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毛詩》大小序裡面總結、提煉出來美刺這個詩的基本準則，它基本上就成為後世詩歌創作的基本精神。古代的士大夫要麼參政要麼議政，無論哪種形式，都是對政治的矯正與干預，干預的方式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干預方式就是以詩刺世，這種情懷一直到現在也還是這樣。但當代很多人不寫詩了，為什麼？干預現實的文化工具有了更多的選擇而已，有比詩更直接、更有力的干預現實的文化工具可以供人們選擇了。現在寫詩不像20世紀80年代那麼普遍流行了，那個時代會寫詩簡直是一種巨大的驕傲，那個時代確實是詩"狂飆突進"的時代，也是詩歌發揮社會功能最突出的時代。所以，在那個年代，詩人們成了時代的寵兒，成了被崇拜、追捧的對象。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是詩歌傳統的美刺精神的最後輝煌。
下面我們談《毛詩序》中的教化說。教化說實際上在大序、小序裡面都有。在《小序》裡面說"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風"就是"教化"的意思，整句話就是以詩教化天下而使夫婦之道歸於正也，而"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是泛言詩歌教化社會，廣被天下。《大序》裡面就更明確地說出了教化說的具體內容："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教化又名之曰"風教"。為什麼又叫"風教"？《毛詩序》裡面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這大約就是教化又名之曰"風教"的原因。
教化說也是近代以來受到猛烈攻擊的儒家學說之一。但是，儒家教化說的精神與內容並不是近現代人們所理解的那樣。具體而言，儒家教化說有以下這幾個方面的內涵。
第一，教化是為天下而教化。儒家著眼的目標當然是政治，但卻不是王朝政治。從先秦到漢代，真正的儒家心目中的政治都是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王朝政治，而指向天下政治。這也是宋儒講的"為萬世開太平"的意思，"萬世"是從時間範圍而談的，從空間上談，傳統時代的天下不僅僅超越了某一王朝的地理範圍，也超越了"中國"的概念具體情況。儒家學說之所以歷兩千多年而於今仍然深刻影響於中國社會，正在於其超越具體王朝政治的言說立場。歷代具體王朝皆亡，而儒家學說仍存，不得不說是其這一超越性立場所致。
第二，教化是教而化之。這個"化之"一定要搞清楚，什麼叫化之？很多人把古代的教化說等同於現代的說教，這完全是誤解。"化之"就是所謂的"鹽溶於水，無影無形"，化了對方，而對方又感覺不到，也就是杜甫說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效果。所謂教化就是要達到無影無蹤，才能夠被稱之為教化。
第三，教化是主動自化。中國古代有一個原則是"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而教化皆是自己主動的過程。簡單地說，教化是一種自我甘願去主動接受的過程，而不是別人強行灌輸給你的過程。傳統中的所謂教化，是以一種無影無形的方式作用於人，而且是人主動願意去接受它並感覺受其沐浴，如坐春風。華夏文化在古代的傳播是別人自己前來華夏拿去的過程，而不是華夏把自己的文化主動送給別人。在天下觀中，從華夏到四夷的文化傳播是四夷主動接受華夏文化而華夏化，而不是華夏逼迫四夷。從更大的範圍來看，日本、朝鮮半島、越南接受華夏文化也是如此。
第四，教化就是啟蒙。近代以來，知識分子最愛說的一個東西就是啟蒙，其實在古代也同樣是這樣，教化的目的就是啟蒙而不是為了讓別人蒙上更蒙。我們都知道小孩子入學讀書叫啟蒙、發蒙，就是這個意思。
第五，教化是人的自我完成。教化，不僅僅是為萬世，也是為人自身，為人的人性的圓融而設計。所謂詩教，無非是讓人自己主動脫離功利的境界而升入人性更高的境界。如果自己不主動在詩中熏陶自化，那麼就可能沉浸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之中，終其一生而不能自覺也。
第六，教化的標本是《詩經》這樣的作品。教化的思想是在《毛詩序》中論說的，所以，在《毛詩序》的作者看來，真正能夠發揮教化功能的不是別的，正是《詩三百》，也就是說，《詩經》或者類似於《詩經》的作品才是發揮教化功能最好的標本，而不是近現代的人們從儒家教化說中所妄自理解出來的說教品、宣傳品。
第七，教化是自動的過程。教化為什麼是自動的？打個比喻，只要你寫某一本書的目的不是為了寫出來就讓它永遠在抽屜裡面鎖著，或者寫出來就是為了讓神舟七號運到月球上去而讓所有的人都不能看，除了這兩種情況，教化自動就會發生，你寫出來自動就會傳播，而一傳播就會自動教化社會，你說不說教化都在教化。關鍵是用什麼來教化而已。儒家認為，應該用高標準的東西來教化這個社會，那什麼東西是高標準的？在儒家看來就是《詩三百》這樣的文化作品。
五、主文譎諫說
