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說
在具體講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要瞭解的一點是，講漢代的《毛詩序》一定要把它納入到漢代經學的範疇裡面來講，現當代很多人喜歡把它納入到文學的範疇裡面來講，那是不對的，你不能夠用今日文學的眼光來看《毛詩序》，如果真要那樣去看，多半就不得其真。這裡先講一個概說，這個概說部分主要是解題。
第一個就是"毛詩"的含義。大家都知道漢代有齊、魯、韓、毛四家詩，這四家詩中，前面三家是今文經學，只有毛詩是古文經學。但是歷史非常具有戲劇性，當時立於學官、最具有影響力的今文詩經學反而沒有很廣泛地流傳於後世，得到流傳的反而是不立於學官的古文的毛詩，這個當然要歸功於鄭玄為《詩經》作箋。說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知道漢代經學的發展史。一般來說，西漢是今文經學最發達的時期，東漢是古文經學崛起、壯大的時期，當然，這並不是說東漢時今文經學就完全衰落了。鄭玄把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融合在了一起，不能說他是純粹的古文經學家，也不能說他是純粹的今文經學家。"毛詩"中的"毛"指的是給《詩經》做傳的人，而這個"毛"有兩個選項，一個是大毛公毛亨，一個是小毛公毛萇。給《詩經》作傳的到底是哪個毛公呢？清代四庫館臣以為大毛公毛亨乃是真正的毛傳的作者。正因為作傳者姓毛，故而稱之為"毛詩"。《詩經》的註疏體系是"毛傳，鄭箋，孔疏"，"毛傳"就是毛公所作的傳，"傳"就是"注"，解釋經典謂之傳也；"鄭箋"指的是東漢鄭玄為之作箋解；"孔疏"指的是唐代孔穎達為之作正義與疏證。
第二個就是"序"自身的問題。我們看《十三經註疏》的話，可以看到《詩經》的每首詩都有序，每一首詩的序叫"小序"，除了"小序"之外，還有個特殊的情況就是毛詩裡面還有個"大序"。"大序"位於《關雎》之前，與《關雎》的小序混在一起。小序是每首詩均有而大序不是每一首詩都有，大序從其內容看是針對整個詩經的，不專門針對《詩經》的某一首詩。這樣一來，"毛詩序"就等於小序加大序。傳統上認為，毛詩序從開始直到"用之邦國焉"這一段乃是《關雎》的小序，從"風，風也"直到序之末尾乃為"大序"。
《毛詩序》除了分大、小序之外，還有一個命運史的問題。《毛詩序》的命運在中國基本上經歷了從"信序"到"疑序"再到"否序"幾個大的階段。宋代之前基本上沒有人懷疑過《毛詩》的大、小序的真實性、權威性，宋代以後就開始有人懷疑了。在宋代，疑序派的代表主要是兩個人——朱熹和鄭樵，但當時只是懷疑，並不是否定。他們懷疑《毛詩》大、小序的什麼呢？用朱熹的話說就是，小序裡面動不動就說"刺"與"美"，而詩人哪裡天天都在想這些啊，詩人就是吟詠情性而已。近代以來，大、小序的命運有點悲慘，這實際上是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的命運基本上相同的。近代以來，從疑序走向了否序，近代史上否定《毛詩》大、小序最激烈的是梁啟超先生，梁啟超先生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對《毛詩》大、小序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所謂"要籍"就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典籍，《詩經》當然是最重要的典籍之一，《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關於《詩經》的部分中有一節就涉及《毛詩》的大、小序的問題。從梁啟超的題目《詩序之偽妄》就可以看出他的態度了，他以為"偽中出偽貽誤後學者尤莫如所謂'詩序'"。在梁啟超先生看來，如此之"偽"的詩序而千餘年來卻被"共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寶典"，真乃"不可思議之怪現象"，在他看來，"但考明詩序之來歷，則其書之無價值，本已不待辯，若細按其內容，則捧腹噴飯之資料更不可一二數"，所以他最後勸大家"欲治《詩經》者非先將毛序拉雜摧燒之"。《詩序》被奉為千年之寶典，這一點梁啟超說得沒錯，之所以會被奉為千年之寶典，就在於它屬於經學的部分。這也是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把《詩序》在漢代納入到經學裡面來觀察的原因。梁啟超先生在討論其他經典的時候都比較心平氣和，不知道為什麼討論起《詩經》特別是討論《毛詩序》的時候火氣這麼大。
