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3月，沈東曙很快從山西招到一批學生。茅於軾對此異常重視，早上6點親自到火車站迎接，70多歲的他全然不顧天氣的寒冷。這件事讓沈東曙很是感動，堅定不移地加入其中，成為富平學校年輕的校長。
2002年3月16日，富平學校首次舉行開學典禮，第一批只有50多名學生。大多數學員是茅於軾之前幫助的對象。然而，接下來的2003年，「非典」在我國大規模蔓延，國家採取了緊急限制人員流動的措施，富平學校連續10個月都沒有業務，造成了巨大虧損。
後來又發生了一場事故，富平學校還惹上了官司。同時，也喚起了社會對家政服務從業人員風險的關注。
2007年2月7日，富平家政服務中心的雷維菊給客戶兩歲的幼兒餵奶時，孩子出現嘔吐，就在雷維菊到衛生間放髒衣服的時候，孩子從沙發上摔下來，搶救無效死亡。
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一方面，在我國社會保障各方面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家政的需求量又與日俱增，這種供需嚴重不平衡的條件下如何防範家政從業風險；另一方面，個人和企業缺乏應有的保護措施，社會環境也造成了私有企業的生存困難。
這件事情最終以富平學校在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下賠償了對方50多萬的損失而告終。但是這些困難都沒有影響茅於軾扶貧的信心和決心，在幫助農民致富的道路上，這位老人依然義無反顧地前進著。
從創辦至今，茅於軾先後往學校裡貼了不少錢，但他仍樂此不疲。到目前為止，富平學校已經成功為社會輸送了19000餘名家政服務員，學校在家政職業化方面作出的貢獻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的認可。
隨著社會知名度的不斷擴大，各種各樣的榮譽也接踵而來：北京市社區公共服務優秀服務商、全國巾幗家政培訓示範基地、北京家政服務協會團體會員單位、北京市通州區培訓先進單位、北京家政服務協會常務理事單位、2004年先進民間組織、2007年北京市先進民間組織、2008年北京市先進民間組織等。
2008年，富平學校還榮獲「壹基金」所創立的「壹基金典範工程獎」，得到了100萬元獎金。
光環榮譽紛至沓來，茅於軾沒有因此而放慢扶貧的腳步，而是把眼光投向了更為廣大的農民身上。
8．土地與房價之辯
經濟問題是一系列問題，各種經濟現象之間都有必然的內在聯繫，比如房價問題，說到房價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土地。茅於軾認為，房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以土地拉動GDP上漲的主導作用，又加上房地產市場的巨大需求空間，導致了今天的房價居高不下。
茅於軾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現象歸根結底就是因為土地產權的不清晰以及政府對土地使用權的種種限製造成的。「18億畝紅線」的耕地保護政策更加給有土地審批權的政府部門提供了土地是否轉換的口實和政策依據。在這個中間，由耕地到非耕地的轉換環節會產生大量的腐敗現象，這些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講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可能這一政策的出台會加劇房價由於土地供給不足而產生的暴漲。
對於土地問題，茅於軾主張將其推向市場，由市場來決定土地資源的各種配置，包括這塊地是用做耕地、工業用地還是房地產開發。而這些的基本前提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即明確土地的產權，減少政府干預。
很多人都看到了這個現象，而作為經濟學家的那部分人，更是看到了土地產權和政府過多干預這個本質。不單單是茅於軾，周其仁也提出過同樣的問題，也提出了土地產權明晰化的觀點。可能正是茅於軾冒著全球糧食安全的大潮逆流而上，提出反對耕地紅線才遭受了反對和攻擊吧？我們相信，歷史自有公論。
房價問題的第二個原因是巨大的需求，茅於軾還曾經提出「房價太高是因為部分老百姓太有錢了」這樣的觀點，同樣引來一片非議之聲。
茅於軾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政府的土地管制限制供給是一個方面，而旺盛的需求也構成了房價上漲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改革初期，中國的分配機制失衡，收入差距拉大，一部分人處於貧困的邊緣，而另一部分人則相對比較有錢。目前我國市場投資途徑太過單一，對於有錢的那一部分人來講，投資無門，所以大量的本該投資其他行業的錢就湧向了房地產，從而導致房價的上升。