《毛詩序》中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對"風化"、"風刺"，鄭玄解釋說"皆謂譬喻，不斥言也"。這已經有溫柔敦厚的意思了。關鍵是這段話中的"主文"和"譎諫"到底是什麼意思？對於"主文"，鄭玄的解釋是"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而朱熹的看法是"主於文辭而託之以諫"。到底採用哪一種呢？大家可以自己選擇。我個人更傾向於鄭玄的說法，"主與樂之宮商相應"，那就不是文辭了，而是音樂，先秦時期詩、樂不分，所以大體上說這兩種解釋均有道理，但從"諫"的效果的最大化而言，恐怕在"樂"中更明顯，"主文"就是在勸諫君王的時候，最好要在有音樂的、隨意的環境中進行，音樂一起，一般人的情緒都隨意一些。為什麼在那些大型的場合裡面都先奏樂？一奏樂，大家相對而言就沒那麼拘謹。"譎諫"又是什麼意思呢？所謂譎諫，鄭玄說是"詠歌依違，不直諫也"，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對此的解釋也大體相同，其云："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當音樂和緩地奏起，在這種氛圍之中向君王進諫當然也就容易一些，所以主文譎諫合起來也就是"溫柔敦厚去勸諫"的意思。
但主文譎諫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卻不是寫作《毛詩序》的儒生們的首創和獨創，在《禮記·經解》中就已經有"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的說法了。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對此解釋說："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雲溫柔敦厚是詩教也。"又說："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參照孔穎達《毛詩正義》與《禮記正義》的解釋，可以說《毛詩序》中的主文譎諫說與《禮記·經解》中的溫柔敦厚說是相同、相通的命題，完全可以互相發明。
關鍵是主文譎諫或者溫柔敦厚的詩教在後世的影響問題，在古代這當然是主流見解，但是到了現當代，這一儒家基本觀念卻受到了猛烈批判，聞一多先生甚至說他在"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這句古訓裡"嗅到了數千年的血腥"。在很多現當代的人看來，溫柔敦厚或者主文譎諫培養的是一種奴才、奴隸心態，認為幾千年來中華民族逆來順受就是在這種溫柔敦厚的文化原則之下培養出來的，而在整體上沒有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剛烈的文化性格。這些激進看法在某個時段有其合理性，但我們現在還能不能繼續持這樣的看法呢？我以為不能。我的看法有這麼幾個方面：第一，主文譎諫或者溫柔敦厚符合接受心理學。因為依據接受心理規律，對方更樂於接受採用委婉的方式提出的意見或者建議，這在任何時代、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第二，譎諫是常態，直諫與死諫是特例。
儒家除了譎諫之外，也不排除直諫與死諫，但一般情況下儒家主張採用委婉的方式來勸諫，做個君子，不能每天都用直諫，更不可動不動就死諫，這兩種"諫"只有在特殊情況或者非常情況下才需要採用，到了決定生死、千鈞一髮之際，儒家主張"文死諫，武死戰"，但一般情況下不需要這樣的死諫，只需要用譎諫。臣子平常有事情需要勸諫君王，無論大事、小事都說君王如果不聽，我就撞到柱子上死給你看，那這個朝廷也就沒有體統了。總之，譎諫是人性的常態，也是人性接受的常態，直諫與死諫那是關鍵時刻才能用的方式。當然，勸諫的結果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譎諫後君王聽了，一種是譎諫後君王還是不聽。
那麼，勸諫者在君王不聽之後作何選擇呢？孟子講過，卿分貴戚之卿和異姓之卿，對貴戚之卿而言，孟子以為"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反覆勸諫後不聽就不讓他再做君王，換其他同姓之卿作王；對於異姓之卿而言，孟子以為"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勸諫後不聽就自己離開，不再做他的臣子了，這與孔子說的"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是一樣的意思。第三，譎諫往往有雙贏的結果，正如《毛詩序》中所說"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而動不動就用直諫、死諫者往往是雙輸。第四，主文譎諫是態度委婉而立場堅定，並不是委婉之中什麼立場都沒有，要做個奴才，這才是所謂的主文譎諫的最基本含義。如果立場都沒有，也就不可能勸諫了，之所以要勸諫就在於勸諫者有堅定的立場與觀點，只不過需要委婉出之。
主文譎諫當然是勸諫的風格問題，但更是文化的風格問題，這與先秦"中正平和"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其對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影響有目共睹，在此就不再贅言。
六、詩六義說
(一)詩六義說的淵源
《毛詩序》中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這就是詩之六義。但《毛詩序》中的詩之六義，其淵源卻在《周禮·春官·大師》裡面的"六詩說"："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其順序和《毛詩序》裡面完全一樣，只是《毛詩序》把"六詩"改成了"六義"而已。
(二)六義的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