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陳錫文，祖籍江蘇丹陽，1950年7月生於上海市，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兼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多所大學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農村問題研究專家。
1982年，他從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擔任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3年後，因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建制劃歸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先後任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所長。
1990年7月，機構調整，他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先後任農村發展研究部副部長、部長、研究員、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4年後，抽調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保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2000年11月，他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他與人合著《農村經濟改革的系統考察》和《國民經濟新成長階段與農村發展》，獨立著有《農村經濟改革的中期綱要》，先後三次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和一次「國家科技進步獎」三等獎，是第四屆「中國發展百人獎」獲得者。他還參與起草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大部分農業、農村政策的中央文件。
1．與農村結緣
1949年是一個偉大的年份，新中國的成立讓舊有封建土地制度徹底瓦解。舊社會地主階級憑借對土地的擁有而對農民進行剝削的社會狀況就此終結。
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頒布實施受到農民熱烈擁護，一場具有社會主義過渡性質的土地革命拉開了大幕。
對於廣大農民來說，這部維繫其切身利益的法律規定了土改的總體方針：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區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依靠土地革命獲得群眾廣泛擁護的中國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以後，再一次給予農民土地的權益保障，讓其看到前景和希望。
土地改革在這一綱領的指導下，穩步有序地推進。到1953年春天，經過近3年的努力，除個別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完成了改革任務，徹底粉碎了統治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專制地主所有的土地制度。
土地改革的3年也正是新中國在廢墟之上重整河山的3年。伴隨著土地改革的進程，全國人民共同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困難，完成了農業生產的恢復任務，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農業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渴望已久的翻身，再加上土地改革初步勝利帶來的喜悅，讓全國人民對未來有了更為熱切的期盼。
1953年2月，《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的通過標誌著中國農業邁向了合作化運作的道路。然而，原計劃要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建立的合作社體制卻被逐步由熱情轉變為狂熱的群眾願望和中央的領導方針助跑，僅僅用了4年時間就完成了預計要15年才能完成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鑒於當時糧食的生產力水平低下，1953年12月，我國效仿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實行了延續30多年嚴格的糧食「統購統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一項控制糧食資源的計劃經濟政策。所謂「計劃收購」被簡稱為「統購」；「計劃供應」被簡稱為「統銷」。後來，統購統銷的範圍又繼續擴大到棉花、紗布和食油等物資上。這一政策取消了原有的農業產品自由市場，初期有穩定糧價和保障供應的作用，後來變得僵化，嚴重地阻礙農業經濟的發展。上世紀80年代改革之後，該項政策逐步被取消。
]政策，國家對糧食的控制權達到了絕對的集中。
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對整合農村零星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從而實現增產增收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然而過快的合作化之路卻導致了一系列問題的出現。
絕對平均主義使很多原來收入較高的農民利益受到損害，另外合作社的粗放式管理也使一部分處於管理地位的人有機可乘，假公濟私甚至盜竊公共財物的事件時有發生。最主要的是，這種發展模式禁錮了個人的自主性，在資源管理上也很不合理。幾方面的原因導致了生產效率不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的局面。於是，少數人紛紛要求退社，恢復家庭經營的自主地位，這些行為在當時強大的行政能力干預之下被迫中止。
1958年，全國又掀起了一場生產「大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害。緊接著1959年到1961年，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1962年，中央對之前的一些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並糾正了部分錯誤，從那一年起，國民經濟逐步得到了恢復，農村經濟似乎迎來了新的希望。
然而，1966年的一場政治運動徹底扭曲了發展的軌道，在這場歷時10年的社會動盪中，中國工農業發展幾乎被推向了崩潰的邊緣。1968年，毛澤東發出了「青年學生到農村進行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在這一響亮口號的感召下，當時的許多知識青年從城市來到偏遠的農村，長達10年的學業中斷給中國的未來發展留下了無法彌補的文化斷層。
陳錫文就是響應這一號召的學生之一，當年9月，他從上海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開始了他的農村鍛煉生涯。也正是這段記憶深刻的「上山下鄉」經歷，讓他深深地愛上了三農事業。
2．踏上農村經濟之路
在粉碎了「四人幫」以後，中國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隨著撥亂反正、衝破「兩個凡是」以後，農村經濟的改革也勢在必行。
一場自然災害成就了這場自下而上的農村經濟改革，並且從這裡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發生了罕見的旱災，為了調動農民抗災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給農民（即承包土地自主經營）的決定，這一舉措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第二年形勢急速好轉，安徽省不僅沒有因為自然災害重蹈歷史覆轍，很多地方還獲得了大豐收。