基於這種認識，茅於軾言論中「不是開發商心黑」之類的詞句自然不難理解。按照他的理解，作為中間環節的開發商自然不會也不應該是房價居高不下的始作俑者，然而這些言論被斷章取義地認為是在替某個利益集團說話。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茅於軾主張堅持自己的立場和良心，用客觀的聲音去說話。他還提出「居者有其屋」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但是政府沒有義務讓每個人都擁有對房子的佔有權，所以高調反對經濟適用房建設。
茅於軾認為，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存在適用人口的判斷問題，這期間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權力尋租空間極大，是滋生腐敗的溫床。回過頭來，看這幾年開著寶馬住進經濟適用房，大量經濟房用於高價出租的鬧劇全都印證了茅於軾的擔憂。
如何做到「居者有其屋」？他大力主張政府的廉租房建設，但是同時卻拋出「廉租房不應該建私人廁所」的言論，一時間引發了大量質疑，認為他存在對貧困人口的歧視。
事實上，茅於軾的看法是，廉租房是一種住房照顧政策，他主張按照以前「筒子樓」的模式建公共廁所。如果廉租房的居住條件與普通商品房一樣的話，一方面對花了大價錢購買商品房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另外條件的優越會使得一部分人即使自身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沒有搬出廉租房的動力，從而造成廉租房作為一種過渡產品的不可持續性和監管成本的增加。
對於不斷湧入城市的農村務工人員，住房困難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茅於軾提出給這些人「每戶每年1萬元住房補貼」的建議。
然而，這一提法引來各界的非議，有些人認為1萬元的補貼在大城市能「買幾塊磚頭」，也有人認為茅於軾不食人間煙火，根本不懂得農村務工人員的實際需求才提出了這樣不可思議的觀點。
對此，茅於軾認為這是一個可能相比廉租房更為優越的政府住房政策。廉租房建在哪裡是政府說了算，但是上班的人到哪裡租房是根據上班地點決定的。另外，把補助的形式變成錢可以增加房地產開放商和住房需求人員的市場行為，讓「看不見的手」去自動調節住房的供需平衡。
總之，茅於軾對房價相關政策的提議都是圍繞「市場主導」或「政府主導」哪個為核心的問題展開的，作為飽受計劃經濟發展模式之苦的老一輩經濟學者來說，提出這些開放性的觀點也不足為奇。面對各種不同的聲音，支持茅於軾的學者還是建議這些人不要急於下定論，而是要通過這些熱議的觀點多做些學習和思考，更好地理解各種社會經濟現象。
9．均貧富的大同理想
人類從古至今都充滿了對美好公平社會的嚮往，《晏子春秋》提出了樸素的均貧富的思想：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而更為我們熟知的是《論語》中的描述：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寧固守其窮也要追求公平的心態在我們的國民意識裡已經深深扎根。
但是現實中的「貧富分化」往往是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從12世紀中葉起，俠義之盜羅賓漢的故事就開始在民間流傳，作為「劫富濟貧」的形象代言人，反映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普遍心理，那就是「均貧富」。
在王權大於一切的封建統治時期，均貧富的概念是君王為了維護國家安定而實施的一種統治手段。到了近代，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許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種美好社會的構想，共產主義的美好預期迅速佔據了領導地位，成為幾代人以及未來幾十代人終身奮鬥的一個堅定信念。新中國的建立正是廣大人民眾志成城，踐行這一偉大理想的集中體現。
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卻迷茫了。過分迷信公平，使固有的「均貧富」思想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很多無辜的富人被無端地扣上「帽子」，為此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
作為從那個時期走過來的經濟學家，茅於軾深知那種暴力「均貧富」的弊病。他結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很多溫和均貧富的思想，在稅制改革方面的提議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茅於軾認為中國目前的稅收體制需要進行改革，他主張稅收的透明化和公平化，提出奧運獎金應該納稅以及國家領導人應該公開自己的稅務繳納情況等等。