我們怎麼看待梁啟超先生的這個看法呢？我以為梁先生確實看到了《毛詩序》影響大這個事實，但是梁啟超先生的結論卻未必正確。以後在講魏晉南北朝的時候我會講到《文心雕龍》，我以為在整個中國傳統時代可以缺《文心雕龍》，但不能缺《毛詩序》。缺了《毛詩序》，中國的詩歌思想就不是中國的詩歌思想了；但缺了《文心雕龍》，中國的詩歌思想還是完整的。就如中國文化一樣，缺了《文心雕龍》，中國文化依然是完整的，但是如果缺了《論語》、《孟子》、《詩經》、《禮記》這些要籍，中國的文化就不是中國文化了。就是說，中國的詩歌思想之所以是中國的詩歌思想，不是由《文心雕龍》來決定的，而是由《詩經》和註釋詩經的詩序來決定的，這才是中國詩歌思想的真實面貌。梁啟超說《詩序》被奉為千年之寶典，這個說法一點也不誇張，這也從反面印證了《詩經》和註釋詩經的詩序決定了中國詩歌思想這個事實。
從《毛詩序》產生，一直到晚清，儘管中間宋代人有點懷疑，但是也基本上沒有動搖它的地位，真正動搖了《詩序》地位的是近代以後的事情。近代以來掀起了反傳統的激進思潮，而這個激進思潮中又尤其以反傳統儒家為最激進，《毛詩序》恰好是儒家關於詩的最經典的論述集成，所以在近代以來《詩序》被否定得最厲害是不足為奇的，《毛詩序》在近代的命運史是儒家在近代的命運史的邏輯必然。後人否序和疑序，紛紛提出疑問，如說《毛詩》的這些小序不得《詩》之本義，說大小序均誤解了《詩》的本義，誤導了後學對《詩》的本義的追求。這就涉及一個問題，究竟是近現代人所讀出的是《詩》的本義呢？還是《毛詩》的這些大小序讀出的是《詩》的本義呢？我們現在恐怕還沒辦法去判斷這個問題。有些學者在講到《關雎》的時候就說這是首愛情詩，那它在先秦時是不是這樣呢？其本義是什麼？這還是個很有爭議的問題。我覺得近代以來的人，引用西學的眼光來看《詩經》所得到的結論，至少在我看來也是非常可疑的。到目前為止，恐怕誰也不敢說自己的所得就是《詩》的本義，這還是一個尚待探討的問題，大家以後可以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個是《毛詩序》的作者問題。《毛詩序》是誰寫的？這個問題的爭議也比較多。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引沈重的說法認為鄭玄在《詩譜》裡面認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具體情況是"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鄭玄到底有沒有這個說法，現在難以證明，因為現存十三經註疏中的《毛詩正義》裡的《詩譜》中，鄭玄就沒有說到《詩序》作者的問題。如果這個看法成立的話，大家知道子夏是孔子弟子，是春秋末戰國初時的人，那就太遙遠了，在先秦講詩歌思想史就應該講了，而不能放到漢代來講。如果這個看法不成立，那麼顯然應該是先秦後的思想了。但《詩大序》到底是不是子夏所作呢？這就需要有證據來證偽。《毛詩序》裡面有"是謂四始"的文字，這是"詩之四始"的說法。
詩之四始的說法也有不同，但主流的說法是"《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而"四始"的說法始見於漢代司馬遷的《史記》中——"《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不見於先秦的典籍中。既然"詩之四始"的說法見於漢代，所以通過這一條基本上可以否定《詩序》為先秦子夏所作的看法。范曄《後漢書》裡面也提到《詩序》作者的問題："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這段文字裡面的"宏"指的是東漢人衛宏，根據這段材料，那就是東漢衛宏所作了。但這也存在爭議，也同樣沒有定論，但學界一般傾向於為東漢衛宏所作，所以我們把《毛詩序》放到漢代來講解。
二、情志合一說
