,賦、比、興為詩之所用。孔穎達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這個說法最流行。除了"三體三用"之外,還有"六體"說、"六用"說,我認為"三體三用"要站得住腳一點。

    (四)風、雅、頌的含義

    風、雅、頌三者在《毛詩序》裡面就有解釋。其解釋"風"說:"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這段話中的"本"是"本心"的意思。孔穎達解釋這段話的具體意思說:"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其中的"一人"指的是"作詩之人",一國的事情完全反映在作詩這個人的心上就是所謂"風"了。故孔穎達說:"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國之心。"正因為如此,所以他說:"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為己心,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孔穎達對"風"的解釋是符合歷史的,今人也基本上採用這個說法。雅,在《毛詩序》裡面的解釋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雅與風相比較而言,"風"是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雅是以天下為背景的。那麼,這個"雅"具體而言是什麼意思呢?孔穎達說:"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

    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雅不是關於某一個諸侯國的政治,而是關於天下的政治,但雅又有大小之分,故有小雅、大雅。孔穎達以為"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群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而大雅則不同,孔穎達說:"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苛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至於孔穎達解釋得是否正確可以作進一步研究,但也可供大家參考。總之,"風"為作詩者以己心代一國之心,"雅"為以一人之心代天下之心,所以"風"是寫一國之政、一國之風俗,而"雅"是寫天下四方之政、天下四方之風俗。所謂的"頌",《毛詩序》中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那麼,"頌"具體是什麼意思呢?"頌者,容也",形狀容貌也,具體指"祭祀之狀",以有歌舞容狀的祭祀把成功告於神明,所以"頌"實際上就是祭祀之歌。孔穎達說這裡的"頌"是特指《周頌》,他以為"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具體情況有待繼續探討。

    (五)賦、比、興的含義

    賦、比、興在《毛詩序》中並沒有解釋,但在《周禮·春官·大師》鄭玄作的注裡面有解釋。賦、比、興三者,賦比較好理解,無爭議,比和興則爭議較大。鄭玄在注《周禮·春官·大師》中的"六詩"時說,"賦"的含義是"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關鍵是鄭玄解釋"比"和"興"就有很多爭議,鄭玄說:"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鄭玄解釋賦、比、興的時候,是用"美刺"來解釋的。賦是政教善惡共鋪陳,故美刺並用;"比"則用於刺;"興"則用於美,這樣一來,美刺就和比興關聯在一起了,形成了美刺說與比興說兩說合在一起這麼一個態勢,這正是後世爭議的地方。"比"是不是非要用於"刺"呢?"興"是不是非要用於"美"呢?首先就有這個爭議。唐代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就說"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對鄭玄機械的一一對應的關係很不以為然。在孔穎達看來,"比"既可以用於刺,也可以用於美,"興"亦然。"比"並不專屬於"刺","興"也不專屬於"美",美刺均可以採用比興。

    《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中《毛詩序》的註釋解釋"比"的含義為"比者,比方於物也"。這個一卷本選本把"比者,比方於物也"的解釋歸為鄭玄的,這是錯誤的。大家去看十三經註疏就可以看出,這只是鄭玄注引用鄭眾的解釋而已,其中有"鄭司農雲",這裡的鄭司農就是鄭眾,孔穎達以鄭眾為"先鄭",鄭玄為"後鄭",這在《禮記正義》關於"六詩"這段註疏中可以明確看見這個區分。所以,大家使用教材也要小心,不要以為使用很久的教材就沒有錯誤,其實大家可以從這個一卷本的《毛詩序》的註釋反推註釋是錯誤的。註釋引了鄭玄關於"興"的解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既然鄭玄以"美"解"興",由此可推鄭玄理當以"刺"解"比",從而推出,註釋中的"比者,比方於物也"一定不是鄭玄的解釋。但是四卷本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在"比"上的註釋又是正確的,不知道為什麼把四卷本縮成一卷本的時候就把這個解釋弄錯了,而且這個教材已經使用幾十年了,這個錯誤卻一直沒有改正過來。

