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茅於軾，1929年生於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其父茅以新是鐵路機械工程師，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橋樑專家。
由於戰亂，茅家輾轉柳州、桂林、重慶等地。1946年，茅於軾從重慶南開中學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齊齊哈爾鐵路局，曾先後從事火車司機、技術員和工程師等工作。
從事這些工作期間，他一直未放棄自學經濟學。1985年，茅於軾調至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歷任副研究員和研究員。曾以訪問學者身份赴哈佛大學訪問。
1993年，茅於軾退休，與其他4位經濟學家共同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現任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代表作：《擇優分配原理》、《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誰妨礙我們致富》等。
1.飽經戰亂的名門之後
1937年7月7日，日軍製造「盧溝橋事變」，藉機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在弱肉強食的生存規則裡，落後就要挨打，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在一個總面積不足自己一個省大的彈丸小國的蹂躪下苟延殘喘。
這一年，茅於軾還不滿9歲，民族的災難在一個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心中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
茅於軾出身世家，曾祖父是有「鎮江第一代報人」之稱的晚清舉人茅謙，他組織創辦了晚清與《北洋官報》齊名的《南洋官報》，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茅謙還是我國近代史上頗具影響力的水利專家，著有《水利芻議》，迄今仍有重要的歷史參考價值。
祖父茅乃登，曾經是清政府江浙聯軍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部的部長，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功臣。父親茅以新是著名的鐵道機械工程專家，在抗日戰爭時期主持創辦了柳江機器廠，為湘桂地區的鐵路運輸作出了重要貢獻。茅於軾的伯父茅以升更是享有盛名的中國近代橋樑專家、土木工程專家和教育家，他主持設計和施工修建的錢塘江大橋，是中國橋樑工程史上一座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豐碑，結束了中國人不會修築現代鋼鐵大橋的歷史。出生在這樣一個聲名顯赫的家庭是上天的恩賜，同時也給茅於軾帶來了磨難。
1929年1月14日，茅以新的大兒子出世了，他就是茅於軾。由於父親工作原因，剛過滿月的茅於軾隨父母來到了杭州，在那裡度過了他幸福的童年時光。
可惜好景不長，1937年隨著日軍的全面侵華，中華民族開始了保家衛國的八年抗戰，國難當頭，小家無以安存，茅家的家境每況愈下。全家在父親的帶領下，輾轉於長沙、桂林、上海、柳州等地，最後到了重慶。在重慶南開中學，茅於軾念完了中學。
輾轉躲避戰亂的日子是難挨的，最讓人記憶深刻的就是餓肚子的感覺，這讓從小生活無憂無慮的茅於軾初嘗了人生的艱辛。
當一個人填不飽肚子的時候，其他如道義之類的情操便會顯得非常脆弱，最讓茅於軾心靈震撼的是在這個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流亡的難民不是相互幫助、共渡難關，而是趁人之危、偷盜搶掠。父親當時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一輛自行車——就是在那個時候被人偷走的。更有甚者，對幫助自己躲過日軍搜捕的山民非但不感恩戴德，還恩將仇報，意欲霸佔人家女兒，致使淳樸之人家破人亡、骨肉分離。類似的事件宛如刀刻一般，深深地留在了茅於軾的記憶深處。
那個時代賦予了茅於軾對改革開放後新一代青年人進行道德教育的歷史使命。
戰亂的顛沛流離和飢餓讓茅於軾對於社會底層的生活有了深刻的認識，關心幫助窮苦大眾成為了他失志不渝的信念。