在稅率方面，茅於軾主張要加大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徵收比重，同時降低其他稅目，尤其是涉及企業經營的增值稅、營業稅等方面的徵收比重。在他看來，個人所得稅是一個很好的「劫富濟貧」的手段，而其他涉及企業經營稅負的減征不僅不會降低政府稅收，反而會有所增加。理由是在現今企業高稅負的運作模式下，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逃稅、漏稅情況，這是一個不符合市場規律的現象，從稅款徵收與企業收益均衡的角度來看，這是政府強制力下的一個破壞平衡的體現。
相反，如果能把稅收調整到一個企業可以承受的範圍，企業便不會冒著受法律制裁的危險去偷稅、漏稅，反而會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2008年，當民眾對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呼聲越來越高的時候，茅於軾提出個稅起征點應該調高到8000甚至更高的觀點。因為在他看來，隨著生活水平和收入的不斷提高，原來的2000元起征點已經不適合社會的發展，增加了低收入群體的負擔。最好的方式就是差別對待，根據實際情況權衡政策的靈活性。但是由於各方面原因的限制，現在實行的是個稅一刀切的方式，他對這一方式表示了不認同。與此同時，茅於軾也提出調高個稅起征點並不是稅制改革的一個方向或者根本目的，最主要的是在稅收結構上進行調整，從稅收上鼓勵企業的發展，減少政府的干預。
茅於軾經濟上溫柔的均貧富思想還體現在他的教育理念上。他曾經提出「中國大學的學費還不夠高」、「窮人孩子上不起學是因為學費太低」之類的觀點，引起很大的轟動，反對者居多。在茅於軾看來，低學費表面上對窮人家的孩子有利，實際上是作為政府的教育補貼來講，富人家的孩子搭了窮人家孩子的便車。如果提高學費，用更多的獎學金、助學金、助學貸款等資助形式去幫助窮人家的孩子上大學，就可以起到教育上「劫富濟貧」的目的。
此類均貧富的主張和看法非議頗多，但茅於軾並不為外界評論所動，堅持著自己的主張。
大同理想的踐行者
離開一輩子後，他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上。從小到大，他一直是那個地方的目擊者。
——《尤利西斯》
茅於軾的一生跌宕起伏，波瀾不斷。從火車司機技術報國的理想到經濟學家思想救國的轉變，讓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有些人甚至把他稱為「經濟學界的魯迅」。
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1984年正式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研究經濟學，1993年與幾位知名學者一同創立天則經濟研究所。同時，茅於軾還相繼擔任了亞洲開發銀行註冊顧問、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能源工作組中方專家、太平洋經濟合作委員會能源組國際顧問組成員、LEAD國際培訓項目中國國家理事會成員、《中國經濟評論》（ChinaEconomicReview）顧問編輯、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等一系列的重要社會職務，經濟學巨匠的地位無可動搖。
然而，最讓人欽佩的是茅於軾的社會威望和道德。有人說，經濟學家是最會理財的，可是在夫人鄭燕玲的眼中，茅於軾是最不會理財的一個人，到菜市場買菜，同樣的價錢人家都是挑最新鮮的，而他卻專揀剩的拿，還振振有詞地說下到鍋裡又看不出來，一樣可以吃的，那些人都是不容易的，要給予幫助。
到超市買東西，他專挑快過保質期的買，理由是不影響使用，萬一沒人買又過期了會給企業造成損失，辦企業的人都是不容易的。此類的事情比比皆是，在很多人看來，茅於軾的行為簡直就是一個傻子，可是茅於軾那將心比心、真誠關心他人的道德境界正是如此躍然呈現。
但是茅於軾的道德觀卻不是「利他主義」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他就開始了對道德觀念的研究，提出了「功利主義」的道德解釋，並且呼籲「理性的道德」，更關注道德的底線問題，而不是一味迷信道德的力量。
2011年1月14日，已經度過了自己82歲生日的茅於軾依然關心著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
回看茅於軾的人生歷程，從苦難的前半生，到實現自己社會理想的經濟人生，從簡陋的住所到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其踐行「大同理想」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