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中，地理形勢只有東西之分，並無南北之限。歷史憑借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也就是說，原來是按照東西來觀察各種問題的，後來才用南北角度來觀察問題，隨著南方在後來的迅速發展，從南北角度觀察問題在後世基本上成為了主流。現在我們看文化的問題基本上也是以南北來看的，然而貧富問題我們現在還是以東西來看的。但實際上傅斯年先生的說法可能稍微過了一點，我認為在戰國時期文化的演化已經有了南北的潛在可能性，只是到了漢代把這種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正如錢穆先生所說："漢初諸王招致游士，最先稱盛者如吳王濞，有鄒陽(齊人)、嚴忌、枚乘(吳人)諸人。吳既敗，繼起者為梁孝王，鄒、枚諸人皆去吳歸梁。又有羊勝、公孫詭(皆齊人)之屬。
(司馬相如亦去中朝而來梁。)再下去則有淮南王安，招致賓客術士數千人，著《淮南王書》，已在武帝之世。此為南方之一系，大抵皆辭賦、縱橫文辯之士也。曹參相齊召齊諸儒以百數，而得蓋公。景、武之間，有河間獻王德，盛招經術士，多得古文舊書，蓋河間偏重於古官書之學，而淮南王慕百家言，南北兩王國，正分得先秦學統之兩系。"而所謂古官書之學"即漢初人所謂'詩、書古文'之學，亦中漢以後人所謂'六藝'之學，或'六經'之學，乃由早起儒墨兩家所傳播，所謂'稱詩書，道堯、舜，法先王'，為先秦較舊之學派"。所以到了漢代，一南一北引導了整個文化的趨勢，前者從南方開始，然後覆蓋北方，最後籠罩整個漢帝國的天下，形成了漢代文化最基本的東西，就是所謂楚化的藝文世界。而後者從北方開始，然後逐步覆蓋南方，形成漢帝國文化格局中的另外一面，那就是下面要講的"儒化的漢代思想世界"。
三、儒化的漢代思想世界
在藝文世界裡面瀰漫著楚風的同時，在思想世界裡面瀰漫的卻是儒家的東西。為什麼思想世界會成為儒化的世界呢？我們不得不談到儒家成為主流的問題。在過去，儒家並沒有一統天下，無論是在春秋時期，還是在戰國時期，還是在秦時期，這些時代都不能稱之為儒化的思想世界。但是到漢代，儒家思想卻成為了主流，這與儒家以教化傳統在民間的經營有密切的聯繫。這個前面已多次談到過，這裡不再贅述。除此之外，我們還得考慮其他的原因，提供給漢代人們來選擇的實際上就只有那麼幾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農家，聰明人當然會選擇更好的東西，如果沒有比儒家更好的選擇的時候，那就只能選儒家。儒家在漢代以前歷經了很多的挫折，包括秦代的焚書坑儒這種極端的情況都遭遇了，但是經過了幾百年民間的自由競爭，到漢代的時候，儒家可以說已經佔領了整個民間，但它又不滿足於民間，要從民間向朝廷進軍。
從民間到朝廷的過程就是一個逼迫的過程，漢代統治者在若干年的搖擺與權衡之後終於選擇了已經佔據民間的儒家。很多人從單一角度看問題，認為儒家思想在漢代成為主流是官方的單方面行為，實際上這是不對的。儒家思想之所以成為漢代主流思想，那是官方與民間互動的結果。從民間到朝廷的過程就是一個充滿挫折的過程，從漢高祖到竇太后，他們都不喜歡儒生，竇太后甚至命令把儒生投到野豬圈裡面去，但是遭受官方白眼之後的儒家並沒有放棄，而是韌性十足地等待時機，終於在武帝朝進入權力的中心。進入權力中心就一定是去賣身投靠嗎？也不能這樣簡單地理解。誠然，儒家進入權力中心成為主流之後確實有異化的現象，但這並非真儒家的本意，儒家的本意是希望進軍朝廷後成為帝王師，教化帝王及其皇子成為儒家所期待的"聖人"，從而成就儒家的政治理想。師傅雖然很努力，但是成效確如大家所看見的，很不令人滿意。但是，我們又可以作另外的假設，佛教未傳入中國之前，能夠供中國民間和官方選擇的中國思想就那麼幾家，其他家的思想佔據權力中心的結果難道就會比儒家更好嗎？最可能的結果恐怕是等而下之。