艱苦的環境使得那時候的學生比和平時期的孩子更加珍惜學習機會，南開中學的教育不僅培養了茅於軾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能，張伯苓[張伯苓，現代教育家，原名壽春，字伯苓。他曾赴日考察教育，有感而返，將家館改建為私學。1907年，在天津城區南部的開窪地建成校舍，遂因地取名而成南開中學。1919年，籌辦南開大學。抗日戰爭前，形成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
]平等、自由、民主的辦學作風更是深深感染了他，對於當下教育制度弊病的直言不諱，在那個時候就深深地埋下了種子。
一輩子從事教育事業的張伯苓勤于思索，將畢生精力都獻給了教育事業。他堅持獨立的教育品性，在辦學模式上能夠不斷適應變化，積極幫助貧困家庭的學生入學。這些特點讓茅於軾日後想來，感悟頗多。
1946年，茅於軾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主要學習鐵道機車方面的課程，也算是子承父業，如果沒有那和平時期的「混亂年代」，茅氏家族裡也許又會出現一個工程師。然而，世事弄人，就在茅於軾工程技術生涯蒸蒸日上的時候，黑雲壓城。
2．和平時期的霹靂
1950年，新中國百廢待興，急需大量工程技術人員。當年，茅於軾畢業後響應國家號召，來到了當時條件比較艱苦的東北，在齊齊哈爾鐵路局開始了理論與實踐的第一次結合。
由於是大城市去的知識分子，所以茅於軾等人在鐵路局受到了特別的培養和照顧。茅於軾沾了眼睛不近視的光，更是得到了額外的機車駕駛實習機會。他雖然吃了不少苦頭，卻收穫極大，不僅學會了機車駕駛等技術，還提出了一個疑問並在以後的日子裡著力去解決，那就是如何在保證火車正點到達的前提下，用調節機車速度的方式使消耗的燃料最少。這也是茅於軾日後重構微觀經濟學的擇優分配原理的發端。
刻苦工作、勤備思考，並且不斷進行實踐，貢獻突出的茅於軾獲得了鐵路局先進工作者的稱號。他將這些經驗總結成文，發表在了中國科學院的刊物《科學通報》上，成為了結合實踐進行科學研究的先鋒人物。
1955年，茅於軾被選中調到大連參加鐵道部組織的牽引計算規程編製工作，前途一片光明。
規程編製完成後，北京鐵道研究院又把他調了過去，從事機車車輛性能的研究工作。當時的鐵道研究院在茅於軾看來，是一片大顯身手的沃土，因為那裡都是知識分子，人際關係簡單，所有人都在勤勤懇懇地為新中國的鐵道事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然而，欣欣向榮的工程師生涯很快便中斷了。1957年夏天，出差進行列車阻力實驗的茅於軾從報上看到了中央號召整風的消息，他以為是一種肅清社會風氣的運動，所以沒有在意。誰料想，正是這份隨意和獨立自由的性格特點，給他惹來了不小的麻煩。
時任整風討論會小組長的茅於軾並不知道為什麼要「反右」，但是對政府的信任與忠誠導致很多當時與他有同樣思想的人走向了「謬誤」的深淵。不同的是，有些人是「兇手」，而有些人是「犧牲品」。其實無論是哪個位置上的人，都是那個時代的「犧牲品」。
當時茅於軾家在王府井，離單位較遠，所以每天晚上結束討論前他離場。令他想不到的是，正是這1個小時的「早退」讓他戴上「右派」帽子長達二十餘年。
1958年，為了湊夠鐵道研究院5%的「右派」指標，茅於軾也「理所當然」地被打成了「右派」。對於茅於軾全家來說，這真是晴天裡的霹靂。在不知所以中，以一種稀里糊塗的方式被劃進了「右派」的行列，不但工資降級，茅於軾還被調到了北京東郊的環形鐵路做養路工，接受「改造」。
「右派」在當時是沒有公民權利的，茅於軾的著作《蒸汽機車操縱與焚火》再版不允許用自己的名字，只好改署自己的兒子「茅為星」的名字。尚在襁褓之中的嬰兒寫出專業技術類著作，想來也只有那個時代才可能發生這樣荒謬的事情。
1960年，作為「右派」分子的茅於軾被下放到了山東的籐縣。在籐縣，茅於軾靠在田間捉來的螞蚱和喝水來抵禦飢餓的侵襲，勉強活了下來。這段挨餓的經歷讓茅於軾日後對鋪張浪費深惡痛絕，每次看到宴席上剩下的菜，總是有些氣憤。
3．苦難之中的堅定
「右派」茅於軾謹小慎微，處處夾著尾巴做人，但還是避免不了被批鬥和謾罵，甚至毒打。
有人擔心現在許多網民在網上的謾罵會讓茅於軾受不了，但他覺得那些都是毛毛雨。他擔心的是中國的青年一代是非觀尚不成熟，很容易被誘導和利用，希望他們不要誤入歧途。
1966年9月下旬，茅於軾到大同機車廠進行勞動。遠離了政治中心北京，境遇反而有些好轉，茅於軾在大同先是在車間、農場勞動，後來由於鐵道部燃氣輪機車項目的技術人員不足，他又回到了技術工作的崗位。
1971年國慶，茅於軾獲准回北京探親，他揣著那張異常珍貴的「探親證明」回到了北京。不料一到北京他就被抓了起來，硬說他的證明是先蓋了章後寫的字，茅於軾與十幾個人一起被關了三天三夜，錯過了假期，只得又回到了大同。
絲毫沒有安全感的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茅於軾此時更加堅定了學習的信念，他利用一切機會努力充實和提高著自己，藉著自己在上海交通大學打下的堅實的理工科的底子，又自學了偏微積分、傳熱學等新的課程。
