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禮之"別異"，大的方面而言就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區別。"別異"就是用一個系統的符號把一群人區別開來。中國古代所謂君臣、父子、夫婦的關係是最講究的三個東西，也是近代以來最要反的東西。其實若仔細看古代人的論述，並不是如近現代人所理解的那樣，如君君臣臣這個說法就不是無條件的，而是有條件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要按照對等的原則履行你的職責和義務。如果君不像君，那麼臣也可以不以臣之禮對君。父子也是，父慈子孝，父若不慈或者壞事做絕，那麼子也可以不孝。兄友弟恭，兄不友那麼弟亦可以不恭。以上是"禮別異"中最核心的東西。
當然，禮之"別異"也同樣包括社會分層這個重要因素。分層也是別異的最基本的內容，但儒家有個要求，"別異"而來的社會分層的目的不是為了讓雙方產生矛盾以至於發生衝突，而是讓二者之間互相認同而且樂於接受這個差異。這個認同的前提就是差異具有符合天理人情的依據，把人間原則上升到自然原則。關於禮，大家可以去看鄒昌林《中國古禮研究》，從中可以看出禮很廣泛的內容與功能。禮的"別異"功能在現當代的中國其實存在的份量當然遠不如在傳統時代了。傳統時代有一個禮叫射禮，而傳統中國的射禮分兩種，即文射和武射。
文射培養君子氣度，武射是培養武士俠客。文射有個基本原則是《論語·八佾》中孔子講的"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可見文射是培養心胸寬廣的君子人格。在古代冷兵器時代，武射是很重要的，但現在這個社會不需要武箭以衛社稷了，則只保留了文射，就是保留在運動會中的射箭項目。"禮失求諸野"，韓國、日本受中國傳統影響甚深，從中國傳入的射禮在韓、日兩國相對而言保存得更好，小學、初中普及射箭的程度超過中國，其射箭之文化精神基本上就是參照中國傳統中的射禮而來，既比技術，更比人格。這也是東亞國家在奧運會上射箭技術長期保持一流的歷史文化原因。
在這個意義上，禮樂確乎就是一種制度安排，如要追溯禮樂的淵源的話，那是非常遙遠的。大家可以看王國維的《觀堂集林》中《釋禮》一文對"禮"字的考證，用文字考證的方法把禮一直考到"事神致福"的禮俗。還有，楊寬先生的《古史新探》裡面也對禮之起源做了不少考證。我們都知道一句話"周公制禮作樂"，周公制禮作樂並不等於禮樂自周公開始，前面夏有夏禮，殷有殷禮，周公制禮作樂制的只是周禮而已。不管是哪個年代，總之它首先是一種習俗，然後上升為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安排的目的是什麼，就是別異，就是安排區別，而且是一種制度化的安排區別。
前面已經談到，"禮別異"的目的不是為了製造矛盾與不和諧，相反是為和諧創造條件。在古人看來，同者不和，和者不同，所以別異的"不同"指向的是"和"。與此相適應，"樂"的"和同"功能更加強化了這一方面的訴求，"樂"的社會性功能是成就這個"和"，成就這個社會走向和諧。傳統的社會政治制度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和而不同，差異主要是由禮來實現，"和"主要是由"樂"來實現，和而不同於是成為了一個社會的追求目標，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追求和諧社會。禮樂制度要實現的目標就是社會和諧，天下和諧。天下幾百年在禮樂教化之下又形成了一種文化上的精神與追求，我們一般稱之為禮樂文化。禮樂在禮樂社會，首先是制度安排，然後才是精神文化，這種文化也就是先秦文化的中心。一談到先秦的"文"，很多時候實際上就是指禮樂。
三、先秦的文化特點
有學者指出："'禮'在中國，乃是一個獨特的概念，為其他任何民族所無，其他民族之'禮'一般不出禮俗、禮儀、禮貌的範圍。而中國之'禮'，則與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學、習俗、文學、藝術，乃至於經濟、軍事無不結為一個整體，為中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總名外國之'禮'，隨著第一代文明的滅亡，就與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重要方面相絕緣，而不再向前發展。中國之'禮'則沒有間斷自己的發展。