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對於世界各國的經濟學者來講，有著不可抵禦的吸引力，對197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專門研究農業經濟的西奧多·舒爾茨[西奧多·舒爾茨在經濟發展方面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從而獲得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20世紀30年代後期和40年代，舒爾茨集中精力研究美國的農業政策。舒爾茨研究農業政策的成果集中收錄於他1943年∼1953年間陸續發表的4本著作之中。這4本書是：《重新調整農業政策》（1943年）、《不穩定經濟條件下的農業》（1945年）、《農業生產和福利》（1949年）以及《農業的經濟組織》（1953年）。後來他又把注意力轉到人力資本投資問題上。
]也是如此。對他來說，中國不僅是一個宣傳自己理論的最好的基地，同時也是找尋自己「衣缽傳人」的最佳地點。
1980年，舒爾茨受邀到北京大學進行演講，這對於剛剛開放的中國來說，尤其是封閉多年，而自身又有著深厚容納力和求知渴望的北大來說，是一件非常轟動的事情，坐席爆滿。然而，就在演講開始之前，一件事情卻困擾了北大經濟系的師生——缺少一名翻譯。
有人從北京外國語大學找到了一名研究生，但是最終被否定，因為這個人雖然深諳英語，但是一些經濟學的術語對於經濟學的外行來說，進行準確的互譯難度太大。這個時候大家幾乎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不僅英語口語流利，還精通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林毅夫。這次偶然的翻譯機會，再次為林毅夫贏得了一個難得的機遇，打開了他通向世界最高經濟學殿堂——芝加哥大學的大門。
舒爾茨的演講贏得了北大師生的好評，而擔任翻譯的林毅夫更是得到了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讚賞。演講結束以後，舒爾茨問林毅夫：「你想到美國讀博士嗎？」林毅夫當時不假思索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讓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另一個人生的轉折來臨了。
舒爾茨是研究農業經濟學的一位重要代表性人物，經過他的努力和發展，農業經濟學變成了現代經濟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他還對「人力資本論」及「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到了晚年，舒爾茨開始轉向第三世界國家農業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將自己的理論和思想在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進行推廣和實踐成為了這位耄耋老人的一個心願。在封門10年之後，他破例將林毅夫收入門下，可謂是用心良苦。兩方面的機遇和巧合，為林毅夫以後的經濟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舒爾茨回到美國不久，就正式向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推薦了這位中國青年，並且提供全額獎學金。能師從這種大師，林毅夫欣喜若狂。1982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林毅夫遠渡重洋，來到了具有世界經濟學聲譽的芝加哥大學，作為舒爾茨的「關門弟子」，開始了農業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
4．回國疑雲
林毅夫去了美國，這個消息傳到了遠在台灣老家的妻子陳雲英耳中，她難以按捺自己的興奮之情，決定要到美國與丈夫團聚。
林毅夫在台灣有個幸福的家庭，妻子陳雲英是他的大學同學，伉儷情深。林毅夫「神秘失蹤」以後，已經「身懷六甲」的妻子四處打聽他的消息，精神上遭受的重大打擊讓她終日以淚洗面。此後的幾年裡，她帶著一雙兒女堅強地獨自生活著。
得知林毅夫到美國讀書的消息，她當然喜不自勝。1983年，陳雲英通過了相關考試，申請到美國的賓夕法尼亞讀書，夫妻經過數年的分離，終於團聚。
此時，讓夫婦兩人擔憂的是一雙兒女還留在台灣。半年後，兒子和女兒終於被接到了美國，一家人在異國他鄉團聚。歷經波折和磨難的相聚更加讓人珍惜，而且林毅夫夫婦沒有被這盼望已久的幸福羈絆了前進的腳步，林毅夫刻苦研究和學習的同時，妻子也不甘示弱，先後取得了愛丁堡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林毅夫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從不間斷與老師董文俊的通信，講述自己在美國的所見、所聞、所學，有時候還調侃說很想念董老師做的紅燒魚。林毅夫憑著驚人的毅力只用了四年時間就拿到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並且到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完成了博士後的工作。
林毅夫在國外家庭、事業雙豐收，不免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忌。有人說，林毅夫不會回來了，把老婆孩子都接到美國去了。當時，林毅夫已經憑借其畢業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踐》獲得了國際經濟學界的認可，在美國安身立命自然不在話下，就是不回來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他的老師董文俊卻一直堅信這個人不是單單為了混個出國，惠及老婆孩子過個好日子的人，他有著更為遠大的理想和抱負。
誰知，就在1987年林毅夫即將回國的前1個多月，國內失去了有關他的一切消息。在這期間，董文俊也失去了和林毅夫的聯繫，雖然有些疑慮，但是他始終都沒有放棄對林毅夫回國的信心，只是覺得如果真的不回來，對於國內的經濟學界來說是一個莫大的損失。在那個年代，很多人都是一念之差就作出了回國或不回國的決定，董文俊擔心的正是作為一個年輕人的林毅夫的「一念之差」。最終，董文俊擔心的事情並沒有發生，林毅夫回國的前夕，給董文俊發了一封電報，說明了最後1個月之所以沒有聯繫，是害怕出現安全問題，直到拿到登機牌才發回了這個電報。
