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或者《莊子》的問題也比較複雜，莊子或者《莊子》在我們的印象中是很浪漫的，《老子》讀起來沒有《莊子》那麼浪漫。《莊子》裡面運用寓言較多，這增加了考證難度。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說道家"出於史官"，傅斯年先生以為道家"有出於史官者，有全不相干者"，並認為"道家一詞，入漢始聞"。在他看來，說老子出於史官是可以的，但說莊子也出於史官是不對的，他以為莊子是"諸侯客"，或者是"獨行之士"，並把莊子與惠施、公孫龍、鄒衍、慎到等人都歸入"以言說侈談於諸侯朝廷"的"若後世所謂'清客'者"。這些清客的主要功能是"作為辯談以悅其'府主'"。他們是"供諸侯王之精神上之娛樂者"，而且有漢代事例"梁孝王朝武帝朝猶保持這個戰國風氣"可證。傅斯年先生的這些解讀雖然還需要學界更進一步的證明，但我認為傅先生的說法大體可信。清客一方面講故事或者作為談辯以愉悅府主諸侯，一方面也在這些故事和談辯中加入一點自己的"私貨"以販賣給府主諸侯，並不完全都是娛樂，可以叫做"寓教於樂"。那麼莊子和老子到底是什麼關係？或者莊學和老子之學到底是什麼關係？莊學和老子之學的差別確實很大。那麼，莊學的實質到底是什麼呢？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思考。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老子和莊子到底哪一個在前？在大家腦袋裡一定認為是老子在前，但實際上這個問題也非常複雜。我們講先秦的文化時，哪一個在前是非常關鍵的。在思想史裡，說老子在莊子之前，這是一種寫法，但是如果有人證明莊子在老子之前，那先秦思想史就變了，就應該改寫了。實際上，到現在為止，到底老子在前還是莊子在前仍然沒有定論。一般而言，大家接受的教育都是老子在莊子之前，這似乎已經形成了定論，但一個人學得好不好不是學了多少定論，而是學了多少不定論，就是你知道多少沒有答案的東西，而老子和莊子的先後就是其中一個待定的問題，只不過現在很多人習慣性地認為老子在前、莊子在後罷了。在現代史上，胡適寫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把老子放在中國思想史第一的位置來寫。他不僅認為老子在莊子之前，還認為老子也在孔子之前。
《中國哲學史大綱》寫出來後，梁啟超先生在北京大學哲學社發表了一篇演講去批駁，這篇演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叫《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其中關於老子部分就提出了六個方面的可疑和六個方面的批駁。他認為《老子》這部書的著作年代當在戰國之末。如果是這樣的話，莊子是在戰國的中間，那莊子就在老子之前了。你們不要以為梁啟超先生是亂說，他還是有很多強有力的證據的，到現在也很難推翻。其中有個證據是，他說，在先秦的思想家裡，最愛批評人的有兩個，一個是孟子，一個是墨子，如果是老子在前，為什麼這兩個人從未提過老子，批評過老子呢？《孟子》裡沒有提到《老子》的任何一句話，《墨子》裡面也沒有。另外，梁啟超說《老子》裡面有"仁義"兩個字連用的詞，而他認為這兩個字的連用在整個先秦是孟子的專利，但我們卻在《老子》裡面找到了。在他看來，是後出的老子看到了《孟子》，對《孟子》進行批判。
還有一個，他認為《老子》裡有句話"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也能夠提示很多問題，大家學過歷史，對官名應該有所瞭解，但是歷史學家們考證，春秋時代無此軍銜，那是戰國時期才有的官名。這是梁啟超先生的看法。錢穆先生也這麼看，而且還提到，如果莊子在後，那麼《莊子》內篇裡應該有引用《老子》的話，而內篇裡沒有引用《老子》的任何話。《老子》裡面有"三十輻共一轂"這句話，歷史學家證明"三十輻共一轂"的戰車在春秋時期還沒有，也是戰國時期才有的。這些證據雖然不能完全駁倒老子在前的說法，但是這些證據也是很難反駁的。所以，對於莊子和老子的前後問題，大家還可以繼續討論。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老子不僅是在莊子前，還在孔子前，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之前說的胡適先生，還有一個嚴靈峰先生。嚴靈峰先生原來是國民黨的將領，到台灣後就專門研究老莊去了，成了一個學者，他編了《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續編》、《無求備齋莊子集成初編》、《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將先秦以來註釋、研究老子、莊子的著作都收集起來了，為研究老莊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基礎。大家要研究老莊的話，這個材料是必須參考的材料。