並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域。故從禮俗而發展到禮制，從禮制發展到禮義，既而又由禮制、禮義回歸到禮俗中國之'禮'固重於形式，故中國之'禮'是活在中國人心中的一個基礎。由是之故，從中西文化比較而言，中國文化使西方最感驚異者，莫過於'禮'。故從中外文化比較而言，'禮'為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徵，當是無疑的。"社會決定文化，對文化而言，先秦文化的主流就是禮樂文化。禮樂制度安排下的社會必然導致禮樂文化成為主流。先秦時期各家各派無論持守禮樂還是反對禮樂，均在禮樂文化精神的籠罩之下。
要追求和諧的社會，就要在社會中實行教化。教化分為兩個體系，一個是官員來教化，另外一種是教師來教化。官員教化主要是司徒掌管，教化普通百姓；教師教化主要是通過樂官，即掌管音樂的官員，教化貴族子弟，這就是孔子之前學在官府的現象。孔子之後有了私學，教化就不限於貴族子弟了，普及到平民子弟。前者的教化是一種直接的政治實踐，所謂牧民而已。對後一種教化而言，教化的目的同樣是為了實現社會和諧，但用什麼來教化？教本是什麼？是由禮樂制度幾百年凝結而成的典籍。孔子那時候整理了一些書籍，這些書籍前人應該也有所整理，孔子只是完成前人的志業而已。
儒家與教化雖然不能畫等號，但是在中國傳統的認知中，儒家又是以教化天下為職志的一群人。這裡需要區分儒與儒家，這二者不是一回事，先有儒，後才有儒家。儒的前身是樂官，學在官府的時代，樂官教育著貴族子弟，但後來天下大亂，禮崩樂壞，導致樂官失職，散佈民間，這些失業的人叫儒，所操持者乃是贊禮，有紅白喜事則請這些有著禮的專業訓練的人來操辦。對於儒而言，這就是一種求生存的職業。把這種求生存的職業變成一種有理想的職業，就已經是儒家了，這是從孔子開始的。孔子創立了儒家。孔子說"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大約就有這個意思，小人儒就是以此為職業謀生的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則是君子儒，這群人的教化手段就是在民間辦學，以提升人的人格境界。這方面大家可以參考馮友蘭先生的《原儒墨》一文。
先秦社會雖時有戰亂，但禮樂社會的架構仍然大體維持。直到孔子這個時代，孔子說禮崩樂壞，但再壞也沒有到我們想像的那個程度，起碼當時很多諸侯就不敢僭稱王，先秦時期的君臣之禮直到戰國末期才分崩離析。這是公共領域的情況。在一般夫婦、父子、兄弟、朋友領域，沒有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毀壞嚴重。孔子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八佾是天子之舞，八列每列八人，諸侯只能用六，六列每列六人，大夫是四，士是二。非天子而用八佾是僭禮，孔子感歎的禮崩樂壞主要還是在這一公共領域層面。
儒家持守著禮樂，同時也闡釋著禮樂文化的精神，這種核心的文化精神就是中和的文化追求。先秦禮樂文化對整個中國文化具有奠基性的、瀰散性的影響。這種文化精神我們一般可以簡化為中正平和。這一點在《周易》中就可以看出，乾卦裡六爻，要考察正不正，陽爻在陽位叫正，陽爻在陰位就叫不正，其他爻要麼中而不正，要麼正而不中，或者既不正也不中，唯獨九五爻既中且正，中國文化中所謂"九五之尊"的說法與此密切相關。蔣介石名中正恐怕也與這種文化價值觀有密切的關聯。這種文化精神的追求在人格上就體現為君子之風，在文化上體現為追求溫柔敦厚的風格。人和文在古代雖然是二分的，但又是一體的。所謂人文，人就是文，文就是人，人與文是統一的，文始終是和人的價值追求、人格風範等關聯在一起的。
先秦禮樂文化的中和的核心追求的瀰散性影響可以說覆蓋到中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中國文學直到清代為止，可以大致把握的、中國文學最基本的東西，那就是無論怎麼寫，都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拜倫、雪萊式的浪漫主義，中國人即使抒情，也不選擇噴薄而出，一般是吞吐而出，有所節制，有所收斂，這就是先秦禮樂文化大傳統所奠定的中正平和的文學理想。反應在詩歌上是主張哀而不傷，樂而不淫。這一核心精神不僅廣泛地影響文學創作，也深刻地影響中國的文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