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和先秦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相差比較大，所以我們還是先要講一個導論，為漢代文論或者文學思想提供一個背景。從題目可以看出，本章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是漢代社會，第二個是漢代文化。首先講漢代社會的基本情況。
一、漢代社會特點
我們一般都聽說過所謂的"漢承秦制"，說的是漢代沿襲秦代的制度。這是從哪個意義上說的呢？"秦制"主要指的就是郡縣制及其相關制度，而不是指秦代實行的"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的政策。即使在承襲郡縣制這個問題上，漢和秦也是有不同情況的。所謂郡縣制是相對於西周、東周的"封建制"而言的，天下還是那個天下，但是治理天下的機制或者體制卻在秦代換了套路。郡縣制是自上而下的一種制度設置，是一種大一統的體制。我們要看到的是，漢代並不是剛剛一建立就是一個穩定的大一統的郡縣制。在漢代初期，起碼還處於在郡縣制和封建制這兩個體制之間搖擺的狀態。
楚漢之爭中，為了能夠取得勝利，劉邦不得不採用分封機制以收攬人心，最先分封的都是些異姓王，比如淮陰侯韓信等等，這其實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分封機制是十分相似的，到漢代初建，又分封了不少同姓王，由於秦二世而亡，使得漢代和先秦之間的時間距離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到漢代建立，人們其實還更多地生活在戰國時候的風氣與習慣中，例如劉邦分封的那些同姓王和異姓王就真把自己當做先秦時候的諸侯王看，這勢必使這些分封的同姓王和異姓王對中央朝廷不服從或者疏離，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完全可能又回到戰國時期。但是，漢代從建立之初一直到漢武帝時期，經歷了幾次運動，什麼運動呢？那就是削藩，首先是把異姓王一個個削除掉，然後把同姓王也一個個削除掉，把權力逐步收歸中央王朝，到了武帝時期才基本上穩定了郡縣制，歷史上"秦皇漢武"合稱，恐怕就有二人對"天下定於一"的歷史性作用相似或者相同這個原因。而這個大一統機制穩定後就基本上一直穩定到了晚清時期。
在這樣一個大一統的機制下面，當然也就會有思想的大一統的問題。既然在制度上是一個大一統的機制，那麼在思想上也會追求同構效應，也追求大一統。但思想的大一統並不一定就等同於思想專制，從歷史的實際情況看，它更多的是追求一個主流思想而已。而要成為主流思想，在歷史上是要經過一個長期的競爭過程的。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競爭，但競爭了幾百年也沒有一個結果，誰也沒有成為真正的主流思想，到秦代戰勝六國，有了一個結果，那就是法家勝出，但這種勝出並非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靠強力決出的勝負。秦二世而亡，所以到了漢代又重新開始思想的競爭，漢代統治者最先採用的是黃老之學或稱黃老之術，這只是秦王朝崩潰後治理天下的暫時性政策而已，天下過去累於秦，秦崩潰了，現在天下需要休息，需要歇口氣了，故而漢初統治者採用"黃老之術"，讓天下休息一下。天下休息的過程就是過去被壓抑的思想復甦的過程，民間開始了思想的自由競爭。在這個競爭過程中，儒家的教化或者教育傳統發揮了巨大功能，因為這個傳統，所以天下的讀書人大部分必然成為儒家的傳人，所以思想競爭的結果也就自然而然地是以儒為主而又兼容百家的格局。
對於這種思想態勢，我們不要簡單地用一個思想專制體制這樣的概念來概括它，說它專制是不準確的，但說它是一個很自由的思想狀態也不對，它就是以儒為主而又兼容百家的狀態而已，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思想格局狀態。過去大家都聽到過"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說法，實際上，這個說法裡面的"罷黜百家"只能說是在朝廷上罷黜百家，就是說官方不採用它們作為治理天下的基本政策。
