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爭的原因是楚化與儒化兩個世界疊加在了漢代，這兩個世界的標準是不一樣的，所以必然出現認知上的區別，論爭在漢代大體上經過了三個階段。
一、肯定階段
第一階段是肯定階段，代表人物有劉安。劉安曾受漢武帝之命寫過《離騷傳》，但現在已看不到了。現在能見的是後人在其他文章中摘錄的《離騷傳》裡的一些話。班固的《離騷序》裡對此事有一個記載，說"昔在漢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班固還引用了《離騷傳》裡面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語："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這是劉安對屈原作品的評價。他認為《離騷》起碼與《詩經》等列，甚至高於《詩經》。另外還有對屈原人品的評價，以為屈原"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在劉安的眼中，屈原其人其作品皆是上乘。但是屈原的問題很複雜，甚至到底有沒有屈原這個人都有爭論。20世紀30年代，孫次舟還寫過文章，認為屈原是同性戀者。總之對屈原的爭論很多，從漢代就開始了。劉安對屈原評價這麼高與漢代初年楚風非常流行應該有關係，而且此一時期以黃老治天下，儒家並未成為主流思想，故而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也與思想界的這一態勢有關。
與劉安思想相近的是司馬遷，他與劉安的評價有同有異。司馬遷對屈原的評價主要見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該傳記中事實上引用了劉安《離騷傳》裡面的話，但不像班固《離騷序》那樣遵守學術規則。班固《離騷序》裡面明確說這是劉安《離騷傳》裡的話，但該傳記裡面引用了卻沒指明引用的是誰的話。關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裡面評價屈原的材料問題，楚辭專家湯炳正先生作了令人驚奇的論述，湯先生寫了一書叫《屈賦新探》，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屈原列傳理惑》，即要解決屈原列傳裡面的材料的疑惑問題。根據湯先生的看法，司馬遷《屈原列傳》裡從"離騷者，猶離憂也"開始，一直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段話，完全出自劉安《離騷傳》，經過考證，這不是司馬遷引入的，而是後人竄入進去的。在湯先生看來，司馬遷和劉安是同時代人，《離騷傳》略早於《史記》，但司馬遷根本未見過劉安的《離騷傳》，他說："至於史遷當時之所以未見淮南王所著書及《離騷傳》等，蓋當時這些書，雖已獻之武帝，而未宣佈於世。"武帝"秘而藏之"，"故史遷並未得見，當然更無從著錄於本傳，更無從采入《屈原列傳》"。
他不但認為此上這些文字是後人竄入的，而且還認為傳中"雖放流"到"豈足福哉"這段文字也是"後人割取《離騷傳》語竄入本傳者"。我認為這些文字是後人竄入的可能性很大，古人喜歡在書旁批注，從"離騷者，猶離憂也"開始，一直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段話，剛好接著《屈原列傳》中的"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這些話確實正好能夠很好地註釋上面的內容，而後人把劉安的話寫在旁邊以作註解，再後面的人再次整理史記時就把後人竄入的話加到了《史記》裡面，所以就成了目前這種情況。當然，這裡引用的話與班固《離騷序》引用的文字略有區別，其中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和班固《離騷序》中引用的話基本上是相似的，但要注意，班固可能不是全引，而《史記》竄入的這段話倒很有可能是全引。既然這樣，那麼怎麼判斷司馬遷對屈原的評價？我們只能用這些材料之外的材料來觀察司馬遷對屈原的評價了。《屈原列傳》最後有個"太史公曰"，這完全可以肯定是司馬遷的話，其中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這是司馬遷對屈原非常肯定、同情的一面，但與此同時，司馬遷也對屈原有所批評，"太史公曰"中繼續說："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怪"就是責備的意思，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屈原最直接的評價中，既有肯定同情，又有責備，責備屈原為什麼不能遠走他國以實現其志向。司馬遷又說："讀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顯然，司馬遷在人生態度上更多的是持老莊的態度，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同生死，輕去就"，在他看來，屈原把去就看得太重，不願離開楚國，而"自令若是"不是明智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上面所去掉的一段話當做司馬遷的原話，那麼顯然與贊語中的這些看法有矛盾。