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科院，楊小凱邊工作邊系統地學習經濟學的各種基礎理論，準備厚積薄發。當慢慢整理好了自己腦海中的知識碎片後，楊小凱逐漸產生了對經濟學的獨特理解。1982年，楊小凱被聘為武漢大學的經濟學系講師，主講數理經濟學和經濟控制理論的課程。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學教學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教材的極度匱乏，由於長期對西方經濟學的封殺，教學中使用的大都是蘇式的以宣傳說教為主的政治經濟教材。
楊小凱為了教學的方便，除了翻譯一些國外經濟教材外，還自己編寫了兩部教材——《經濟控制理論》和《數理經濟學基礎》。書中不僅介紹了經濟學的一些基礎原理，還建立了一些計量經濟學的模型。
這些教材後來成為許多人瞭解西方經濟學的窗口，還引起了當時訪問武漢大學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的注意。在鄒至莊的幫助下，1983年，楊小凱被錄取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博士研究生。縱觀中國的文化歷史，管鮑之交、蕭何追韓信等，從來都不乏舉賢薦能的俠義之輩，有些甚至因此惹禍上身，但是這個傳統卻一直延續至今。
當楊小凱的出國手續因為「政審」卡殼之時，鄒至莊再次伸出援手，給相關人員寫信求助，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劉道玉[劉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棗陽人，漢族。著名教育家、化學家、社會活動家。1977年，出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為高教戰線上的撥亂反正和恢復統一高考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981年至1988年起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是當時中國高等院校中最年輕的一位校長。現任劉道玉教育基金會會長。
]同樣是一位極具道義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教育家，他看到信後批准了楊小凱的出國申請。幾經周折，楊小凱終於在1983年來到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與此同時，楊小凱的歷史問題也得到了公正的評判，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審判結果終於還了楊小凱一份清白——《中國向何處去？》屬於思想認識問題，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構成犯罪。
背負了十幾年惡名，又因此失去了一位親人的楊小凱，此時已經不太在意這個宣判結果了，他一直相信在一個人民民主的國家，這樣的結果是一種必然，強權政治注定不會長久。
正是這一磨難使楊小凱產生了更為深邃的思想和憂患意識，當這一切在歷史的審判席上畫下句點的時候，他又開始了新的征程。
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對於沒有接受過絲毫西方經濟理論正規教育的楊小凱來說。在讀期間，鄒至莊教授對楊小凱關懷備至，常常給他打電話告訴其成績，這給了楊小凱莫大的鼓勵。僅僅用了4年的時間，楊小凱就通過了普林斯頓的博士論文答辯，不要說幾乎沒有任何學歷背景的楊小凱，就是一個從小學平穩讀到博士的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拿下這個學位也是很大的一個榮耀，楊小凱所付出的艱辛與努力可見一斑。
期間，楊小凱由於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圖書館看到了自己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引發了他對那段時光的回憶。1986年，楊小凱寫出了中文版的《牛鬼蛇神錄》，記錄了他在那段歲月中的點點滴滴。
1987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以後，楊小凱到耶魯大學做了1年的博士後。這段海外的讀書經歷讓楊小凱對現代經濟理論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
4．經濟學界的揚名
1988年，楊小凱得到了一個在紐約大學任教的機會，同時也遇到了一個需要選擇的問題，事關美國的綠卡。由於他在國內的特殊經歷，申請綠卡比較容易，但是楊小凱對故國父親的掛念和對那塊他誕生的土地的深厚情感，讓他放棄了申請資格。
放棄了這個難得的工作機會，楊小凱與妻兒在美國本就不富裕的生活變得更為拮据。這時候，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大學向他伸出了橄欖枝，給了他一年的教職。7月，楊小凱開始了他澳大利亞的教學生涯。在這裡，他度過了自己平靜的後半生，也是在這裡，他成為了享有世界聲譽的經濟學者。
剛開始上班，因為僅僅有一年的教職，所以家人對一年之後的去向比較擔憂。但是很快他們便發現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隨著在墨爾本大學工作生活漸入正軌，楊小凱開始釋放他積累已久的學術力量，投向世界頂尖經濟期刊的論文陸續發表，很快就獲得了終身教職，並且被聘為高級講師。1990年，楊小凱在著名經濟學者張五常的邀請下，到香港大學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經濟學課程講授。
解決了工作生活問題的後顧之憂，楊小凱與黃有光[黃有光，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6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教授，1985年至今任Monash大學講座教授。1980年被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研究包括中國經濟問題、福利經濟學與公共政策，提創綜合微觀、宏觀與全面均衡的綜觀分析法，與楊小凱合作發展以現代數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的新興古典經濟學。