那麼，儒家的思想世界在漢代的主要表現是什麼呢？主要表現為經學。漢代的經學還是五經之學，並不是後來的九經或者十三經。在漢代，《論語》、《孟子》這些都是"傳"而不是經。民間的努力得到官方正式認可後，儒學成為了官學，設有教授、博士，領官方俸祿，這是一個確切的證據證明漢代確實是一個儒化的思想世界。至於其他的學，我們在漢代基本上看不到立為學官的現象。當然，漢代經學裡面又分為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立為學官的東西往往不是古文經學，而是今文經學。古文經學方法樸素，講究文字訓詁，熱衷於解釋以前的經典，追尋經典的原意。但今文經學就不是這個路子，今文經學往往微言大義以解釋經典，主要表現為一種經世致用之學，故而今文經學在漢代經學中才是顯學，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就是其中的代表。這也符合先秦以來各家均體現為"為治之學"的主流傳統。
今文經學的最大代表是董仲舒，他發揮出來一套"天人之學"，強調"天"的神秘性與至高地位，認為君權也是天授，但天授君權又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如果順天道則天命之，如果不順天道，不順天心，則天會取消這個授權，自動剝奪對天命的賦予。天人之學有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它的神秘性，這個神秘性差一點使儒家在漢代成為了宗教。當然到現在為止也有人認為儒家就是宗教，代表人物就是去世不久的原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他稱呼儒家不叫儒家而是叫儒教。我認為儒家還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世俗性太強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天"雖然有人格力量可以獎懲，但是還沒有上升到上帝那樣的位格。在董仲舒看來，天和人的關係要麼就是一種正面的關係，要麼就是一種負面的關係。如果是正面的關係，天就會現祥瑞；如果是負面的關係，天就會現凶兆。董仲舒這一套天人之學，不單老百姓相信，在漢代最相信這一套的剛好就是漢代的皇帝和朝臣們。
大家去讀《漢書》、《後漢書》裡面的那些本紀就可以看出，皇帝們在天有異象的時候經常要自責，尤其是在有諸如地震等天災的時候更是如此。這也可以看出董仲舒建立這個天人之學雖然有君權天授的成分，但是天對君還是有威懾力的，董仲舒這一群人的意思恐怕主要還在威懾這一面，儘管他們的學說裡面也包括了君權天授的神聖性這一面。只有神秘性才具有威懾力，所以他們就通過微言大義讓儒家思想具有了神秘性，所借助的資源主要還是先秦以來的陰陽五行學說，陰陽五行學說就愛"談天"，其創始人鄒衍就被人稱為"談天衍"。中國傳統中有所謂的政統與道統，道統就是知識界、思想界，道統代表的是一種理想，而他們的理想中就有由天來形成一種壓力與威懾以約束君王的願望。實際上，傳統時代歷代知識分子都有這一傾向與願望。在先秦時代是孔、孟這些人想去約束君王，但是約束不了，因為那是一個紛爭而爭於力的時代。到了漢代，已經是一個郡縣制的統一的天下，這大大激發了道統或者思想界約束政統的衝動，而這一群人的代表就是董仲舒。所以，我們不能小看這個"天"字，它在傳統時代有著非常重要的正面性的意義。
同時，漢代又從經學裡面衍生出來一門學問叫讖緯之學。我們說漢代是儒化的思想世界，主要標誌是經學，但同時也不得不提到讖緯之學對此的貢獻。漢代有很多緯書，現代日本人把這些緯書合編為《緯書集成》，可供大家參觀。讖緯之學也是對"經"進行發揮，只不過發揮得非常神秘，比如"詩為天心"等等說法，就神秘得不得了。在漢代，緯學和經學是相輔相成的，共同形成了所謂儒化的思想世界，經學主要是在官方的這一系來進行，緯學主要是在民間來完成，主要都是儒家知識分子在進行這些工作，雖然有經學與讖緯之學的區分，但實際上有時候我們又很難區分它們。讖緯之學出了幾千年來都難見的人物，例如董仲舒的弟子眭弘，以"天"命直接要求皇帝退位，這在歷代王朝裡是極少的個案。對於這些從事"天人之學"的漢代讖緯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怎麼看呢？現在不少人把讖緯之學斥之為神秘主義，認為是大搞迷信等等。
