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說，士大夫將天下的事完成了，需要休息，怎麼辦？詞來完成。從宋代來看，詞在宋代為什麼那麼興盛？這與青樓文化特別發達有關，詞是寫給青樓女子來唱的，別人一唱，更刺激了這些才子們的靈感，寫得越來越多，於是形成良性的互動效果，於是在青樓文化中，詞就成了有宋一代蔚為大觀的品種，從而主流的基調就成了詞就是兒女之情的代名詞，只是這兒女之情有濃艷與清麗之分而已。在這樣的氛圍中，蘇軾、辛棄疾那些豪放詞不得不成為詞中的支流。所以，看待音律派和改革派的爭論，我個人認為，不要什麼東西都往公領域的事情上靠，公領域有詩去完成就行了，詞就定位在完成詩難以完成的私領域。正因為詞主要是用於娛樂，所以能夠把形式技術方面的東西玩到非常精緻的地步。宋代雖然有詞論，相互之間也有爭論，但沒有寫出大部頭的詞論著作，到了清代才是詞論的高峰，出現了幾大詞話。一個是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另外一個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還有況周頤的《蕙風詞話》，這是清人論詞的三部巔峰之作。
(三)賦論
賦是中國古代一種獨特的體裁，基本上盛行於漢代，後面的時代雖然也有人寫賦，但都不是最主要的文體。關於賦的爭論，主要也集中在漢代，爭論的中心是賦到底有用還是沒用。一派認為賦完全無用，代表人物為揚雄。他說"彫蟲篆刻，壯夫不為"，當然這不是揚雄一以貫之的看法，他早年也是寫賦高手，大賦小賦都寫，但中年以後卻說這完全無用。他舉司馬相如的賦為例，武帝好神仙，司馬相如就寫賦諷諫君王，上了《大人賦》，哪知道《大人賦》一上，漢武帝不但沒有減輕愛慕神仙的趨向，反而更厲害。因為這個賦本來是為了勸皇帝不要去信神仙，但是前面寫的全部是神仙境界，最後才寫了一句勸諫的話，這就叫做"勸百諷一"。
賦在前面基本上都是鋪陳，才子們都害怕自己的才華不能充分發揮出來，所以就盡情發揮，把自己的才華發揮到最出色的水平，鋪陳天地，把優美絢爛的神仙境界都鋪陳完，這就在客觀上形成了"勸"或者鼓勵皇帝迷戀神仙的效果，等到在賦的最後說皇帝你不要迷戀神仙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揚雄說"覽者已過矣"，別人已經在神仙境界裡陶醉了，這句勸諫的話完全不起作用，被皇帝直接忽略掉了，所以揚雄據此認定賦不但無用而且還有害。另一派卻認為賦很有用，代表人物是班固。班固說賦是"雅頌之亞"，"與三代同風"，可以"潤色鴻業"。這個爭論持續整個漢代，雙方爭得不可開交，甚至需要皇帝出來調解。皇帝最後認為賦雖沒什麼大用處，但還是有點小用處，以為"辨麗可喜"，這算是以太極的手法解決爭端。這個爭論背後是有文化原因的，大概而言是漢代文化中楚化與儒化兩種文化力量衝突與融合的問題。既然要爭論賦，那肯定要爭論一個人，那就是屈原。
關於屈原的爭論最激烈的時代也是在漢代。為什麼要爭論呢？同樣是漢代文化中楚化與儒化兩種文化力量衝突與融合的問題。爭了半天，最後中國文化用了一個中和的標準來結束屈原與賦的爭論，就是把屈原打扮成儒家知識分子，以騷入風，把賦解釋為詩之流裔，以賦入風。中國文化就是這麼解決衝突的，明明你和我很不一樣，最後我把你闡釋出來，你是我的兒子，這樣矛盾就解決了，包括佛教進入中國時，中國文化對它的闡述也是這樣，這就是中國對外來文化的化解力，凡是和他不同的，最後一定說你和他差不多。但是到了近代，中國的這種化解外來文化的力量與自信心被中國一敗再敗的現實所打敗，文化自信心喪失後就全盤形成文化自卑感，直到現在。中國古代是外來東西全部被中國化了，近代以來是中國被別人化了。漢代是如何消化賦與屈原的，從中可以看出很多問題，起碼可以看出哪個時代是強大的，凡是強盛的時代都是把別人化了，漢代是這樣，唐代也是這樣。
(四)文論
這裡的所謂"文"指的是與韻文相對的散體文，散體文最核心的東西就是文以載道。詩是言志，文就是載道，不載道的"文"在中國傳統中被認為不是"大文"。所謂"大文"是中國文化中對"文"的最高標準，是與道同在、與天地同大的天地大文。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是這樣看待的，道家其實也主張文以載道，只不過他所主張的道不是儒家的道，而是道家的道而已。凡是不載道的文都只能叫"技"，古人稱之為一技一藝，玩物而已。所以，"五四"以後對文以載道說，對桐城派的批判實際上是有很多誤會的。要想深刻瞭解古代的觀念，就得按照古代的文化語境與文化背景去理解，才能同情瞭解古人的那些說法。道是什麼？道的路線圖是從天道到人道。天道是根據，人道是終極目標。這個根據用西方的話來說就叫上帝，在位格上相當於西方的上帝，但是西方和中國人談終極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中國人談終極的東西只是點到為止，點到後便不再具體而微地討論這個東西了。
而中國又沒有發展出上帝這樣的體系，只是發展出了比較有逃跑主義色彩的道家。道家叫逃跑主義，儒家叫入世干涉主義，儒家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道家是知其不可為而逃之。佛家認為知其不可為本來就是個偽問題，佛家要破我執他執，要全部破，破完了，那麼一切都是幻誕，都是空而已。而人道是需要入世才能體現的，而傳統中講的人道方面主要就是要持道批判社會而不是持道超蹈於世或者出世，天道一旦進入人世就是良心了，這就是人道，用王陽明的話說就是要致良知。對寫文章而言，天道的入世就是用文章批判社會，如果不批判社會，或者社會無道，自己絕望而不能去批判社會了，知識分子還是有退路的，這就是孟子所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後面一種選擇。獨善其身的時候就是用文章來寫天地境界，天道於是就表現在文學上了，以此寄托自己的幽思與理想，這大約就是宋明理學家的看法。過去很多人把文以載道理解為非常負面的東西，其實不然，只要深刻理解中國古代這個道的觀念，它其實是極富於現代內涵的。