]合著了他的第一部英文專著《專業化與經濟組織》，這是楊小凱多年來對勞動分工理論的系統總結。這本書傾注了楊小凱的很多心血，一直寫了兩年多才完成初稿。在這本1992年出版的經濟學著作中，楊小凱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超邊際分析法[超邊際分析法是楊小凱提出的，它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研究的一種分析方法。楊小凱獨創了超邊際分析法，並用此方法復活了亞當·斯密關於分工的重要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用超邊際分析法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新視角重整了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核心的多種互相獨立的經濟學理論，是經濟學發展的前沿課題。
]。
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多是以邊際分析[邊際分析法是這一時期產生的一種經濟分析方法，同時形成了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學派，代表人物有瓦爾拉斯、傑文斯、埃奇沃思、馬歇爾等人。邊際效用學派對邊際概念作出了解釋和定義，當時瓦爾拉斯把邊際效用叫做稀缺性，傑文斯把它叫做最後效用，但不管叫法如何，說的都是微積分中的「導數」和「偏導數」。
]為基礎而進行的，楊小凱認為，這種研究方式存在其內在的缺陷，即無法解釋分工問題，而他提出的超邊際分析引入了產品種類、廠商數量、交易費用等諸多主流經濟學所迴避的要素。楊小凱利用這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擴大了現代經濟學所研究的範圍，以前只是外生變量的勞動分工問題被納入到經濟學的研究範疇。
有些學者認為，楊小凱超邊際分析方法的提出是對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一次革命，他復活了以亞當·斯密為重要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也因此掀起了一場新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開闢了一個新的學科分支，被學界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
在《專業化與經濟組織》出版以後，楊小凱於1993年當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當年，藉著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機會，楊小凱帶著妻兒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看望了家鄉的父親。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孫子，高興得合不攏嘴。
可以說，楊小凱的這次回國有種衣錦還鄉的味道。看到了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更加深了他對這片古老土地的牽掛。面對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卻以另一種思路進行著思索。幾年後與時任北大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的爭論集中體現了他獨到的眼光和角度。
之後的幾年間，楊小凱奔波於世界各地的著名大學進行他經濟學理論的傳播和教授。
1994年，楊小凱被美國路易維爾大學經濟系聘為教授，同年成為哈佛大學國家發展中心的客座研究員。次年，被台灣大學聘為客座教授。1997年，成為美國著名經濟學雜誌《發展經濟學評論》的編輯，並在第二年到哈佛大學任客座教授。
在哈佛的日子裡，楊小凱完成了他的另外兩部重要專著——《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和《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這兩部著作發展了他早期對分工理論的研究，進一步完善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超邊際分析法的相關理論，確立了他在經濟學界，尤其是新興古典經濟學方面不可撼動的地位。
5．不忘祖國發展
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都有一種特殊的情結，那段往事作為一代人的精神烙印，永遠都不可能抹去。而付出了10年光陰的楊小凱，這塊烙印更是刻骨銘心。
1978年，對楊小凱來說意味著解放，對於整個國家來說，更意味著思想意識的「解放」。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了肯定，民營經濟以一種暗流湧動的方式在全國範圍內蔓延。在1992年，這股「暗流」得到了官方的承認，民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1993年，出國後首次回鄉探親的楊小凱親眼目睹了中國的巨大變化。之後的中國經濟更是迸發了巨大的潛能，不僅抑制住了通貨膨脹，還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侵襲，實現了經濟軟著陸，展現了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巨大優勢。這種優勢，被許多學者定義為「後發優勢」，也就是作為後起之秀，可以直接移植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實現跨越式發展。中國經濟的發展一度成為世界經濟學界的熱門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