也正是在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間，茅於軾堅定了日後研究經濟學的決心。
在他看來，中國貧困的原因不在於沒有公平、不在於沒有勞動，而是在於「公平」的束縛下完全喪失了資源運作和分配的效率。
全民貧困的時代背景下，致富成為了一種可恥的事情，這種心理障礙一直延續到今天，「仇富心理」普遍存在於國民心中。當多年以後茅於軾提出「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時候，誰可以體會到這些話背後的艱辛？「仇富安窮」，社會就永遠不可能進步，在一個人人以窮困自豪的環境中，又有誰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創造社會財富呢！
在大同的勞動中，茅於軾切身感受到了貧困地區的落後狀況。改革開放以後，他利用個人之力，幫助了無數貧困地區的農民走上了致富之路，這是後話。
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茅於軾逐漸將目光轉移到了社會經濟現象上，雖然當時還不知道什麼叫做「經濟學」，但是他已經從深刻而艱辛的社會探索中感覺到了作為「經世濟民」的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性。
茅於軾曾經說：「我有一個特別強烈的願望，就是使我們國家富裕起來。後來我發現，國家更需要經濟學，於是開始轉方向。」正是這樣一個認識上的深入，讓他下定決心從工程技術轉向了經濟學的研究。
4．工程師到經濟學家的華麗轉身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茅於軾回到了北京鐵道研究院運輸經濟室，參與課題「鐵路列車的重量、速度、密度的最優組合」的研究，後來這一課題的研究成果還獲得了鐵道部的獎勵。
這一時期，茅於軾憑借自己對現實的經濟觀察以及對經濟學敏銳的感知推導出了擇優分配原理，並開始給研究生講授數理經濟學的課程，期間宋國青、張維迎、王國鄉都聽過他的課，這幾位後來都成了我國經濟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前任院長張維迎提到茅於軾，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說他是自己「最欽佩的經濟學家」。
1978年，中央開展「撥亂反正」工作，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引發了一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知識分子終於可以揚眉吐氣地發表自己的觀點了，封閉多年的言路敞開。
那一年，是新中國發展史的一個轉折點，標誌著中國踏進了改革開放新紀元。經濟學作為一門自由的學科重新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事實上，從那時候起，我國學者才真正開始用一種客觀的眼光看待這門古老而年輕的學科。
改革進程不斷加速，茅於軾也於1984年迎來了人生的又一重大轉折。
這年春天，在好友王國鄉的引薦下，茅於軾認識了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的李慎之[李慎之（1923年~2003年），哲學家、社會學家。無錫人，曾任周恩來外交秘書、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資深新聞人，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20世紀下半葉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
]。當時茅於軾興趣越來越偏向經濟學理論，對鐵道研究院的工作開始感到厭煩。王國鄉得知後，帶他敲開李慎之的家門。茅於軾簡單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又呈送了一份簡歷。秋天到來的時候，茅於軾坐到了美國研究所的辦公室裡開始上班了。研究所裡的學術氛圍十分融洽，茅於軾初來乍到也不感到拘束，很快便結識了大批頗有造詣的學者。
李慎之是一位崇尚自由的人，對大家的管理比較寬鬆，每年只要寫幾篇高質量的論文，其他時間基本上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當時，茅於軾開始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產生興趣，投入到擇優分配的研究中。就這樣，一個50多歲的老人，義無反顧地開始了他的經濟學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