這一制度性的「權宜」變動，讓人們從中看到了農村經濟改革的一線希望。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每一次重大社會變革總會有一批人作為先鋒「打響第一槍」，而這些「先鋒」又往往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成就了「敢為天下先」的壯舉。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就是這樣被迫走上「不歸路」的，為了全村老少能有口活命的飯吃，生產隊幹部瞞著上級部門，衝破集體公社的約束，進行分田到戶的農村經營方式變革。
1978年年底，小崗村的全體社員聚集到一起召開了這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秘密會議。
會議作出了進行分產到戶，家庭獨立經營的決定，只要完成上交國家和集體的任務就行。他們甚至想到了在那樣的環境下，做這樣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可能產生的後果，約定一旦發生幹部被抓的情形，全村要團結一致，為他們送飯以及撫養子女。
這個被貧困折磨得幾無生存之路的小村莊，在一群大膽的村幹部的領導下，全村認可了這種分產到戶的約定，並忐忑不安地在約定契約上按下了手印，因為等待他們的是未知的命運。然而，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這個當時看來是「玩兒命」的集體決議竟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里程碑和重要突破口。
197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在這前一年，全國恢復了荒廢已久的高考制度，高等教育重現生機。當時許多知識青年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遇，跨入了高等學校的大門，陳錫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的。對為什麼報考農業經濟系，陳錫文表示在鄉下勞作的日子裡他看到了農村的現實狀況，認為中國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講就是農民的問題，他立志要解決這一問題。
那個時代的大學生與我們現在的大學生最大的區別就是經歷了艱苦的磨煉，有更多對社會和人生的認識。陳錫文在讀期間，由於上山下鄉的閱歷，加上所讀是農業經濟專業，所以被選入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進行農村改革方面的調研活動。1982年，大學畢業的陳錫文順理成章地被安排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工作，並且擔任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副組長。
經過大學農村經濟知識的系統訓練，又加上10年下鄉的鍛煉經驗，陳錫文對農村問題的研究非常順利，並且一步步深入進去。經過研究他發現，雖然全國農村都借鑒了小崗村「包干到戶」的經驗，進行了一場自下而上的農村經營模式改革，並且得到了地方乃至中央部門的認可，但是很多地方並沒有完全按照小崗村的做法進行改革，而是在各方面的約束之下，取了一個較為中間態的「包產到戶」的做法，這仍然存在一定的制約性。
所謂「包產到戶」，就是將集體的土地承包給農戶，並且以土地來制定其年產量，如果產量達到了這個規定的量，農戶將可以得到一定的約定報酬；如果沒有達到這個規定的量，農戶將得到酌情減少後的報酬；如果超過了這個規定的量，農戶不僅可以得到約定的報酬，還可以從超額部分中得到相當比例的分成。
陳錫文認為，在這樣一種分配體制當中，土地產出品的所有權仍然歸集體所有，農民只是在這樣一種集體的制度下為集體勞作而取得報酬的「打工者」。不過這相對於以往的「大鍋飯」式的勞作已經很大程度上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所以起到了促進農業發展的作用，但是這樣一種折中的改革作為一種過渡最終還是要被拋棄的，因為農民的自主經營權在這樣一種制度模式下還是難以保證。於是，產生了類似於小崗村的「包干到戶」[「包干到戶」也叫「大包干」，一般是農戶在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下，根據統一計劃承包一季或全年以至更長時間的生產任務。根據雙方簽訂的有關權利、責任和利益的承包合同，由農戶自行安排各項生產活動，產品除向國家交納農業稅、向集體交納積累和其他提留外，完全歸承包者所有。
]的生產改革模式。
「包干到戶」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就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一模式相對於「包產到戶」的方式徹底打破了過去的統一經營和分配的制度，確保了農戶在農業經營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極大調動了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增強了其進行農業技術革新的動力。
3．力主農村經濟結構調整
農村改革在中華大地上轟轟烈烈地展開，農業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糧食產量逐年遞增。到了1984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了8142.4億斤的歷史新高。從這個鼓舞人心的數據背後，陳錫文看到了農村改革的一個機遇，提出進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建議。
由於連年的豐收，又加上當時仍然存在的「統購統銷」的政策干預，大量的糧食被積壓在糧倉之內，不僅造成了巨大的倉儲費用，而且由於糧食的自然屬性，存儲時間長了就會造成很大程度的浪費。另外，由於糧價國家掛牌和供給大增的雙重影響，糧食價格不斷下跌，嚴重挫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所以，如何利用這些餘糧成為當時的一個重要課題，這關係著在農村經濟改革的第一次分產到戶的潛力爆發之後如何二次啟動農業經濟發展的問題。
陳錫文主張要利用這個難得的機遇，抓緊調整農村經濟結構，從而實現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他認為，農業的發展就當時的現狀而言，還處於一種小規模作業的原始狀態，要想在這個層面上進行升級，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就顯得非常必要了。很多農副產品單純因為交通運輸的問題就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所以要抓住糧食豐收的機遇，把這部分餘糧所提供的資源投入到農村的基礎建設上去，逐步由「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化方向引導，讓便利的交通為農業經濟的市場化提供基礎支持。
另一方面，陳錫文還看到了農業生態系統的保護問題，他還主張利用這部分多餘的糧食作為投入，加強對農業生態系統的改善。
在這個問題上，他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因為作為生態環境保護這樣的經濟外生問題來說，單靠個體或者一些中間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有時候為了一些局部或短期利益可能會損害到整體生態系統的利益。所以在種植業內部、農業內部和農村內部這三個層次的生態系統改善方面，要在政策和技術兩個層面上入手，以求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