林毅夫不僅回國了，還帶回來了整整30箱寶貴的英文資料。經濟上並不富裕的他，肯為了這些資料花費高昂的托運費，其為了中國經濟振興而奮鬥的決心可見一斑，那些猜測也隨著林毅夫的回國煙消雲散。
日後有記者問及這件事情，林毅夫很乾脆地表示，雖然當時國內研究條件和美國相比有著天壤之別，但是對於回國這件事情，他卻「一點掙扎都沒有」。他還表示：「今天回過頭來看當時的決策是對的，因為現在中國發展得非常好。我比較運氣，這個時代給了我很多機會。但我並不是說一定是這個時代會給我什麼我才去做什麼，我想更重要的是要問自己能做什麼。」
對於有著自己人生理想和高尚追求的人，些許的誘惑是無法動搖其信念的。林毅夫用實際行動為我們詮釋了作為中國文人的這一「富貴不能淫」的文化品格。
回國後的林毅夫遇到了一點小小的麻煩，最終與他心嚮往之的北大失之交臂，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擔任副所長一職。當時拖家帶口的林毅夫自然需要一套住房，但是由於那時的北大住房緊張，很多老教師的住房問題還沒有解決，作為一個年輕學者的林毅夫，自然要往後排排了。
回母校任教的想法耽於一時，林毅夫面臨兩種選擇——當官或者做學問。當時董文俊雖然沒有直接給他建議，不過也表達了自己傾向於做學問的意思。最終，林毅夫放棄了到國家教委擔任國家合作司司長的從政機會，選擇了農村發展研究所，這也為日後他在中國農村改革方面作出的巨大理論貢獻埋下了伏筆。
5．創立北大經濟研究中心
漫漫歷史長河中，華夏文明一直走在人類世界的前列，然而清政府長達數百年的閉關鎖國和自大妄為的「天朝」情緒使其對現代工業文明的迅速發展視而不見。1840年，鴉片戰爭的槍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進入屈辱的時代，農業文明被發達的工業文明所蹂躪。許多有志之士一改過去的封閉思想，放眼世界，尋找救國之道，經過100多年的努力，終於在上世紀中葉迎來了曙光。1949年10月1日，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進入歷史發展的新紀元。
然而由於固守僵化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格局下，發生了「大躍進」、「文化在革命」等運動，中國人民又經歷了幾場「浩劫」。直到「文革」結束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才為探索中的中國經濟帶來了曙光。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到了90年代中期，已經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發展格局，各界知識分子，尤其是經濟學者，接過了振興中華的歷史一棒。而是否遵循經濟發展的規律，建立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擺在廣大經濟學者面前的一個理論難題。
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時的講話肯定了私有經濟存在的必要性，奠定了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與此同時，經濟學術界的研究也空前熱烈，大家摒棄了原來意識形態方面的種種羈絆，如脫韁之馬盡情馳騁在現在經濟理論的廣闊草原之上。
1993年夏天，分別從美國和英國趕到海南參加經濟學術會議的易綱[易綱，1958年3月5日生，北京市人，經濟學博士。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經濟系先後擔任助教、副教授，在1992年獲終身教職。2007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委委員。現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委委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
]和張維迎、林毅夫相遇，共同的理想和志向使幾個經濟學的「弄潮兒」一見如故。懷著「繁榮國內經濟學研究」的共同理想，1994年8月，林毅夫、張維迎、易綱、海聞、張帆以及余明德6個人在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吳樹青以及其他領導的共同支持下，在北京大學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力圖打造一個國際一流的經濟學科研和教學機構，同時也為中國改革開放與發展提供理論方面的支持。
成立之初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由林毅夫擔任主任。他重新回到北京大學時曾豪言道：「下一個世紀將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當時的林毅夫躊躇滿志，意氣風發。1992年，他獲得了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學獎」。緊接著，次年他又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青年科學家」稱號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大衛·萊姆經濟學家」的榮譽稱號。同年，他還獲得了國際經濟學界的認可，美國中國經濟學會授予林毅夫「終身成就會員」榮譽。同時，他還獲得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國家糧食和農業研究中心政策論文獎等。在這樣的成就和光環之下，那樣的豪言壯語顯然不是空話。回看中國近幾年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人們不得不為林毅夫當年的先見之明感到歎服。
1994年，北京大學正式確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實體地位，並進行了人事任命，辦公地點在北大老教學樓109號辦公室。從這裡，6位經濟學者開始了中國經濟夢想的揚帆之旅。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林毅夫的帶領下，發展勢頭迅猛，不但在國內站穩了腳跟，在國際上也獲得了肯定和眾多殊榮，成為中央政府決策的重要智庫之一。