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文提出，世界各國的農業都是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進行的，不管是發達國家的農場式經營方式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小單位傳統經營方式，都體現著農業的這一基本特徵。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農村需要一個相當於城市來說更加寬鬆的居住環境，這也就決定了農民住公寓式樓房肯定是不利於農村經濟發展的。
農場式的經營方式需要有地方養豬、養牛、養雞、養鴨，我國目前的家庭小規模承包經營也需要有一定的場地來放置農具、化肥、飼料等農業必需品。一旦搬入了樓房，公寓式的住宅會給農民的農業勞作帶來很大的障礙，一方面是集中建設起來的公寓離農民勞動的土地距離增加，不便於到田間地頭勞作；另一方面，樓房的集中性不再允許每戶都有一個獨家的小院，不僅家庭小養殖無以為繼，農具的放置也會成為一個大的問題。
有些地方的農民剛搬進新公寓的時候喜氣洋洋，感覺自己終於跟城裡人一樣住上了樓房，但是沒過多久就發現了問題，甚至要求搬出新的居所，回到原來的那種居住環境中去，這些都可以說明對農村進行盲目改建所造成的不良後果。陳錫文主張在建設的過程中不破壞農業發展固有的規律，他在農村住房方面的態度就集中體現了這一觀點。
這幾年新農村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2006年1月1日起，我國全面廢止了農業稅的徵收。這一舉措標誌著在我國沿襲兩年餘年的農業稅制的終結，也反映了我國在城鄉統籌發展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不僅徹底結束了以前農業生產為工業發展服務的格局，還順應了「工業反哺農業」的惠農趨勢。不僅如此，從那以後，國家在農業方面的補貼也逐年增加，讓農民真正享受到了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實惠，共享了改革成果。農民由原來幾乎是改革「局外人」的角色進入到「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軌道當中，為我國的城鎮化建設之路做好了又一堅實的鋪墊。
在取得一系列成績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新農村建設工作才剛剛起步，我們的農村發展道路還有很長。
現在已經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陳錫文在參與中央農村經濟政策制定的同時，作為一名經濟學者，還提出了一系列有利於農村長遠發展的建設性意見或建議。保護耕地和糧食安全是當今時代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陳錫文在這方面態度非常鮮明。
7．嚴守耕地紅線
國務院2006年~2020年的全國土地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確保18億畝耕地紅線的長期規劃目標，這一規劃旨在確保作為一個有著全世界1/5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的糧食安全問題。
但是對於這一提法，學術界存在一些不同聲音。主要觀點是認為這一做法，尤其是對耕地紅線的劃定限制了土地供給，這樣會助長作為土地供應下游的房地產市場的波動，最主要的是進一步引發房價的上漲。
從現實中的情況我們也可以看到，靠近城市的耕地一旦變為建設用地，收益肯定會遠遠高於其作為耕地時的農業勞作所取得的收益，這也成為社會上為了短期的利益而唱衰「耕地紅線」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這樣的看法，陳錫文認為，首先應該分清楚土地和耕地的區別，我們十一五規劃綱要要求守住18億畝的「耕地紅線」，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耕地對於我國的糧食安全有著重要的作用，而房子的建設不一定非得以佔用耕地為先決條件，山地、丘陵等許多不利於耕作，不能夠種植莊稼的土地都可以「種房子」。所以，陳錫文建議多到山丘、丘陵地帶去蓋房子，為了我們的未來，為了子孫後代的可持續發展，不要佔用我們的耕地。他還舉例說歐洲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就建設有很多山城，其目的就是為了要保護耕地。
現在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糧食安全問題日益被忽視，隨著國際化、全球化經濟的發展，有些學者甚至提出不需要自己去保證糧食安全，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國際市場來解決。陳錫文對這種觀點持明確的否定態度。雖然我國最近幾年的貿易順差為國家帶來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在國際市場上，中國政府算得上一個「有錢人」，但是對於糧食生產這樣一個關係國人生計的問題，國際上眾多國家都把它當做是一個國家戰略安全問題來對待。所以，如果要到國際市場上去買糧食，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有錢能不能買到你需要的糧食。
以小麥為例，一旦中國敞開了進口小麥的大門，那勢必會導致國際糧價大漲，中東還不要緊，因為那裡相對也比較富裕，但世界上那些相對較貧困的國家呢？這無疑是在助長中國威脅論的說法。另外，像中國這樣一個大的買家，不管到哪個市場上進行糧食收購，賣方都會抬高價格，這在經濟上也是一種損失。所以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糧食安全問題絕對不能靠國際市場去解決，這跟有錢沒錢是沒有關係的，它關係著我們13億人的吃飯問題。陳錫文也因此強調，在國內必須要保證糧食需求基本自給。
嚴守18億畝耕地紅線，大力進行糧食生產，確保中國糧食安全，從短期來看，確實損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從一個國家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是符合人民整體利益的。
陳錫文的觀點與高層決策者的觀念暗合，從一個更為廣闊、高遠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的角度確保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吃飯安全問題，更是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了一片可耕種的土地。鋼筋混凝土的發展模式之下，如果沒有飯吃，一切都將成為泡影。守住一片耕地，我們就為後人留下了一份希望。
但是，在現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為了土地出讓金的收入，不惜以各種名目超出國家規定的數量進行土地徵用，而現實中的土地非法佔用處罰力度又相對較小，甚至於存在一定的「定罪盲區」。這種行為不僅侵佔耕地，影響糧食安全，還由於土地的佔用造成了農民和地方政府的衝突，產生了比較惡劣的社會影響。
8．城鎮化過程中的農民權益保障問題
農村城鎮化是伴隨我國城鄉統籌發展而生的一個熱點話題，一方面我們要進行新農村建設，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用城鎮化的方式讓更多的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變為城鎮居民，這兩者看似對立，其實是相輔相成的。有些學者認為，農村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的一個經濟增長點，如果這一點做不好的話，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可能前功盡棄。所以，城鎮化問題隨之被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陳錫文認為，在我國實行城鎮化就是要把農民從土地轉移出來這樣的初衷是沒有問題的，但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合理規劃經濟佈局，加快中小城市發展，為農民的轉移提供更多的條件。
