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又是三位一體的邏輯的另外一個環節"征聖"了，聖也是通向道的橋樑，故而也必須以聖人為標準。同樣的意思在《法言》中反覆致意，如"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禮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他以為"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不正常的現象，總要有一個終極的判斷標準才行，這就涉及"將誰使正之"的問題了。那麼，誰是終極的判斷標準呢？揚雄從天道到人道加以比較推演，既然"萬物紛錯"的自然的原則是"懸諸天"，以天為判斷標準，那麼"眾言淆亂"則只能"折諸聖"，以聖人為判斷標準了，聖人在則折諸其人，聖人死則折諸其書，二者是一致的，所謂"其統一也"。人到壯年而以這樣的思想做主導，那麼悔賦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賦畢竟在漢代是頗不同於經的事情。
第二，人生階段變化中的自然常態。每個人年輕時都會是文采的崇拜者，但40歲以後還特別崇拜文采就是個不成熟者了。人在早年時候一般是少年情懷，所謂"少年心事當拏雲"也，喜歡幻想，喜歡絢爛的詞采的堆砌，都做著文學夢。但隨著年齡增大，就會有一個巨大的轉變，即由少年情懷轉變為理性情懷或者功利情懷。人到中年，理性或者功利的主導思維準則使人們更關心詞采之外的東西，要麼是天下萬事的永恆正義的問題，要麼是天下萬事的功利性問題。揚雄也有自己的早年與中年，他到了中年後，變成了一個理性的思想家、政治學家，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的意識與日俱增。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改變早年的少年情懷，也是人生中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他寫了兩部書《法言》和《太玄》，以告別過去的寫作，《太玄》模仿《周易》，《法言》模仿《論語》，追慕聖人的軌跡去做一個思想家，不願再做一個才子型的人物。兩部書中，《太玄》很不好讀，因為揚雄自己就有"文必艱深"的觀點，故而也就寫得艱深了。
當然，在揚雄的轉變中也有不變的東西，並不是變得我們無法把握。他認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對賦也並不是徹底否定，認為如果要寫賦就要寫詩人之賦，要以《詩經》為原則，依托五經以立義，以賦刺世；如果不這樣寫，這個賦便不能得到肯定。在揚雄看來，屈原之後的賦基本上是辭人之賦，而揚雄壯而悔賦主要悔的是辭人之賦。
三、班固論辭賦
班固對賦的討論主要體現在兩個材料裡，第一是《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論》，第二是《兩都賦序》，這兩個材料裡面的觀點有差異。《漢書·藝文志》由劉歆編的《七略》刪減、編輯而成，《詩賦略》有個"論"，就是"詩賦略論"，大家斷句要斷在"略"這個地方，不要斷在"賦"這裡了，那樣就成了對詩賦加以略論了。現在要討論它是否代表班固自己的觀點，到底是劉歆的觀點還是班固的觀點，這是有爭議的問題。這裡對賦提出了批評："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儷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這和揚雄的批評有近似性，但這個觀點不一定代表班固的觀點，有可能是劉歆的觀點。所以，我們主要討論班固《兩都賦序》中的觀點，而《兩都賦序》中的主流觀點就是崇賦。
在《兩都賦序》中，班固說："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這說明"賦者，古詩之流也"成了漢代人的常談，把辭賦放入了詩的譜系中以預流，預於主流。這與評價屈原的思路一樣，評價屈原是以騷入風，現在是以賦入風而已。其實賦並不是來源於風，而是來源於《楚辭》。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篇中談到楚與漢時，也有個基本的論斷——"楚艷漢侈"。劉勰把楚和漢連著以為一體，從審美文化或者藝文世界的文化上看，這大體是符合歷史實情的。但漢代的思想者們卻喜歡把賦和《詩經》掛鉤，而不是和楚文化掛鉤，這不得不讓我們認為這是"預於主流"心態驅使而然。班固《兩都賦序》開篇即是這樣，也說明了時代的風氣。為了崇賦，班固當然得肯定賦的功能才行，因為貶賦者之所以要貶賦就在於他們認為賦無用，不僅僅無用而且有害。
所以在《兩都賦序》中班固極力闡說賦的作用非常之大，認為其可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不僅可以"抒下情而通諷諭"，也可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在班固看來，賦乃是"雍容揄揚，著於後嗣"的"雅頌之亞"，這和揚雄的論調相比，差距不可以道里計。漢代辭賦之多，儼然形成了一代之盛景，班固說"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可以想見其盛況。這盛況，班固以為是"大漢之文章"可以"與三代同風"的標誌。可以看出，賦論到了班固這個地方，其評價回到了漢代文化整合模式中的必然邏輯裡的最後一個環節，就是把不同於儒家的東西解釋成儒家的東西。班固認為大漢文章與三代同風，但根據現代研究者的研究，大漢之文章剛好是與三代迥然異趣的。宋代以後對詞的討論也常常是如此情況，清代士人抬高詞的地位去預流，也是把詞與詩當做同裔看的。所以，這個文化整合邏輯不僅左右了漢代，後世人討論文化問題也都是圍繞這個整合邏輯去整合相關的文化現象。凡是地位不高者要把地位抬高，採用的文化整合邏輯都是這一招。總之，班固論賦應該可以看作漢人論賦的邏輯結果。
四、其他論賦者
在漢代，論賦者眾多，不僅僅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漢代皇帝、王公大臣也參與了賦的討論，其中最主要的是漢宣帝與漢明帝。漢宣帝論賦在漢代帝王中是比較典型的為賦辯護的情況，貶賦的人認為賦沒有用，向皇帝上書，漢宣帝的回答是："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之有綺榖，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者遠矣！"皇帝都要出面為賦辯護，可見當時批評辭賦的聲浪之強大。而漢明帝則與漢宣帝不同，在明帝看來，"司馬相如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這雖只是針對司馬相如一人的批評，但是司馬相如可以說就是漢代辭賦的代名詞，對司馬相如的批評就是對辭賦的批評，而批評中最關鍵的部分是指責辭賦"不周於用"，從這兒也可以看出崇賦與貶賦雙方論爭的焦點所在。正如前面所言，漢代崇賦、貶賦二者相比較，貶賦是主流，雖然有漢宣帝為賦辯護，也沒有改變這個態勢。即使到了東漢末年，貶賦的論調也仍然強大，仍然居於主流。
漢代鴻都門下作賦之人甚多，當時就有人猛烈抨擊，認為"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有識掩口，天下嗟歎"，有識見的人都對此不屑一顧。東漢末年蔡邕談到"書畫辭賦"時候議論道："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在蔡邕看來，賦就是當代博弈而已，故而力勸皇帝要"先涉經術"，在聽政有餘日時，方可以"觀省篇章"，游意於"當代博弈"。從這些記載中，我們既可以看見當時賦在創作上的流行，但也可以看見評價者的反感。從史書記載的情況可以看出，漢代雖然是賦的創作的極盛時代，但也是貶賦的主要時代，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前有揚雄認為賦是彫蟲篆刻，後有蔡邕認為賦是當代博弈，兩者何其相似，兩者均認為賦只是或者只能供皇帝遊玩而已，不能成為教化治理國家的基本政策。這也說明漢代賦論裡面對賦的爭論主要還是著眼於有用還是無用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