如果這個"罷黜百家"是在全天下罷黜，那麼"百家"的思想早就應該淡出中國人的視野了，實際上，這些"百家"的思想在民間存在得好好的，只是它們也需要接受民間的自由競爭過程及其結果而已。在這個結果中，大家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墨家基本上從先秦的顯學變為默默無聞的狀態，而道家轉入民間後衍生出道教，展開了新的思想歷程，法家思想混溶於統治者的統治術裡面，並以"外儒內法"的形式存在。實際上，"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也是民間施壓的結果，******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中討論漢代的時候也是這麼看的，大家可以去看這本書的相關論說，這裡不詳說了。在秦代，法家的東西被強力規定為主流，而民間並不認同。在漢代，是民間先認同儒家為主流，反過來進軍朝廷，施壓於朝廷，而成為主流的，這一點需要有清楚的認知。
二、楚化的漢代藝文世界
漢代的制度層面上不同於先秦，與此同時，在文化上也不同於先秦。這裡有別於先秦的第一個情況就是"楚化"，漢代可以大體上說是一個"楚化的藝文世界"。這一點當然與漢代建立者以及這個統治集團的主要人員的歸屬地有關。大家知道劉邦就來源於楚地，與他爭天下的項羽也來自楚地，無論是劉邦唱的"大風起兮雲飛揚"，還是項羽唱的"虞姬虞姬奈若何"，都是楚歌，跟隨他們的文臣武將也多來自楚地。民間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從歷史上看，無論是陳勝、吳廣，還是劉邦、項羽，確實都是楚人，起而亡秦者確實楚是先鋒，也是主力，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出身而天然攜帶了某地的文化的一群人，如果後來成為天下的統治者，那麼他們所天然攜帶的文化成為主導天下的主流文化，這是不足為奇的，按常理應該也是必然的。
當然，楚文化在漢代藝文世界能夠成為主流，也跟先秦時期楚文化的影響力有一定關係。在先秦時期，楚國是南方大國，楚國有個風氣就是好戰，楚王也不怕打仗，並很直率地說"吾南蠻也"，但這個南方大國也不僅僅只有尚武的精神，它也有燦爛的文化，這就是以屈原為代表的楚文化，但楚文化主要不是政治性的文化，而是通行於楚地的抒情文化。楚人尚武，故而抒情也激越，辭藻也很華麗，並不遵從北方詩經的規範，可以說在藝文世界裡面，楚文化在先秦就已經可以與北方分庭抗禮而佔半壁江山了。沒有多少文化傳統的一群人，即使打下天下，那麼他們也只能尊崇另外的文化為主流，但楚人不一樣，楚人自身就有濃厚的文化傳統，故而楚人滅秦建立漢王朝時，楚文化成為主流的吟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們在漢代初年就看見楚風流行的局面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個王朝的上層統治者大唱楚歌、楚調，那麼民間也必然深受其影響，從而成為天下的普遍風氣，這就使得楚文化從一個地方文化一變而成為全天下之文化了。關於這一點，有沒有證據呢？我們是能夠找到證據的。鄧以蟄先生在他的《辛巳病余錄》一文裡面談到漢代和周秦的區別時說過這麼一段重要的話："世人多言秦漢，殊不知秦所以結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獻，雖至始皇力求變革，終屬周之系統也。至漢則煥然一新，迥然與周異趣者，孰使之然？吾敢斷言其受'楚風'之影響無疑。漢賦源於楚騷，漢畫亦莫不源於'楚風'也。何謂楚風，即別於三代之嚴格圖案式，而為氣韻生動之作風也。