    鄭眾不僅注"比"為"比者,比方於物也",也注"興"為"興者,托事於物"。鄭眾的這一解釋當然就沒有與美刺關聯來解釋比興,而是純藝術學的解釋。鄭眾這個解釋,今人大多認為才是比興的本義。大家去讀葉朗教授的《中國美學史大綱》,就可以發現葉朗教授就認為鄭眾的解釋才是對的,這種純藝術學的解釋當然也延續到魏晉南北朝了,例如鍾嶸解釋賦比興就是這個方向。但是也要注意,鄭玄的解釋方向也流傳了下來,魏晉南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篇裡面解釋比興就是按照鄭玄的方向在發揮。

    這就涉及對"比興"的兩種解釋方向了,一種解釋就是純藝術學的解釋方向,另一種解釋就是藝術學和社會學相結合的解釋方向,但近現代學界基本上是一邊倒地認為鄭眾的這種純藝術的解釋方式才是對的。現在的問題是,誰的解釋方式才更符合比興的本義呢?我的選擇是鄭玄的解釋方式。我以為這樣解釋才更符合儒家本來的傳統。儒家講究兼盡,任何一個重要的論題在儒家那裡實際上都有藝術學與社會學兩個方面的內容,儒家的傳統是兼盡藝術學與社會學兩個方面而不走一端,兩面都要兼顧,這也就是我為什麼更加認同鄭玄的解釋的原因。儒家並不是個純藝術學的流派,我在講孔子對詩的觀點的時候就已經講過,孔子的每一個命題,從純藝術學講起則結束時一定是回到社會學的內容;如果從社會學的內容講起,那麼他一定會以藝術學的方式來結束。儒家和其他家不一樣,兼盡兩端、持守中道是它穩固的傳統,故而藝術學和社會學的內容必須同時兼盡,只有這樣才更符合儒家本身的特點。但鄭玄的解釋有個問題,就是他非要把比和刺對應,興和美對應。這確實需要修正,不需要這樣一一對應的。

    而對賦比興,朱熹也有自己的解釋。他的解釋都比較簡短。"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詩經·葛覃》朱熹集傳)"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詩經·螽斯》朱熹集傳)"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詩經·關雎》朱熹集傳)朱熹這種解釋實際上還是一種純藝術學的解釋方式。除此之外,宋代的李仲蒙的解釋也值得重視。他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後世認為如果是按純藝術學的角度來解釋的話,這個解釋是最好的,"比"是情在前物在後,"興"是物在前情在後。李仲蒙這段話被胡寅《斐然集》裡面《與李叔易書》一文轉引而留存於世,錢鍾書先生對李仲蒙的這個解釋非常讚賞,認為"頗具勝義"。

    六義裡比較好解釋的是風、雅、頌和賦,最不好解釋的是比和興。而比和興的解釋在漢代就已經呈現出兩種解釋方向,一種是純藝術學的解釋方式,以鄭眾為代表;一種就是社會學和藝術學相結合的解釋方式,以鄭玄為代表。這樣兩種解釋方式,大家會採用哪一種?我認為這是大家的自由,只要言之成理就行。但是我個人認為,美刺比興合解更符合儒家的真義,這也是唐代士人最愛"美刺比興"或者"比興美刺"連用的原因。美刺是社會功能,比興是所用的方法,不把二者分開而連用,既是漢儒的主要傳統,也是陳子昂、杜甫、元稹、白居易等唐人的傳統。"比興"不是為比而比,為興而興,比興的目的要麼為了"美",要麼為了"刺",所以,比興美刺合用在一起反而能夠更加體現儒家詩學的特色,也能夠在後世找到堅強的證據。鄭眾以及後世純藝術學的解釋方式實際上只解決了這個命題的一半。

    漢代經學關於詩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毛詩》大小序裡面,所以我們也就以《毛詩序》作為經學內部對文學的思考的代表。《毛詩》是古文經學。在漢代除了古文經學還有今文經學,但今文經學的三家詩基本上亡佚,我們不能隨便亂談。但可以略說的是,今文經學思考的重心更多的在政治學上面,即使談詩也是這樣。例如董仲舒的主要言說方向就不在說詩,而在研究春秋公羊學去談政治,但他偶爾有關於詩的論說,如"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詩無達詁"只是今文學家的看法,"無達詁"才有更大的解釋發揮空間,才會有更多的微言大義。而古文學家剛好就要追求達詁,古文學家希冀憑借文字、音韻、訓詁等考證方法,去追求一個"達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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