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用於西方是合適的，但用於中國就不合適，一旦用的不合適，那接下來包括制度層面、文化層面、觀念層面就跟著錯了，所以說，大家學這個學科不要動不動就說什麼封建社會、封建文人，說這些話是需要證據的，不是想說封建就說封建，而是必須證明。與這個觀點相關聯的就是中國人曾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論證中國有資本主義萌芽，如果你的觀點是認為中國傳統時期從秦代開始就是封建社會，那麼你就會去中國傳統社會內部尋找資本主義萌芽。
萌芽在哪個時候出現呢？經過學者們的努力，終於找到了，說明代中晚期就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從而在思想史層面就得出此一時期是中國的啟蒙主義時期，但可惜的是，這個判斷也被駁倒了，在中國古代既然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封建社會，那麼必然的結果也就根本不存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很多人研究明代中晚期的文學思想、文學觀念都用這個社會性質判斷作前提，從而得出了很多符合西方"啟蒙時代"特色而不是符合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本位的結論。為什麼社會性質的判斷這麼重要，就是這個道理。中國傳統社會到底是個什麼社會？我們具體講先秦的時候再給大家講，因為先秦就奠定了中國最根本的東西，包括社會形態、觀念世界、價值准則與思維風格。
三、中國古代文論的基本內容
下面交代一下中國古代文論的基本內容。雖然我寫的題目叫中國古代文論，但大家不要把這個名字看得太重，前面講了這麼多就是要你們完全不要被這個名字所左右。那麼，具體的內容應該怎麼分，或者分多少，這個有不同的分法。有的人是從體裁來分，有的人是從它的基本問題來分，即按照創作論、鑒賞論、本體論來分。實際上我覺得還是應按照中國原有的東西分，它有詩就是詩論，有詞就是詞論，有曲就是曲論。
(一)詩論
第一個是詩論。詩論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裡面最豐富的部分，因為詩文是文體裡最受尊崇的，詞、曲、小說、戲劇在古代文體裡，地位都不高。正因為詩的地位最高，所以關於詩的討論最多，從先秦開始即不絕如縷。整個詩論具體的東西我們後面各章會講，今天只談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詩的最核心的觀念。核心的觀念就兩個，第一詩言志，第二詩緣情。詩論裡面無論具體討論層面怎麼變，但萬變不離其宗，核心就是詩言志的問題，其他都是根據這個發散出來的。首先談一下志和情之間的關系問題，一方面是詩言志，一方面又是詩緣情，這就為二者拉開距離甚至於對立起來提供了可能性與條件，過去中文系的中國文學史教學流行一個說法，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突破了儒家詩言志觀念的束縛，進入到詩緣情的時代，然後得出結論，說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抒情的時代。我想，現在很多人也還是這麼認識的。
"詩緣情而綺靡"這句話出自哪裡？陸機《文賦》。《文賦》這篇文章又收進了蕭統編的《文選》中，而在唐代，《文選》有個李善注。李善注這句話的時候是怎麼注的呢？"詩以言志，故曰緣情。"這句話是說，正因為詩是言志的，所以詩也緣情。二者是統一在一起的，不是現代很多人強行論證的魏晉南北朝是個文學自覺時代，就把志和情二者對立起來的這種關系。這種論證把魏晉南北朝與漢代對立起來，因為把魏晉南北朝認知為抒情、緣情時代，即"文藝復興"時代，從而就有人把漢代認知為"中世紀"。這個方式的論證基本上連個感覺都不是，西方談一個東西都要分兩個層次，要麼叫意見，要麼叫真理，中國學界很多人談的問題連意見都達不到。實際上，志、情二者的關系，正如剛才我引李善注"詩緣情而綺靡"這句話所說的，二者之間不是對立關系，傳統中的基本態勢是情、志相對分離而又情志合一、情志兼盡。
那麼，為什麼詩言志這個觀念又是詩論中最核心的問題呢？這就涉及志的內容了。中國古代講志，一定是從個人到天下。二者之間必須循環往復地循環作用，不能夠僅僅停留在個人，這是古代人強調詩言志的時候最核心的內涵，這也就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基本精神，動不動就要以天下為己任，所謂"身無分文，心憂天下"。個人的詩寫的雖然是個人情感、個人遭遇，但更要從個體出發而體現天下關懷與天下政治的觀念。這個為什麼重要呢？因為它奠定了中國古代士大夫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寫詩絕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娛樂，詩是關乎天下的大事，這當然是陳義甚高了。