我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價漢代的讖緯之學，許倬雲教授在《秦漢知識分子》一文中有一個判斷："知識分子，尤其儒生，逐漸在漢代取得了裁決是非的權柄。這一新的情勢，使知識分子確實的以為他們可以利用知識的力量改變政治的權力由眭弘以後，持災變議論政事得失，人事當否者，西漢學者追蹤而至中國過去的歷史上，只有西漢有這種以自然法則的信仰向政權直接挑戰的個例。漢代天人感應學說，無疑是欠缺實證的形上學，但其持守者仍自以為是一個知識系統。這批人，今人視之為愚妄之士，在當時仍不失為知識分子，而他們對知識力量信念之摯，卻是難得的。"既然不能簡單地評價漢代的讖緯之學與讖緯之士，所以反過來，也不能過高地評價漢代那些反讖緯之學的人的思想成就。而漢代反讖緯之學的代表就是王充，王充在當代被評價得很高，但實際上這些高評價是很不準確的，柳詒徵先生就曾指出王充及其《論衡》是"專事詆，僅足以供游談之助"而已，柳先生的這個說法值得我們參考。秦漢知識分子的主體主要還是那種思想帶點神秘色彩的知識分子，除了讖緯之士外還有神仙方術之士。神仙方術之士這一類的人，主要是給別人找仙藥，對漢代社會政治影響深遠的還是漢代的讖緯之士。
四、楚化與儒化的關係視野中的漢代文學思想狀態
漢代一方面思想世界在儒化，一方面藝文世界又在楚化，這兩個世界總要發生交叉和摩擦，這就引發出漢代文藝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些問題，儒化和楚化關係中涉及的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屈原問題。屈原是漢代楚化的藝文世界的源頭，而漢代又是一個儒化的思想世界，故而不得不發生認知錯位的情況，也就必然會有激烈的爭論。儒化的思想世界面臨著如何評價屈原及其詩歌的問題，也面臨著如何接納屈原及其作品的問題。至於爭論的過程與結局，在此我先作一個簡略的提示，爭論經歷了幾個回合，基本上經歷了最初肯定、中間否定、最後再肯定的過程。從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體現了漢代文化與思想整合及其機制等問題，作為楚文化代表人物的屈原最後被改造成了儒家式的人物是其結局，屈原被接受了，同時也被改編了。第二個就是辭賦問題。
屈原是辭賦的祖宗，而辭賦又是漢代創作的主要體裁，那麼很顯然，辭賦在儒化的世界裡面也必然存在爭論，這個爭論的關鍵就是有用還是無用，其背景也在漢代楚化的藝文世界與儒化的思想世界的關係中。至於具體是怎麼爭的，我們以後會具體談到。第三個方面的問題就是儒化的思想世界內部的詩學問題，也就是經學層面的問題，這主要體現為《毛詩序》中的相關理論問題。《毛詩序》作為經學內部對於詩的思考，在漢代的確確立了其在中國傳統詩學的崇高地位，它既是對先秦的總結，又深刻影響了後世關於詩的思考，影響甚大。大到什麼程度呢？從梁啟超先生說我們要讀《詩經》就需要先把《毛詩序》的東西拉雜摧燒之的激烈反應，就可以反知其影響力的巨大。第四個方面的問題涉及經學或者讖緯之學的叛逆者關於"文"的思考。既然漢代有一個儒化的思想世界，那麼這個儒化的思想天下中必然會出現一些叛逆者，這些叛逆者的代表就是王充。王充對"文"的思考，是否就如現當代人說的那樣有價值呢？我在講王充的時候會具體談到，這裡不細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