《毛詩序》是對先秦以來儒家關於《詩經》論說的一個集大成。而在先秦的時候，儒家提出了關於《詩》的一個最重要的論說，就是"詩言志"。先秦人所說的這個"志"中是否含"情"呢？我以為沒有絕對的理性的"志"。所謂"志"，字面意義上就是抱負的意思，但一個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不完全是理性的東西，它肯定也包含著"情"的內容。也就是說，在邏輯上"志"中是必然含"情"的，反過來講，任何"情"中也有"志"，所以說"情"和"志"實際上是不可能分開的。在先秦的時候，南方以屈原為代表就提出過關於詩的另一個說法，即"發憤抒情"的思想，《楚辭·九章·惜誦》中說："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這既是詩歌又是詩歌思想，實際上是先秦詩壇的一個實際狀況。我們不可能見到只是言志而不同時在志中抒情的詩歌，也不可能見到只是抒情而同時不在情中言志的詩歌。就是說，事實上，詩既在言著志，同時詩又在承擔者抒情的功能，只要讀一下《詩經》與《楚辭》就可以知道，以上所言不虛。
到了漢代，人們就有在思想理論上把情和志合一的衝動，這就表現在《毛詩序》中。《毛詩序》中先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這是對先秦以來"詩言志"說的總結，而《毛詩序》接下來所言就和情關聯起來了："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就是"情"了，而且是一波接一波更加強烈的"情"。接下來的"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談"樂"與"情"的關係。但先秦時候，詩、樂、舞三位一體，故而談樂與情的關係實際上就是談詩與情的關係。
這兩段文字都來源於《禮記·樂記》，而《禮記·樂記》中的材料與思想有不少又來自於《荀子·樂論》，所以從《荀子·樂論》到《禮記·樂記》再到《毛詩序》，在關於詩與情感的關係的問題上是一脈相承的。從形式層面看，《毛詩序》裡面談"詩言志"似乎點到即止，而談詩歌音樂與情感的關係則大量鋪排，所以從先秦以來，除了詩言志外，"詩緣情"既是一個創作的現實，也是一個不斷被論說著的思想傳統。而《毛詩序》的貢獻在於把這二者合一再加以論說，從而集先秦以來儒家論說詩樂之大成。二者合在一起，當然就是"情志合一"說了。"情志合一"整合了言志與抒情兩說，這樣一來，就成了一個萬世不倒的命題，沒有誰能夠駁得倒。這個問題涉及此後要講的魏晉南北朝文學以及文學思想的相關問題。
有不少學者讚揚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抒情的時代，並說這是對漢代的反動，陸機《文賦》中有句話叫"詩緣情而綺靡"，就有學者抓住這句話而認為這是在反儒家的"詩言志"說並以此說反對儒家的整個詩教傳統。其實這種講法剛好講錯了，為什麼說講錯了呢？儒家從來就沒否定過詩要抒情，抒情與儒家詩歌思想從來就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而且還是儒家論說的一部分。但是現當代以來，很多人就硬是把這二者分開，認為"詩言志"是儒家的，"詩言情"是非儒家的、反儒家的。《毛詩序》中的"情志合一"說直接就反駁了這一論調。孔穎達在注這段話的時候也說過"情志一也"，就是說，情就是志，志就是情。至於陸機《文賦》中"詩緣情而綺靡"一句中的"緣情"兩字，大家去看《文選》李善注所說"詩以言志，故曰緣情"的註解，就可以明白很多人對陸機那句話是望文生義，但是現當代很多人講魏晉南北朝文學就是按照這個望文生義出來的思路去講的，以為魏晉南北朝時候是反儒家詩言志、反儒家詩教的時代，是背棄儒家詩歌思想的一場文學運動。
儒家在論說任何問題的時候都力求做到"兼盡"相對之兩面而言之，兼盡兩端的方式是儒家最核心的論說方式，也符合儒家"持守中道"的理論立場。例如情和理的問題，儒家絕不會主張只要"理"而不要"情"，儒家一定是主張情中有理、理中有情，這就叫做情理兼盡。正因為情理要兼盡，所以後世的人們不管怎麼論說都會落入儒家所設的範圍內。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儒家兼收並蓄，一網打盡了，基本上讓對方很難有反駁的餘地。"情志合一"說在後世為什麼會被幾千年的詩學所繼承而且立於不倒之境，原因也在這裡。
三、發情止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