中國的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儒、道、佛，大體態勢又呈現儒道互補的格局。人的一生必定要面對失敗、失意，儒家講君子要為己為人，講入世出仕，為天下幹出一番事業，儒家經典《周易》乾卦的"文言"講"君子自強不息"，坤卦的"文言"裡講"君子厚德載物"，自強不息這一面確實是儒家的強項，但是，如何面對人生的挫折也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孟子》裡面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但這後一面，就是退這一面，實際上儒家大多只是點到為止，而在這一面，道家闡述得很多。前面說過老子提出所謂生存的智慧，其中最重要的東西，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再絕望的時候也不要絕望。我讀大學的時候，畢業前最後一個學期上的最後一門課是《老子韓非子研究》。在最後一節課上，授課老師送給我們兩句話，這兩句話我現在都記得："崎嶇盡處是康莊，再絕望也不要跳嘉陵江。"這實際上就是道家的一個智慧。
如果用一句詩來說的話，那就是"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面對逆境，面對挫折，道家的東西確實能夠提供給我們生存下去的智慧和勇氣，這構成了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面，那就是韌性，正因為有韌性，所以才不會徹底的絕望，才能堅韌地生存下去。當然，這一面的東西也是構成阿Q精神的主要內容。如果對儒、道兩家的傳統進行比較的話，道家帶來的傳統的、負面的東西可能還要多一些。道家的東西原來也講修齊治平，講內聖外王，但在漢武帝以後基本上就退出了朝廷的"為治之學"、"為治之術"。它作為一種主流的為治之學已經不可能，因此基本朝著"為己之學"的方向發展。道教，在我看來就是這麼演化而來的。不能在為治層面有大的作為，就在為己的層面下工夫，變成了個人的修為，羽化登仙、長命不死等等純個體的追求就是其中的內容。道家生存智慧這種修為的高境界可以稱為林泉風流，修為差的就成了混世魔王或者小混混。
最後講一下關於先秦道家老子、莊子研究的相關著作以及目前研究的情況。關於《老子》，推薦大家去閱讀劉笑敢先生的《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論》。所謂五種對勘就是《老子》的五種版本"竹簡本、帛書本、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對勘。現在我們研究老子或者《老子》有個優勢，就是從地下挖掘出了《老子》的兩個版本，一個是20世紀70年代挖掘出來的西漢的《老子》版本，叫帛書本；20世紀90年代又挖出另外一個竹簡本《老子》，是戰國時期的。我們找到的版本離老子的時代越近，可信度就越高。現在要研究《老子》文獻，這兩個版本是必須參考的。
這兩個版本和通行的王弼注本有一定的區別，比如王弼注本第一章是"道可道，非常道"，而帛書本裡面是"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後者多"也"字，而且不是通行本的"常"，是"恆"，"恆"後來改為"常"是避漢文帝劉恆的諱，既然帛書本裡面有"非恆道也"這句話，顯然這個版本應該在漢文帝之前。從這些新出現的版本去發掘研究《老子》，可能會有新的發現。如果只看王弼本的話，確實是有局限的。關於莊子或者《莊子》的書呢，大家如果要看的話，比較經典的就是郭慶藩的《莊子集釋》。現當代人們對莊子、《莊子》進行研究，我還是再次推薦劉笑敢先生的《莊子哲學及其演變》，20世紀80年代就出版了，後面又出了修訂版。這是劉笑敢先生的博士論文，專家評價很高，這本書裡最能夠展示作者功力的、也是成就最突出的是他的考證部分。《莊子》內、外、雜篇的關係以及莊子寫的到底是哪一部分這些問題，在這個考證中得到了很好的清理與澄清，而《莊子》因為沒有從地下發掘出更早的版本，我們對其進行研究就只能找地上文物去進行，不像研究老子那樣還可以用地下出土文物旁證比照研究。地上、地下兩種材料結合叫二重證據法，但是，目前我們研究《莊子》只有地上證據。
另外再介紹一個研究《莊子》的專家，他就是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王叔岷先生。他的《莊子校詮》在研究界也很有名。王叔岷先生1939年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194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他的兩個導師一個是傅斯年先生，另外一個是湯用彤先生，但湯用彤先生當時在昆明，所以當面帶他的就是傅斯年先生。王叔岷先生在川大讀書時是個才子，寫詩彈琴。考上研究生之後去見傅斯年先生，一去就挨了一悶棍。傅斯年先生當時問他準備研究什麼，他說準備研究《莊子》。傅斯年先生當時就告訴他："研究《莊子》當從校勘訓詁入手，才切實。"王叔岷先生很不服氣，他認為莊子那麼浪漫，虛虛飄飄的，怎麼需要從校勘訓詁入手去研究。他把他寫的詩給傅斯年先生看，傅先生翻看他的詩後，對他說了一句話："要把才子氣洗乾淨，三年之內不許發表文章。"這一當頭棒喝改變了王叔岷先生的一生。三年下來，王叔岷先生真的就成為從校勘學、訓詁學出發研究《莊子》的學者了。王叔岷先生的《莊子校詮》在我看來也是研究《莊子》很好的著作，研究學風也很符合舊時川大的學風。
最後再介紹劉文典先生的《莊子補正》。他研究《莊子》很自負，自負到認為天下除了他就沒有人研究莊子。學界流傳一則趣聞，在西南聯大時期，有一次逃避日本飛機轟炸，劉文典先生在跑的過程中遇到沈從文先生。他看到沈從文也在跑，很不高興，說："我劉文典跑可以，但你為什麼跑。我跑是為莊子而跑，如果把我炸死了，中國就沒有人研究莊子了，你沈從文為誰而跑啊？"(大意如此)從這則逸聞趣事也可以看出他研究《莊子》非常自信。當然，劉文典先生的《莊子補正》是值得我們參考的著作之一。
二、道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