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和法家對"文"的一個基本態度就是功利主義，只不過這個功利主義在這兩家的表現程度有所差異。墨家可以簡單地說就是一種小功利主義，而法家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正因為他們是以功利主義作為標準，那麼反過來看，"文"在他們眼中的地位很顯然不重要，因為"文"很難有這種立竿見影的效果。墨家和法家這種功利主義表現在，墨家"重質輕文"，法家可以說是"重質廢文"。他們所面對和批評的"文"不僅指文章的"文"，他們所指的"文"主要是"禮樂之文"，先秦的"文"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禮樂。再者，他們所說的"文"也指"文華"或者"文飾"的內容。基於功利主義的目標，墨家和法家各自對"文"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看法。
一、墨家對"文"的看法
墨家對"文"體現其功利主義思考重點的標誌是所謂的"三表法"。"表"者，標準也，就是判斷"言"有三個方面的標準："言必有三表，何為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言"有沒有用，合不合適，具不具有合法性，就用"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這三個標準來判斷，具體什麼叫"本之者"呢？即"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就是判斷你"言"合不合理，能不能被取用，要觀察你這個"言"合不合聖王之事，如果與聖王之事相符，那就能取用，否則廢棄。
但是墨家所謂的聖王，和儒家以及道家所說的聖王是不一樣的，墨家主張的聖王是那種能夠與民並耕的小農狀態下的那種聖王，並不是儒家心目中的聖王。墨家所講的聖王，是風格簡樸、質樸而又親事農稼的聖王。這些聖王實際上就是直接功利主義者，或者是小功利主義者。第二個標準，就是所謂的"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也就是說以老百姓耳聽眼見的實際效果為標準，這個標準實際上也是功利主義的。第三個標準"用之者"，是"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這是直接的功利主義了，具體辦法是演化為一種具體的政治政策，用實踐檢驗，看它合不合乎國家和百姓以及人民之利。要注意，這裡的"百姓"不是現在的含義，是有身份的人，百姓之下才是"人民"。所以一言以蔽之，他判斷"言"或者"文"的三個標準，都是功利主義的標準。
也正因為墨子總體上的功利主義態度，所以他又反過來用這個標準對禮樂進行了批判，認為樂"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非樂"，就是否定批判禮樂，他認為禮樂之文是有礙於功利的。但是，他又不完全否定禮樂，墨子說他也知道禮樂的各種好處，"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但是，"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卻不能不割愛，採取"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的態度以作取捨，否則會"虧奪民衣食之財"。在墨子看來，這是"仁者弗為也"的事情。從這些論說可以看出，墨子在功利主義的原則下面採取的是"重質輕文"的基本原則，是在功利與禮樂之文之間權衡輕重，然後取捨而已。
二、法家對"文"的看法
法家比墨家更加功利。如果墨家是"重質輕文"，法家就是"重質廢文"。法家認為"文害質"，《韓非子》裡面"買櫝還珠"這個故事，這就是韓非子用來否定"文"的一個經典故事。而韓非子只是法家中的一個，法家還有其他的人。
我們先看商鞅的看法。商鞅說："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這是商鞅的看法，以農戰來否定"詩書辯慧"之文。法家基本上重視兩個東西，一個是耕，一個是戰，"耕"就是發展經濟，"戰"就是提高武器水平，打贏戰爭。這兩個都是急功近利的東西，它們也確實能夠在短期內使一個國家很快強大起來。但是，商鞅說要了這兩個東西就不能要詩書這些"文"的東西，他說："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這就否定得很直接，和墨子比較的話，更能夠看出對"文"的態度的巨大差別。
前段文字裡面還僅僅說詩、書二者，後面這段話就把所有的"文"都點出來了，並加以全盤否定，這些在儒家看來都是"文"的東西。商鞅認為國家有這些東西就完了，敵人來了就會滅亡，敵人不來也會窮困；如果國家不要這十者，敵人來都不敢來，即使來了也會被打敗。商鞅在另外一篇文章裡面又說詩、書、禮、樂等"文"的東西都是"虱"："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虱"就是害蟲，會害了國家。他要求的不是禮樂之邦，而是耕戰之邦，達到的效果是"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他要求民風剽悍，聞戰而喜。實際上如果真做到商鞅說的這些，那這個國家就是一個嚴刑峻法的軍國，"文"當然不在考慮之列而在摒棄之列。
至於韓非子，則更是對"文"的東西進行尖銳的批評。他說"儒以文亂法"，認為人主應該改變過去的政策，對"行仁義者"不能"譽之"，"譽之則害功"，對"工文學者"不能用之，"用之則亂法"，其否定"文"態度是明確的、堅決的。他認為"功用"是終極標準，也是唯一的標準，"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如果不這樣，則"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從而危害國家的整體利益。也正因為唯一的標準就是功用，所以韓非子對"文飾"也一併加以否定，在他看來，"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我們前面講商鞅時所講的"文"基本上是禮、樂、詩、書等等，但在韓非子這裡，已經不僅僅是這些了，還包括"文麗"、"文飾"這些東西。他說："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他最後得出結論說："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韓非子對於"文"和"文飾"這兩個方面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與否定，這種批評與否定的目的當然是要回到法家的耕、戰這兩個基本點上去。
秦國當時在經濟方面確實發展很快，經濟實力也確實高於六國；在"戰"方面，其軍備實力更是高於六國，它高到什麼程度呢？根據有關軍事專家研究，秦國所用的箭的箭頭是七國之中水平最高的，符合現代子彈的彈道空氣動力學原理，其他六國的箭的水平就不行了，雙方對射，秦國的箭能先射到。秦國就是靠著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打敗六國，收拾了先秦的局面，一統天下。但是，這裡始終有一個問題存在，就是法家的這些主張除了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外，沒有其他的內容，故而它必然缺乏一個可以恆久有效的價值觀的支撐。因為雖然可以靠著功利主義的東西迅速強大起來，但也會迅速滅亡，這就是缺乏恆久有效的價值觀的後果，"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既是歷史的事實也是基本的歷史教訓。
什麼是價值觀或者什麼是恆久有效的價值觀？在中國古代，基本上只有儒家和道家的背後才有一個像樣的價值觀。所謂價值觀就是看其學說與主張裡面有沒有一個終極性的價值追求，這個終極性的價值追求在儒、道兩家那裡就叫——道。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文化整體上必然體現為"儒道互補"的原因，也是儒家最終能夠成為主流的原因。在先秦，最主"文"的是儒家，道家反"文"而又"文"，提出了一個在道家看來似乎比儒家主張的"文"更高明更超蹈的"文"。墨家、法家基本上是輕文和廢文，所以也就不可能提出一個能夠被普遍認可的"文"。
先秦的基本情況大約就是這樣。正因為如此，影響後世對"文"的思考的，實際上主要就是儒家和道家。也正因為如此，就形成了後世在"文"的觀念與論說上儒道互補的基本態勢與架構，也只有這兩家的東西在後世思想史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後世雖然在先秦儒、道兩家之上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是，其來源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先秦儒、道兩家。後世的人們在核心的價值觀上很難超出先秦的儒道兩家，所以大多只是在"文"的技術層面上發揮，在"道"的價值觀上無法超越而大多數時候是繼承，所以只能在藝術技巧上去發揮，可以說，先秦基本上左右了後世論"文"的方向與內容。
總之，先秦思想自由爭鳴，自由競爭，才結出了燦爛的思想果實。先秦這個時代令人留戀。
第二編兩漢時期的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