司馬遷時代還有著戰國遺風，戰國時代朝秦暮楚是常見現象，而屈原卻選擇一直在楚國，最後自沉而死，劉安對此讚揚很高，司馬遷卻不以為然。當然，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以及《報任安書》裡對屈原也有評價，是放在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這個背景下面評價的。他對屈原等人有個基本的概括，說他們這些人之所以寫出千古流傳的文章，就在於"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談到屈原，司馬遷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他把屈原放逐與著《離騷》聯繫在一起，認為屈原的作品也是發憤著書，以為屈原乃是古之"賢聖"，這一點可以明確看作司馬遷對屈原的正面評價。司馬遷之所以有這樣正、反兩方面的評價，和他的遭遇以及家學淵源有著密切關係。從他的遭遇而言，與屈原"同是天下淪落人"，必然悲憫而同情、肯定屈原；但從其家學淵源而言，他又有持守老莊之術以處世的原則。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一文裡面，於六家中最推崇道家。可以反推，既然其父親是以道家思想為主要思想，那麼司馬遷必然受其父親影響從而以道家人生態度處世觀物，班固就指責司馬遷《史記》是"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某些信息，司馬遷的思想在儒道之間，但又以道家為主。《屈原列傳》贊語中的"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這樣的人生態度是符合司馬遷家學傳統的，也符合司馬遷寫作《史記》時的基本情況。
二、否定階段
第二階段是否定階段，主要代表人物是揚雄和班固。先談揚雄的有關論說。
《漢書·揚雄傳》記載了揚雄的經歷，他早年對司馬相如很崇拜，但是對屈原更加崇拜，以為屈原"文過相如"，揚雄對屈原"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的態度是"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這態度和司馬遷接近，這是同情屈原的人生遭遇，和其基本觀點不能畫等號。接下來，他談到對屈原這個人和作品的看法時就擺脫了這種同情的看法。他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對屈原自沉頗不以為然，認為屈原不是一個識時務的君子。同時，他又在《法言》裡指責屈原，認為屈原的作品"過以浮"，並認為"過浮者蹈雲天"。這不僅僅是指人的道德，而是指責屈原作品裡的問題。所謂"過"即不中，而"中"是儒家對於文章寫作最基本的要求，要求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怨而不怒。在揚雄看來，屈原作品已經違離儒家這個原則而走向"怨而怒"了，不僅不中，而且浮。浮即蹈雲天，這是指屈原作品的神話色彩。
揚雄以為這與儒家精神也是不合的，儒家講求不語怪力亂神，而這些蹈雲天的東西剛好就是怪力亂神。我們怎麼看揚雄對屈原其人的批評呢？我以為揚雄對屈原其人的批評是非常深刻的。如果你把屈原首先作為一個政治家來看，那麼揚雄的評價確實是非常準確的，屈原作過楚國的三閭大夫，是高級官員，屈原的自沉說明他還是一個極其不成熟的政治家，而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應該懂得能屈能伸，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輕率地作出結束自己生命的舉動的。現在很多人對屈原的評價總是剝掉屈原首先是一個政治家的身份，而只把他當做一個專業作家去評價，這是與古情不合的。在中國古代，沒有專業作家，可能宋代柳永勉強算一個。屈原是政治家兼文人，主要還是政治家，因此應首先用政治家的標準來評價屈原，其次才能用作家的標準去評價。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揚雄對於屈原作為政治家層面的評價應該是能夠成立的，但對於他作品"蹈雲天"的評價則以為值得商榷，這是以儒化的思想世界的標準來苛評屈原了，體現了儒化與楚化的交鋒。
在揚雄之外，班固對屈原更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這主要體現在他的《離騷序》中。班固首先批評了前人對屈原的看法，認為劉安的看法"斯論似過其真"。班固對屈原的評價有以下幾個基本的觀點。第一，班固認為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即屈原的人格不是儒家主張的中正平和的君子人格，正因為露才揚己，所以不懂得儒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生存之道。他認為君子當"全命避害，不受世患"，在道窮之時，要認命，要學習潛龍的潛隱態度而"無悶"。這是班固對屈原最嚴厲的一個指責。第二，班固認為屈原除了露才揚己、有違君子之行外，還"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故而也貶損了"狂狷景行之士"的德操，連狂狷之士也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