為什麼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幾千年傳唱不絕？關鍵就是杜甫這首詩後面的那句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沒有這句話，這首詩就不是偉大的詩，就停留在個人的恩怨牢騷的抒發上了，但杜甫並不是這樣，為個人而怨當然合理，但從為己而怨走上為天下而怨，就是詩的位格的提升了，悲天憫人的情懷就溢於言表。古代中國雖然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強烈的宗教情懷與悲憫，但是有一種深刻的人文情懷與悲憫，而這種人文情懷就是"志"了。所以，總體而言，詩言志裡面的"志"包含的一個基本結構就是個人和天下。
但要注意一點，這裡所說的天下，不是指稱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中國古代社會沒有西方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觀念，中國古代流行的是天下觀。天下是沒有邊界的或者說邊界是非常模糊的，所以中國古代的地圖不是很好畫，民族國家觀念下面就要畫個明確的邊界線，天下觀，這個天下隨時可以向前推進幾百公裡甚至於上千公裡，也可能後退幾百公裡甚至於上千公裡，邊界是波動的。但要注意一點，這還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天下觀。傳統中國除了有地理意義上的天下觀，還有文化意義上的天下觀，凡是服膺華夏文化的就成了文明的民族，不服膺華夏文化的則為蠻夷，這一點在古代叫做夷夏之辨。傳統中有個觀念，什麼東西都可以亡，但有個東西不可以亡，文化、文明不能亡。顧炎武在談到亡國與亡天下之辨時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在顧炎武看來，"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匹夫沒有責任。但亡天下則匹夫之賤都有責任了，"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亡天下就是把文化亡掉了，禮義廉恥都亡掉了，人已經不是人了，就是把文明亡掉了。中國古代只要不亡華夏文明則心裡沒有那麼焦慮，但如果亡了文明，就不能接受了。在傳統中國，士大夫裹挾於王朝政治，又指向超越王朝政治的天下觀之下的天下政治，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要為天下政治而奔走呼號，所以學習古代的東西，大家要區別一個東西，就是王朝政治和天下政治。作為詩人，寫詩言志，那是代天下立言，為天下有道而奔走呼號。這是理解傳統"詩言志"說的時候特別需要關注的地方。
(二)詞論
詞在唐代中後期產生，唐代有詞但無論，論是從宋代開始的，宋代出現詞論。整個中國古代，無論在宋代還是清代，其實詞論主要分兩派，一派就是嚴格意義上的音律派，另一派是突破音律的文詞派或者叫做改革派。音律派主張依聲填詞，嚴格遵循音律規則，先有音律再有詞。李清照有句話"詞別是一家"就是這個意思，就是詞和詩不是一回事。在宋代，對音律的強調特別厲害，他們強調音律的優先地位，認為這才是詞壇的正宗，蘇、辛詞反而是別出，不是正宗的東西。詞論裡面主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到底是以音律為主，還是以詞為主，以此自動分為兩派。蘇、辛這群人抱負大，才氣也大，常常不受音律的束縛。正因為不受音律束縛，以文詞為主，這才有了以詩為詞、以文為詞，蘇軾就是以詩為詞，到辛棄疾時，差不多接近於以文為詞，把詞寫得像散文。這是詞論為什麼分兩派的最根本的原因。到清代其實也仍然是這兩派，只不過名字不一樣而已，但基本觀念是一樣的，只是清代對詞的討論更深入了。
詞不僅有音律的規定，還有另外一個傳統的問題，就是詞最初就被人們目為艷科，局限於花前月下，以艷詞寫艷情。後來，人們逐漸變革詞的艷科特色。北宋之後，不少人寫清麗之詞，脫去不少濃艷的脂粉氣，到柳永就開始用詞寫市民生活，寫一般的城市生活，蘇軾、辛棄疾等不僅寫一般的市民生活，還寫戰爭，還以詞言志。詞在音律派看來，用不著去關心這些天下大事，這些有詩去完成。詞乃是抒發詩不能或者很難抒發的那些情與情緒，用繆鉞先生的話說，詞乃是抒發"細美幽約"之情的，故而傳統時代人們對詞的主流定位是很不同於現代人的認知的，詞就在它艷詞艷情的范圍內，在人的私領域發揮功能。相對而言，詩是完成公領域之事的情志抒發，所以說詩的"志"一定要和天下關聯，而詞就不必了，詞就完成私領域的事情，實際上就是私領域裡面的高級娛樂。這種認知，現代人可能不同意，但這確實是傳統時代的主流認知，當然，這並不妨礙有人用詞去言志從而以詩為詞，以文為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