"鄧以蟄先生對"氣韻生動之作風"具體解釋道："此種生動之趣，遍乎漢代各種彩畫如四神、人物、禽獸、花紋等，墓中壁畫，器用裝飾，作風無不一致，其普遍猶之三代之饕餮、夔龍、夔鳳、雲雷紋也。此種生動之作風，吾今名之曰'楚風'，以與文學中之'楚詞'或'楚騷'一詞相對。"在鄧以蟄先生看來，漢賦和楚騷是一體的，漢畫和楚風也是一體的。我覺得鄧先生的這一觀察對於我們研究漢代藝文世界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個觀察，我們對漢代的研究可能就會迷失大方向。大家對鄧以蟄先生可能不太熟悉，鄧以蟄先生是中國美學大家，他過早去世，著述相對而言少一點，所以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大名。雖然大家不知道他的大名，但恐怕大家都知道他兒子的大名，那就是兩彈元勳鄧稼先先生。鄧以蟄先生有他自己的風格，在美學研究上異於朱光潛先生和宗白華先生，大家都知道美學研究領域裡面的朱光潛先生和宗白華先生，但不一定知道鄧以蟄先生。
實際上，在民國時期，美學或者藝術學領域裡面有"南宗北鄧"的說法，在哲學、美學領域裡面鄧以蟄先生的名氣還高於朱光潛先生，鄧以蟄先生的實際成就並不亞於朱光潛先生和宗白華先生，他們三人是北大美學"三教授"，但是鄧以蟄先生一輩子就一本書，還是後人編的，這就是《鄧以蟄全集》，雖然名稱是全集，但就一本書。那麼鄧先生的這一說法是否成立呢？是否有證據呢？證據就是現在的考古學家挖出來的漢代的墓裡面的繪畫與藝術品。考古學家們在研究漢代的造型藝術方面有一個最基本的論斷，也就是漢代的藝術作品基本上是受楚風影響。大家可以去參考楊泓先生的《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現史》這本書裡面有關漢代的論說。書中論及漢代美術作品的時候，談到了很多，但是歸結到一點就是漢代的美術作品富於時代新風，其論說云："帝陵隨葬陶俑雖襲秦制，又承楚風，融會創新，使漢俑造型擺脫了秦俑呆滯生硬的模式，轉向生動精緻、富於生趣的時代新風。"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辭賦與詩歌的情況，我們可以參考《中國歷代著書文學家評傳》中姜亮夫先生寫的《屈原》評傳中的論說。姜亮夫先生是研究了幾十年《楚辭》的專家，他說："漢家文物、制度，大體是體用兩方，都是三楚之所傳漢代的賦家(大賦)只不過是語言文字之學進入楚辭體內的一種新資料，注入楚的舊酒瓶而已。"辭賦是這樣，那麼詩歌中的五言詩又是怎麼一個情況呢？姜先生認為這也是楚化的結果："從詩體上說，從四言到五言七言乃是中國詩歌的一個客觀的自然的發展順序；而《楚辭》的形式發生在四言與五七言之間則是一個突變。
一個自覺的追求，這也就是屈原接受了那散文時代的高潮而反映在詩歌上的努力。這努力無疑的又推進了以後五七言的發展；因為正是它為五七言開闢了以'三字節奏'為主的詩歌道路。"在具體論到漢代樂府時候，他又說道："漢樂府以五言為主，只是調協南北的一種表現，從實際的語言角度論之，仍是《楚騷》，而不是《詩經》。"而且，姜先生還繼續推到後世之詩歌歷史上言之，以為"從影響來看，則後世的紹騷之作，凡為一切人都曾試為之，雖新文體、詩體(五七言詩)的外形發展，也可以一一指其楚化關係"。兩漢之詩受楚化影響的不僅僅是節奏、形式，內容也深受其影響。內容就是它的情思，這情思，大家可以去看漢代的詩歌，不論是樂府詩，還是文人的五言詩，其人生觀念實際上主要不屬於北方體系。
從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出來，漢代的畫、賦、詩在這些前輩學者看來，都籠罩在楚文化的影響之下。所以，我們在漢代藝文世界裡面所看到的是一個所謂的楚化的世界，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整個漢代文化構建裡面的一個重要的元素。為什麼要講這一點呢？因為這一點對漢代的文藝思想非常重要。楚風，我們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它來源於南方，而《詩經》這個體系來源於北方，中國文化內部的所謂南北問題，實際上在漢代以後才表現得非常明顯，之前的文化並不是以南北來表現，而是以東西為表現的。這可以參考傅斯年先生《夷夏東西說》中的說法："自東漢末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分裂，或者由於北方為外族所統制。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