(五)戲曲、小說論
戲曲、小說的地位在古代是比較低的，雖然戲曲、小說的淵源都比較早，但發展比較快，議論得比較多的是在明清。最著名的戲曲理論方面的著作有明代徐渭的《南詞敘錄》、明代王驥德的《曲律》、清初李漁的《閒情偶寄》等等。戲曲是有舞台要素的，所以不僅僅是純理論、純文本的問題，更多的是實踐層面的探討。戲曲也有音律問題，故而關於戲曲的理論也存在分野，或強調格律、音韻、用字、唱法等等以求"一字不乖律"，或主張戲曲創作不需要拘泥於格律、音韻而應該以戲曲的意趣神色為主。
"小說"這個詞最早出現於《莊子》一書中的"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似乎很看不起小說，以為小說是瑣屑不足論之言，僅僅是小道，和大道不搭邊。到了漢代，班固亦然輕視小說道："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裡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漢書·藝文志》。小說方面的理論主要是評點。小說的評點開始於宋代，宋代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啟其始，而著名的小說評點集中在明清兩代。最有名的評點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叫脂評。金聖歎評了很多，最著名的是評了六才子書。六才子書裡面既有小說也有戲曲。葉晝評點《水滸》，張竹坡評點《金瓶梅》。這些都是大的評點家，小的更是無數。
四、參考書目
最後開一個參考書目，除了前面介紹學科史時提到的那些著作之外，另外再給大家開一些書目：柳貽徵的《中國文化史》(寫於1948年，但到目前為止仍然是最好的中國文化史之一)，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李澤厚的《美的歷程》，郭紹虞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四卷本，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編《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下)。先簡單開這麼一些，以後講各編各章的時候再隨講隨開相關的參考書目。
第一編先秦時期的文論
引言
今天講先秦部分。前面說過，過去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分期有些問題，多是按王朝的政治史來劃分文學批評史或者文學思想史。但是，文學思想和政治史並不同步，有時候一個政治史已經結束，但某種文學思潮、文學批評的現象還會持續很長時間，從易代之際更可以看出這一點，比如初唐，初唐的風氣是魏晉南北朝的風氣，從文學思想的角度看，就不應該劃到唐代。怎麼來分期當然是個難題。雖然難，但在講先秦時可以給它一個基本的定位，先秦就是一個奠定基調的時期。
很多人把先秦定位為中國文學思想和理論的萌芽時期，但在我看來，這個定位是有問題的。為什麼有問題呢？我們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一樣，首先有個核心的不同，就是中國傳統核心觀念不是"文學"，而是"文"。其次，從比較文化的觀點看，中國文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梁漱溟先生在他的幾本書裡，包括《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中提出的中國文化在先秦已經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這個早熟是與西方比較而言的。我們知道西方歷史上描述古希臘的若干個說法，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中描述古希臘的社會與藝術，叫"高貴的單純"，馬克思說希臘是"正常的兒童"。希臘處於正常的人類童年時期，無論藝術、經濟還是政治都表現出兒童的天真與認真，中國先秦與之相比卻非常早熟。
早熟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在那個時代就超越了許多別的民族，缺點就是後人的壓力太大，此後無論是漢唐盛世，還是宋元明清，每個時代的人頭頂上都有一個高峰壓著。論散文，莊子已經是高峰。詩歌中，詩三百、楚辭也已經是高峰。論思想，則孔、孟、老、莊已然是高峰。所以說中國在先秦就形成了無數個高峰，後人壓力太大。壓力這麼大怎麼辦？於是中國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文化傳統——注經傳統。經學為什麼在中國那麼發達？這與前人已經把思想發揮到最高水平密切相關，後人只能在注經中發揮，在細節上發揮，而在核心的觀點上難以突破。中國文化翻了幾千年的觔斗，其實在核心的思想方面翻不出先秦這個如來佛的掌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先秦可謂是一個無文論的文論的高峰時期，根本原因就在於它為此後中國的文學思想定下了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