我國人口基數很大，即便是有70%的人都變成了城鎮居民，留在農村的人口絕對數還是非常龐大的，所以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必須要兼顧各方面的利益，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新農村建設，尤其是農村管理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絕對不能忽視，要使農民共享改革的成果。
對於城鎮化過程中最突出的佔用農民耕地的矛盾衝突問題，陳錫文認為相關方面的法律缺位或者有法不依是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
違法佔地這樣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員的行為，在我國的法律當中有關違法佔用土地行為的界定有一個限制條件，那就是「徇私舞弊」的前提。對於違法佔地這樣一個事實很容易確認，但是不是因為「徇私舞弊」就難以查清了。即使經過立案偵查，最終確認是因為徇私舞弊而違法佔地，最終該官員的罪名也會轉移到貪污上去。所以這條法律本身就存在很大問題，不具有可操作性，這也是造成違法佔地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7年到2008年，國土資源部進行了力度較大的土地違法案件查處工作，有上千名官員因此獲罪，但是土地違法案件時至今日仍然是層出不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陳錫文所謂的法律的不完善，另一方面恐怕也與當年土地財政和高房價的誘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城鎮化過程中還出現了這樣一種怪現象，就是人在城市戶口卻在農村，到了城市的農民不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一些地方出台了「兩換」政策，也就是拿農民的宅基地換房子，拿農地換社保。
對於這種情況，大多數經濟學者都持否定態度，陳錫文更是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是在人為製造不平衡。按照法律規定，宅基地和承包地屬於農民的個人財產，而社會保障是政府應該給農民提供的公共服務，用自己的財產去換取政府的公共服務，這個做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各地方政府可謂是花樣翻新不斷地推行著城鎮化之路。由於房地產市場的火暴，前幾年的「小產權房」[「小產權房」並不是一個法律上的概念，它只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目前通常所謂的「小產權房」，也稱「鄉產權房」，是指由鄉鎮政府而不是國家頒發產權證的房產。所以，「小產權」其實就是「鄉產權」、「集體產權」，它並不真正構成嚴格法律意義上的產權。說得再直白一些，「小產權房」是一些集體組織或者開發商打著新農村建設等名義建成並出售的，是建築在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或是由農民自行組織建造的「商品房」。
]逐步走入人們的視野。陳錫文認為這種做法具有嚴重「違法」性質，所以「小產權房」必須叫停。
很多人對此不是很理解，認為中央的這一決定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人們住便宜房的意願，也有些經濟學者認為「小產權房」開闢了新的住房市場，並主張將這一經濟行為合法化。陳錫文表示，農地農用是為了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小產權房」很多是將其他用途的土地用做了蓋房子，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也跟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耕地紅線精神相違背。
更為關鍵的問題是，被擠出了耕地的農民，權益如何得到保障？這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維繫社會安定的重大問題，所以「小產權房」必須叫停。但是同時，他也表示應該保護盲目購買了「小產權房」的消費者的利益，希望政府酌情進行考慮和照顧。
在這個問題上進行延伸，陳錫文還主張要嚴格執行國家的土地規劃政策，專地專用，只有貫徹了這一根本的用地「大綱」，才能使違法用地的情況得到遏制，也才能更好地保護農民利益不被侵害。
不能再對不起農民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真理有時像黃金一樣，總是沉於河底，而那些像牛屎一樣淺薄的東西，卻漂浮在上面，到處氾濫。
——培根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當下的喧嘩，被後來者視為浮躁。很多時候，那些真理被表面的繁榮遮掩，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就像培根大聲咒罵的那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真理有時像黃金一樣，總是沉於河底，而那些像牛屎一樣淺薄的東西，卻漂浮在上面，到處氾濫。」
中國的經濟問題複雜多樣，非一言可蔽之，然而剝繭抽絲，總有線索可循。古語有云，民以食為天，可見農業是社會的根基，作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數千年農耕傳統的國度，農業更是重中之重。但現實卻令人感到遺憾，農業和農民的權益頻頻遭受侵害，雖然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但農業的現狀還是令人憂心忡忡，無法釋懷。
很多經濟學家著眼宏觀經濟，歌頌稱讚GDP神話，為重工業、新興經濟搖旗吶喊，而農業固守者的身影卻異常少見。在這種環境中，陳錫文的存在讓人們對農業保存了一份敬畏之心。作為一名一直參與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三農專家」，陳錫文的全部學術研究都在服務於中國的農村問題。
從一個政策的研究者、建議者到制定者、決策者，陳錫文時刻牽掛著中國最廣大的農民群眾的利益。從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研究，到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建議，再到新時期的新農村建設，他以國家長久發展戰略和農民利益的保障為出發點進行研究和決策工作，在我國農業改革進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
陳錫文曾經說過：「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角度來看，沒有人能否認農業作為一個產業在所有產業中是最弱的一個。」自始至終，陳錫文都堅定地站在這個最弱的產業立場上，為之吶喊、為之諫言、為之掌舵。
最近幾年，隨著城鎮化加速發展，農民權益糾紛層出不窮，作為官方的經濟學者，陳錫文身份敏感，言論屢屢引發諸多猜想。表面看來，他那裡發出的總是一些官方的聲音，但是從其有些時候略顯無奈的表達之中，人們不難體會到隱含的另一種聲音那就是——「不能再對不起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